挑起内讧 巧获提升
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不仅特工系统内的中统与军统矛盾重重，光是“中统”内部，就有好几大派。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中统”的开山鼻祖，徐恩曾就是他们的亲信、死党、嫡系。然而，“中统”里面还有朱家骅的人，尽管实力不如“二陈”，但时刻想翻身压陈。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野心很大，一直想要插手“中统”，把“中统”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间。这自然激起CC系的陈氏兄弟的不满。徐恩曾是“二陈”的表弟，李茂堂是徐恩曾的人，自然就是CC系在陕西省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CC利益，也为了自己跟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绑得更紧，扭得更实，李茂堂干事非常卖命。
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对此CC系陈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伏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以便打探敌人更多更高级的机密情报。
194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省党部礼堂里开年会。李茂堂抓住这个机会跳了出来，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年会上公开发难。
这一日，会议还刚开始，李茂堂就纠集了一帮人，借口朱家骅的红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王季高扣压CC系向上级的报告而提出质问。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在门外等待的CC系喽啰乘机闯进会场。他们关起大门，剪断电话线，对王季高等人拳脚相加，大打出手。
一顿拳打脚踢，王季高等人被打得躲藏到桌子下面。挨了打又受辱，王季高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一纸诉状告到他的后台老板朱家骅那里。朱家骅曾留学德国，当过北大教授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之一。得知自己的亲信被打后，朱家骅恼羞成怒，就请出蒋介石来主持公道。蒋介石开始也不知这是李茂堂所为，为了平衡关系，就下令彻查此事，找出兴风作浪的罪魁祸首。
朱家骅及其爪牙很快就把事情查到带头闹事的李茂堂身上。蒋介石侍从室责令陕西省党部发来命令：速将肇事主犯李茂堂及其同党押解重庆候审。打架的李茂堂等8人被戴上手铐，钉上脚镣，用军用机送到陪都。
这日上午的重庆机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架刚从西安飞来的军用机还没在停机坪上停稳，一队全副武装的宪兵就蜂拥而上，将它围得严严实实。
军用机的舱门打开了。出现在人们视线里面的李茂堂，腰板挺直，一脸铁青，唇角凝着冷冷的笑。
李茂堂用戴着手铐的双手，用力提起那一副紧紧锁住脚踝的沉重脚镣，被身后的押解人员用枪顶着，一步步走下狭小的舷梯。刚下飞机，一辆囚车就将李茂堂直接送进了大牢。
李茂堂是中统干将，抓了他等于打了陈氏兄弟的耳光。朱家骅的张狂激怒了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立即进行反击。他们向蒋介石状告王季高横行霸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造成属下强烈反感，情绪失控。对朱家骅及其亲信排斥异己一事，蒋介石早有耳闻。早在1936年朱家骅到浙江省政府当主席时，就对前任主席黄绍竑的手下进行“大换血”，引发诸多不满。王季高作为朱家骅的嫡系，秉承朱家骅做法在陕西也是结党营私，铲除异己。这次由李茂堂挑起，朱、陈较上了劲，“中统”内两大派系斗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里的“渔翁”，当然就是指铁窗里面的李茂堂了。李茂堂不是赌徒，但他却常以自己的荣辱沉浮去搏波诡云谲的前程、命运。所以，西安事变时就已蹲过一回班房的李茂堂这回更是神闲气定，看到双方较劲，他却偷着乐了。他相信，这次自己的胜算要比上次更大。
李茂堂相信他进了大牢，大牢外面的人一定比他更急。徐恩曾需要他，二陈也需要他！他们一定会两肋插刀，想方设法救他出去。
李茂堂算计得没错。不过，率先救他的并不是他的上司、同仁，而是他另外的一个朋友，是他一位古道热肠的生死之交——李江波。他的朋友李江波首先出马，为他四处活动。据李江波的儿子李中和后来说：“当年李茂堂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年会上带头打人，打了上级，上面怪罪下来，他就被抓到重庆去，要审判，判他死刑。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焦急万分，就要拿钱疏通。他一下子拿出5万法币作疏通费。当时5万法币不是小数字了。”
李江波何许人？他为什么如此仗义要救李茂堂呢？这个李江波，又名李辛淼，1914年生，陕西蒲城人，后来也成为共产党员。原来，李茂堂的父亲是私塾老师，他教过李江波。小时候李茂堂跟李江波在一块儿念书，一块儿玩大，比亲兄弟还亲。后来升学就业，也一块儿到了上海，报考无线电学校。在上海，李江波跟李茂堂一起考上了海燕工程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两人同吃同住，无话不谈。1941年，李江波回西安发展，经商致富，与人合股办了一家针织社，又开了一个磨坊，还有年均收入高达7千银元的房租，俨然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财主，东大街上的人都尊称他“李掌柜”。为人仗义的李江波没少为大牢里面的李茂堂花钱。他里外张罗，上下打点，大把大把的钱花得流水一般。
有钱能使鬼推磨，李江波的钱很快就起了作用。加上蒋介石与陈氏兄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国民党权贵之间的党同伐异，最后还是以CC系陈、徐的胜出告终。陈果夫取代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由谷正鼎接替。经常一番官场较量后，李茂堂也被无罪开释。
1943年的大闹省党部年会事件，李茂堂赌赢了这一把。尘埃落定，论功行赏。“中统”方面不仅用专机把李茂堂送回西安，而且还在西安剧场开庆功大会，对他郑重予以表彰。所有这一切，为他后来的升迁打下了基础。
为党除奸 保护电台
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李茂堂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4年夏，即CC系特务头子谷正鼎担任陕西省党部主任的第二年，国民党在西安办了一所关押我们革命同志的集中营。不久集中营的一部分同志暗中联系，成立了秘密组织，不断领导难友进行狱中斗争。敌人很恼火，想对我党同志进行暴力镇压，但又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于是他们策划了一条苦肉计：即利用一条癞皮狗（叛徒）混入集中营内部，鼓动大家越狱逃跑，一旦同志们越狱，敌人便用机枪扫射，进行血腥屠杀。
敌人这个恶毒的计划，李茂堂是在敌特联席汇报上获悉的。他立即设法通知狱中党组织，请同志们提高警惕。没几天，集中营又关进一批人来。其中一个人对老难友们格外亲热，难友们遭受打骂时，他总是便挺身而出，为他们打抱不平；平时，也特别敢于同看守所长等管教人员顶撞。
大家注意到，在每次与敌人斗争之后，这个人都被提到刑审室去“受审”。刑审室与牢房相隔不远，每次“受审”，大家都能听到他高声叫骂。“受审”完毕，他总是满身血污，不过却看不出多少实实在在的伤痕，而且他的饮食起居等与受刑前也差不多。于是，同志们心里就明白几分了。此人每次受刑之后，总要大发一通牢骚：“他妈的，这些狗日的手真狠，照这样下去，咱们非死在这里不可。咱们还是跑吧！等狗日的不注意时一齐跑出去！”
一天，大家正在集中营中劳动。不一会儿，所有警戒人员都不见了。这个人向四周望了一下，大声喊道：“同志们，机会来了，逃啊！”喊完，他便带头向后墙根跑去。我们的同志也跟着他一起跑，不过不是随他越墙，而是当他往墙头上爬时，几个同志蹿上去一把将他揪下来。大家齐声喊：“打死这只癞皮狗！”一顿拳脚，他就断了气。等到看守人员赶来时，地上已经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首。敌人的计谋不仅彻底失败，而且还搭上了一条癞皮狗。因为大家早已收到情报，知道了真相。逃犯被犯人打死，监管当局也无计可施。特务头子谷正鼎吃了一个哑巴亏，却不知破坏自己“妙计”的正是亲信李茂堂。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最安全的地方。王超北和李茂堂商量后，把中共地下党的两部电台，巧妙地将架设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和省政府主席办公楼附近的地下室里。离敌人越近，敌人越不容易怀疑。
然而，国民党的机密情报不断被共产党截获，并源源不断地发往延安，使国民党特务不能不警觉起来。他们出动了电台侦缉车，四处搜查寻找共产党的电台。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的办公地“止园”附近，有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在发报。特务赶紧向西北王胡宗南汇报，胡宗南二话没说，下令搜查。
一天下午，一群宪兵前往“止园”搜查。看到宪兵要搜查自己的办公地点，身为省主席和保安司令的熊斌很不高兴。熊斌，字哲民，1894年生，湖北礼山（今湖北大悟县）人。1909年入广西陆军干部学校步兵科。次年，任陆军第二十镇差遣委员，旋入奉天东三省讲武堂。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下任湖北军政府北伐第一军参谋。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任冯玉祥部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熊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l933年赴河北协助何应钦处理华北事宜，5月31日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名义任首席代表，与日本首席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抗战爆发，曾代理第三战区参谋长。1938年1月任军令部次长，5月兼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1941年7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同年8月兼陕西省保安司令。他自认为是党国的忠良，搜他的办公地点不等于在怀疑他吗？
带队的宪兵见熊斌满脸不高兴，只得请示胡宗南。胡宗南与熊斌通电话后，熊斌也只有被迫同意。
中共地下党早已得到密报，李茂堂已根据王超北的指示，抢先一步到“止园”后花园，指挥中共地下电台安全转移。当电台转移后，他带着几个中统特务搜查，一无所获后，从花园里出来。此时宪兵正要进去进行搜查，李茂堂向熊斌报告：“刚才我已奉令带人搜查过后花园了，没有发现共党的电台，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影。”李茂堂转身对带队的宪兵说：“如不相信，我们可以共同搜查一遍。”
宪兵见是中统特务头子李茂堂，心想既然他带人搜过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带队的宪法兵满脸赔笑地对熊斌说：“对不起，对不起！”熊斌怒目而视，训斥宪兵道：“你们都得了恐共病，都快给我滚开！”带队的宪兵喊了一声：“兄弟们，撤！”一伙人灰溜溜地走了。
1945年4月，中统局正式任命李茂堂为“中统”陕西省调统室主任，同时兼“中统”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后来又委以中统局专员。
还在重庆的大牢里面，李茂堂就老是在想，有朝一日，只要能活着走出去，他就会时来运转，会有更大斩获。而今如愿以偿，终于在“中统”陕调室里面当上最大的官。从此以后，李茂堂身价大增，陕西省中统头子郭紫峻、朱宜之、李犹龙，以及CC系骨干分子都吹捧他精明能干。李茂堂借机与军统特务头子胡国松、高强和途远举等人混熟，就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也不敢小觑他了。
延安之行 一箭双雕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赢得了最后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了！然而没过多久，整个中国的上空就密布上一层浓重的内战阴霾。为了进犯陕甘宁边区，为了搞到更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胡宗南启动了“潜谍计划”，一心想派人打入延安去刺探情报。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谁知胡宗南开出了天价，还是没人敢冒这个险。想到结果是有去无回，谁也不愿去白白送命。就在这个时候，李茂堂却像吃了豹子胆一样又一次主动站了出来，接下了去延安的任务。那“悲壮”的情形，就像当年主动请缨、执意去救蒋介石一样。
李茂堂说，他愿意以交通部邮电视察员的名义去延安，乘机刺探中共的战备情报。没想到，他话音未落，胡宗南拍桌翻脸，大喝一声：“好你个李茂堂，今天到底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来人哪！给我把这个公然背叛党国的‘共谍’分子拉出去，就地正法！”
胡宗南的奸诈在国民党里是出了名的。胡宗南不是没有怀疑过李茂堂。李茂堂在深得胡宗南的信任之前，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他的种种试探、考察。种种试探、考察无不暴露出胡宗南的阴险奸诈、诡计多端。只是李茂堂纵横捭阖、虚与委蛇，到头来还是成了胡宗南的“左右份”、“座上客”、“大红人”。西安城内也就时常有了李、胡不分家、李是胡的主心骨、胡是李的保护伞的传言。
胡宗南喜怒无常，说翻脸就翻脸，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此时还是有人对此大惑不解：不说过去你们的亲密关系吧，这次人家替你去完成掉脑袋的事，你为什么竟要拿李茂堂开刀问斩？
不等李茂堂反应过来，他的双手重又铐上冰凉的手铐，他的双脚重又钉上沉重的脚镣。胡宗南咆哮如雷，声色俱厉。胡宗南让李茂堂坦白。胡宗南给李茂堂三分钟时间，让他想明白了。胡宗南说：“你只要给我老老实实，原原本本，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交代你的“共谍”来历，还来得及，还能恕你一命，饶你不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李茂堂一脸苦笑，摇了摇头。胡宗南一挥手，他部下就把李茂堂拖了出去，扔上吉普，一路呼啸，直奔刑场。对李茂堂来说，这也许是直奔他离奇人生的最后一站！
刑场上杂草丛生、血污斑斑。监刑官问李茂堂还有什么话说。李茂堂说：“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你们就开枪吧！”刑场上这就一阵枪响，惊飞了枯树枝头的一群老鸹。于是接下来便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枪声响了，乌鸦飞了，李茂堂却没倒下。李茂堂又被送回胡宗南的司令部。胡宗南亲自为他松绑，斟酒压惊。胡宗南说有人告李茂堂的刁状，自己不得不再施苦肉计试他。李茂堂号啕大哭，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又掏出大烟，当着胡宗南的面抽了起来。李茂堂说共产党要我这样五毒俱全的废人，也真是瞎了眼了。胡宗南哈哈一笑，当场委以重任，派他改头换面，前往延安。
当时，中央本来只是要王超北去延安汇报工作，接受新的任务，但李茂堂也想去延安解决他的党籍问题。身在敌营，李茂堂重新入党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以那时的政策，党中央欢迎李茂堂回头革命，但不得重新入党，鉴于李茂堂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情况特殊，可以作为特殊问题来解决，但必须经过中央的直接审查和批准。延安方面指示，在适当的时候让李茂堂去延安一趟，这才有了1945年秋天的延安之行。
1945年11月初，李茂堂化名“张怀中”，和他的“哥哥”李茂荣及其李茂荣11岁的儿子一起上路了。李茂堂一行经咸阳、三原、耀县、马栏，到了延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胡宗南做梦也没想到，他百般试探、反复考察，李茂堂终究还是共产党，而与他同行去延安的“哥哥”李茂荣，不是别人，正是“中统”、“军统”黑名单上第一个要抓的王超北。李茂堂和王超北到了延安，前来迎接的是中央社会部的一室主任罗青长。李茂堂和王超北跟着罗青长来到中央社会部，见到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杰出领导李克农。李克农紧紧握住李茂堂的双手，连连说着“欢迎，欢迎回家”。李茂堂则百感交集，恍如隔世，确实也有“旧路青山在，游子白首归”的冲动。
游子归来，康生和李克农代表中央社会部找王超北和李茂堂谈话，批准他们正式成立中共西安情报处，即“西情处”，任命王超北为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这时，李茂堂乘兴提出他的党籍问题。
李茂堂说他梦牵魂萦，最想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党籍，二是郑州事变真相。问题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李克农：“李茂堂的党籍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给他解决？”李克农说：“有人说不行吧，都断了那么长时间。”毛泽东说：“如果只是断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不是问题。”李克农说，关于他的历史问题先让组织部门考察一下再说。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组织部门很快进行了考察。中情部考察认为，李茂堂虽然曾经自首，但没有出卖组织，现在又有突出贡献，决定发展李茂堂为“特别党员”。现在的问题是，入党要有介绍人。毛泽东问：“你们谁愿意介绍李茂堂入党呢？”李克农说：“罗青长和汪东兴可以介绍李茂堂入党。”当时罗青长是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是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而李茂堂则是国民党中央统计局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主任。于是，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还能不同意吗？”李茂堂如愿以偿，重新入党，成为特别党员。这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中共“特别党员”。
党籍问题解决了，李茂堂心情特别愉快。他肩负着党赋予的新使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回西安时，为了迷惑胡宗南，经中央同意，李茂堂捎回了几份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文件。李茂堂离开那天，延安新华社还发表了一条消息：国民党邮电视察员“张怀中”到延安后擅自行动，并发表攻击边区政府的言论，很不友好，本社授权声明，“张怀中”为不受延安欢迎的人。
回到西安后，李茂堂向胡宗南汇报自己的延安之行。李茂堂称，自己以中央交通部邮电视察员“张怀中”的假身份去延安，视察邮电工作，到延安后，设法找到潜伏在延安“长眠不醒”的特务，一起套来情报。说完将中央提供给他的几份中共“七大”文件给了胡宗南。对此，胡宗南称赞不已。胡宗南哪里知道，在延安被启用的特务已经真正“长眠不醒”了。
李茂堂回西安不久，便参加了国民党陕西省代表大会，并成了会上唯一的红人。国民党要人如谷正鼎、祝绍周、胡宗南以及中统CC系的大小头目，都纷纷称李茂堂的延安之行是“成果辉煌”、“功在党国”。会后，他还由骆美鱼陪同，乖专机到重庆，受到中统局局长的接见。
延安之行这场戏演得很成功，胡宗南等人信以为真。后来李茂堂不仅在中统内部获得更大信任，还得到胡宗南的嘉奖。
李茂堂从此化名“杜清”在西安活动。他把“西北王”胡宗南的核心机密源源不断地报给我党。虽然王超北是正处长，李茂堂是副处长，可是李茂堂能够坐到胡宗南的会议室里去，能够坐到胡宗南的身边去，能够参加胡宗南的高参会。所以好些情报，好些绝密情报，都是李茂堂拿到手的。
乔装打扮 营救同志
1945年秋末，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安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查、大逮捕，王超北成为重要的追捕对象。
频繁发报的同时，有一天晚上李茂堂忽然接到通知，胡宗南在城南小雁塔第一战区司令部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胡宗南在亲手布置抓捕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王超北是李茂堂的领导，多年奋战在一起的战友。
西安城内一个地下电台的具体地点特务们已经通过技术手段侦察清楚，确定凌晨零时抓捕，李茂堂听后大惊，王超北此时已十分危险。但会议一时迟迟没有结束，似乎要等到抓捕时间到了才能离开。
当胡宗南正喋喋不休地强调抓捕纪律的时候，李茂堂“嘭”的一声歪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假装晕倒。胡宗南见状，以为自己的反共干将李茂堂烟瘾发作了，便摆摆手说：“他是烟瘾犯了，来辆汽车，立刻送医院！。”如此重要的会议，李茂堂却烟瘾发作，对这个“聪明绝顶又爱抽大烟、吃喝玩乐”的中统小老弟，胡宗南无计可施，只能将立即送往医院。说是送医院，其实是送李茂堂去进烟馆。
然而李茂堂一出胡宗南官邸，就给在大门外等候他的保镖肖华杰使眼色。这个肖华杰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年轻，机灵，能双手使枪，还能驾汽车、开摩托。作为李茂堂的贴身保镖，他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他，李茂堂叫他干啥就干啥。肖华杰见李茂堂给自己使眼色，立刻贴上身去，从李茂堂下垂的手里偷偷拿过折成很小方块的情报，转身就送东柳巷1号李江波的家。
为了确保王超北的安全起见，到“医院”后，李茂堂立即给他妻子挂电话：“刚才听说狄仁叔今晚得急病，要马上送医院动手术，你立即去照料一下，要快！”他又追问了一句：“听清楚没有？”对方说“听懂了。”他这才放下电话，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原来，狄仁叔就是“十人团”的谐音，而十人团就是西安情报处的代号。李茂堂的妻子一听，就知道是王超北那里要出事，便立即通过奇园茶社的掌柜梅永和转告王超北。当敌二处处长带领一群特务坐吉普车赶到西安情报处时，那里早已是人去楼空，王超北不知去向了。
时隔60年，当时在共产党情报组织从事外围工作的雷振山回忆，李茂堂中等个子，身材偏瘦，谈吐幽默并且很有风度，关键时刻非常勇敢果断。李茂堂担任中统陕西方面的负责人时，常常身着中山装，或者西服革履，显得文质彬彬。这身打扮的并非李茂堂一个人，许多中统特务都如此。据说中统特务这副打扮，无非是想装扮成进步青年而已。与军统特务相比，中统特务经常吹嘘自己的“软功”，并评价军统“便衣武装代替一切不是搞情报的精髓”。的确，中统的某些手段确实比军统更为阴毒。比如中统特务在高校里伪装成进步学生，或者在学校“悄悄”开“进步书店”，以此吸引进步学生上钩，然后进行打击、分化、逮捕工作。
据曾在秘密战线上为党工作的谢维杰介绍，中统特务内部经常组织“小组学习”，要求特务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有时还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要特务“钻研”《联共党史》。他们认为要做一个高级特务，非有“这一套”不行。中统特务中，不少人以“精通”马列主义自命。有时，中统特务还搞“调查演习”，由特务装扮成共产党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对当下形势作一番分析、判断。这套把戏，是为了让特务们掌握共产党的精髓，从骨子里了解共产党，以便打击共产党更准确，更有力。
不过，中统特务在陕西各所大学设下的“进步圈套”，基本上没派上过什么用场，李茂堂早早就把这些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特务名单提供给了共产党情报组织。
改变案情，营救同志；迟发“内密”，放走战友；在中统特务的巢穴架电台，传送情报等等，这些是李茂堂每天工作的常态。有时候，李茂堂还会利用敌人过失，除掉中统特务。中统在西安市的负责人和女朋友闹矛盾，这个特务头目怀疑自己女朋友“红杏出墙”，把女朋友以“通共”的罪名予以逮捕。李茂堂听说后当即将其撤职，理由是“为了私欲加害无辜，有损党国，并违反中统纪律”。空出来的职位，换上了共产党员。
李茂堂在西安情报处工作期间，同王超北一起，先后建立了两个地下工作室、一个联络站、八个秘密电台，巧妙地将电台架设在国民党军队司令部和省政府主席办公楼附近的地下室里，搜集了中统局派进陕甘宁边区搞“点线”破坏活动的20多名特务名单。他们刚把中统局派进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名单上报给南京中统总部，那边延安的情报机关就拿到了名单。李茂堂潜伏在中统组织里，把中统、胡宗南部各种反共活动的重要情报，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为中共秘密战线提供了十余万字的情报，还提供了大量会议记录、机密文件、电话录音等，对西安解放起到重要作用，为保卫中共中央和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统在陕西的头面人物，并不意味着可以阻止手下那些“货真价实”的中统特务抓捕共产党。仅1946年5月上旬，特务就逮捕青年学生、店员50多人，活埋5人，西北大学进步学生被国民党逮捕、开除、勒令退学者达80多人。
让李茂堂感到痛苦的是需要不断审问手下特务抓来的自己的同志。
1947年9月14日晚，中统陕调室根据叛徒指认，抓获了中共方面的关中调查站联络员汪戈（有的文章写成“王国”）。9月15日凌晨，李茂堂收到延安加急电报：关中派到西安执行任务的汪戈同志，在西安被中统秘密逮捕，此人与陕西地下党组织的安危有很大关系，必须火速营救！
汪戈是因叛徒指认被捕的，中统已知道他是从关中来的共产党，带有法币1000万元，还有信件。汪戈被捕后态度坚定，特务威逼汪戈承认自己是“延安派来收买高级将领和购买机器”的，汪戈不承认，敌人准备对他严刑逼供。在这种情况下，正面营救已不可能，只能通过李茂堂想办法。
李茂堂把案件承办人喊到自己办公室，表示对汪戈案十分关切。他看了汪戈的有关材料后说：“不怕他嘴硬，用重刑，我来办。”经过考虑，子夜时分李茂堂亲自秘密“提审”汪戈。他轻描淡写有意把汪戈说成是“毒品贩子”。汪戈乘机说自己从不涉毒，李茂堂装出异常凶狠的样子，大吼：“不老实，上重刑！”说着他亲自动手，手持木棒朝汪戈的太阳穴“狠狠”一击，汪戈就昏死过去。其实这是李茂堂让人和他约好的，一打就装昏死过去。
“死了？看来在那边儿吃得营养不好，不经打，拉出去埋掉。”李茂堂摇摇头，吩咐把汪戈抬上自己的汽车，他把车开往城外。出城不久，汪戈苏醒过来，李茂堂取下他身上的脚镣手铐，低声说：“你走吧。”汪戈跑走后，李茂堂虚张声势朝天开了两枪，算是为战友送行。
汪戈说他当时一直很纳闷：“一个中统特务头子怎么会放了我？”解放后，汪戈才知道那个特务头子是自己人，才明白自己是怎样被解救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