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失踪” 回归中共
1945年春，经过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抗日战争已到决战阶段。中共号召沦陷区党员，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进攻的军队消灭日本侵略者。在潘汉年的领导下，袁殊以合法身份，以镇江地区的伪保安团为基干，组成中华人民自卫军，利用日本在华情报机关人员，公开护送这支队伍，从镇江出发，穿过上海，来到杭州附近的七堡镇驻扎，待机应变。后来因为情况有变，这支部队一部分为国民党军队收编，另一部分在海安战役中起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上海局势混乱。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纷纷从空中、水上和陆上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中，一些重要人员这时亦处在紧张的应变状态。袁殊则以其特有的机智和胆略以戴笠任命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指挥的名义，为中共保护了他本人和翁从六等多年经营的文化事业和财产，保护了一些准备交给中共地下组织使用的枪支弹药。正当袁殊为此紧张奔波时，上海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立即转移到解放区去，一切行程均由恽逸群安排。但袁殊却放不下手中的工作，迟迟未动。一天夏衍在街上遇到袁殊，急迫地对他说：“快走，不走还等何时！”
当此历史又将发生重要转折的关头，袁殊再一次面临了今后去向的选择。他对自己今后的道路仍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有三条路：一条是携带家眷前往日本做一个海外寓公。以他在敌伪时期所聚敛的资产财富，他是可以终身不愁生计的。但这一来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因而他不想走这条路；另一条路是接受国民党的收编，仍可以高官厚禄。抗战胜利不久的9月，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并安排袁殊在“双十节”会见戴笠。这无疑给袁殊又一次提供了投靠军统，也许是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之路。但他深知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矛盾倾轧甚深。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在军统稍一不慎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回归他早年就曾经追求过，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曲折的革命之路。
打定主意后，袁殊得到重要副手、中共党员翁从六之助，变卖资财，其中除用以购买数十枪支及弹药外，其余全部经银行转给了中共上海地下党。
就在军统授予他中将站长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1945年的10月，他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地下党的策划帮助下，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最终回归到了革命队伍的行列。
袁殊与翁从六、恽逸群一行离沪，同行的梅丹心曾在南京《周末报》撰文记述：1945年10月上旬一清早，一行五人抵达兆丰公园，由交通员王平和、黄炜带领，沿沪青公路往中共新四军淞沪支队驻地，青浦观音堂。进入共军防地六号桥后，众人沿乡间小道步行，直至支队司令部驻地。就在袁殊原定约见戴笠之日，国、共《双十协定》签妥，中共淞沪支队须撤至苏北。该支队由美国军舰沿江护送，乘船通过国军南通狼山辖区，因风高浪急，历时三日方抵新港镇。袁殊一行成功转移至新四军驻防区域，继而前往淮阴，方才安顿下来。
袁殊在10月7日，已抵达新四军控制区。“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此后数月，袁殊埋首准备汪伪、军统、日寇特务的相关材料，以便为解放军提供参考。
国民党特务找不到袁殊，一时不知他的去向，军统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他露面。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戴笠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一个连的人去苏州抄他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1946年，中共华东局组织局长曾山亲自找袁殊谈话，允许袁殊重新登记入党，因“袁殊”恶名昭著，考虑到各种关系，建议他暂时改名。曾山让袁殊对外以他的亲戚为名改姓曾——也证明这是组织的意思，袁殊遂以“曾达斋”之名，重新加入中共。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曾达斋被任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获旅级待遇。自此，“袁殊”的特工生涯结束，曾达斋开始了在解放区的生活。
曾达斋被任为高级研究组组长，随李一氓在山东烟台一带，进行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同时协助审查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师、旅、团级军官战俘。工作以外，曾达斋以整理古籍，把玩古物消闲。
李一氓，四川彭县人，1903年生。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1925年在广州加入郭沫若的创造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宣传科长，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转至上海进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到中央苏区瑞金，次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第五次反围失败后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西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等。抗战期间在皖南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东南分局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同时兼苏皖边区政府主席。
全面内战爆发后，袁殊又随李一氓前往大连，负责调查日本投降后留在大连的日本科学家与技术人员情况，还以曾达斋的名字、博古堂经理之身份，从事文物经营，并主理对香港秘密贸易工作。他多次来往于香港，从事文物经营及特种贸易，为解放战争筹措经费。曾达斋此时工作的危险与繁忙，比起驻沪时“五重间谍”生活来，已经大大减轻。
1948年末到1949年间，曾达斋发表文章三十余篇，热情歌颂了解放区生活以及解放军在各大战场上取得的战果。1948年6月9日以笔名“丁末”写有《大连的春天》，刊于《关东日报》；8月22日完成《关东﹗好光景》，两文记述倭寇被逐后，民心振奋，面向将来。9月，中共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于大会闭幕时，宣布华北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中华全国总工会于哈尔滨成立，曾达斋于该月12日作《海燕之歌》赞颂之。10月3日，曾达斋以笔名“温超”在《海燕》报第一版发表《祝捷之秋》，以记解放军金秋大捷。当时济南、开封已为解放军攻占，太原、保定、长春、沈阳被围，我军兵锋直指北平，国民党在华北已经回天无力。就在上文刊登不久，长春被我军占领，曾达斋作《长春颂》。
11月7日，曾达斋的《长渖三千年》写成，主要记下的是国民党兵败奉天，解放军拥有东北九省的事实。11月14日写成《取徐州》，12月5日发表《下江南》，记述国、共之间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徐蚌会战），解放军取得重大胜利。及后，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12月19日曾达斋写成《北平黎明》，此时解放军已经攻下唐山，张家口早成孤舟，并包围南口、昌平、沙河、通县、丰台、神台、良乡等北平外围，古都攻陷，指日可待。看到这一喜人的形势，曾达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蒙冤入狱 初志不改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达斋已随李一氓等抵达北平。随后他转到李克农旗下情报部门工作，担任一般干部。工作地点为北京南小街赵堂子胡同，即五四运动时期，为爱国青年火烧的曹汝霖宅“赵家楼”。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曾达斋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因对日本了解，精通日语，此时曾达斋主力研究战后日本发展。韩战期间，曾达斋完成的材料，部分交与政治局，以供其随时了解美日动向。曾达斋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作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他还应邀作一些关于情报方面的报告。朱德听了他的报告后，曾夸赞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
曾达斋在赵家楼的工作只维持了五年，据其子回忆，曾达斋忙碌非常。对曾达斋而言，在此期间唯一发生的大事，是与第二任妻子王端离婚。与曾达斋离婚后，王端居于上海。曾达斋每次出差上海，仍前往探望王端。之后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潘汉年案”。据王端回忆，1955年初，曾达斋最后一次到上海，满脸愁容。王端多番追问，曾达斋仍不说出原委。及后，曾达斋再次前往王端住处，突然说胡风被捕，他可能也要出事。此消息自上海公安局得来，王端劝他转往香港，曾达斋予以拒绝。二人最后一次会面，曾达斋只说须立即回京，前途未卜，此后或许难以见面。
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最后一次上京，致电曾达斋。二人预感将要出事，潘汉年非常伤感地说，凡从事情报工作者，多没好下场，中外同行一样。
1955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捕。4月3日，潘汉年被正式通知，以“内奸”包庇反革命问题逮捕审查。同月中旬，曾达斋接李克农电，乘专车去开会。汽车直接开至监狱大门，曾达斋开始了其长达二十七年，比他为中共工作还要长三年的牢狱之灾。
曾达斋于1955年被拘留审查，1965年才正式宣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按律本应于两年后获释。1967年曾达斋服刑期满，但尚未跨出监狱大门，又被“四人帮”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姚文元带打手多次对曾达斋进行审讯，直到服刑期满二十年。
在狱中，他通读了《资本论》、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并且仍然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
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O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64岁的他，以“不带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得以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回到湖北后，他写了《遥想》诗一首：
骸骨托付军山上/留于儿孙凭悼长/三春堤上莺歌柳/暮霭林前燕舞塘/草木百代凌霜劲/江流千载洗沙忙/盛世朝朝新曙色/故国风景更浓妆
曾达斋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于是订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他从每月仅有的22.5元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钱，订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考古》四种报刊。每日除了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写学习心得，还将狱中自己心吟默颂的诗句，凭记忆整理出来。
1978年10月，曾达斋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他表示：“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写下了《感愤》诗一首：
万锤难裂百炼钢/千烁不破一天霜/风雪年年驱病劫/晨星旦暮洗寒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曾达斋带来了希望，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经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1980年元月，曾达斋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曾达斋原单位领导专门派人给他送来300元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曾达斋用已不灵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尽管刚从极“左”阴影中走出的人们认识问题仍有偏颇之处，加上战争时期情报工作背景复杂，都是单线联系，但是曾达斋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为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一个月，受“潘案”株连的曾达斋终于得到平反。9月2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合议，认定1955年对曾达斋的判决失实，决定撤销原判，宣告曾达斋无罪，恢复党组织生活，袁殊名字也恢复使用。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同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袁殊文集》，收集了他百篇左右各个阶段的文章。
1987年11月14日，曾达斋不慎骨折。几天后，他肺部感染发炎，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309医院病逝，终年76岁。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曾达斋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这是对这位“五重间谍”最后也是最好的身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