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卧底在戴笠身边的红色女杰
1940年春节过后没多久，张露萍、张蔚林等人因“军统电台案”被捕了。军统巨枭戴笠亲自审讯这位还不满20岁的中共党员：“你为什么要和张蔚林住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冒充是他的妹妹？”张露萍从容回答：“我们是在谈恋爱。因为军统局纪律规定，年轻后生谈恋爱是要坐牢的，所以只好兄妹相称。”戴笠气急败坏地吼叫道：“狡赖！狡赖！给我打！往死里打！”
任凭国民党特务怎么用刑，他们始终无法从张露萍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五年后的1945年7月，张露萍被军统杀害于贵州息烽集中营，牺牲时年仅24岁。在她走过的短短的24年人生中，留下的是坎坷而不平凡的红色足迹。
经历坎坷 身世神秘
张露萍，祖籍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21年7月3日出生在北平。关于她的身世有很多种说法，这里采信的是她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中介绍的情况。她出生时，母亲黎丽华曾给她取了个在当时很有点洋气的名字余薇娜，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她在重庆天主教教会办的小学读完初小。余薇娜在妈妈身边，一直长到6岁也未见过爸爸。
余薇娜的父亲余安民1889年生于崇庆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母早丧。1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陆军小学，继升入南京陆军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护国之役，组织新军打回四川。那几年余安民正在四川带领“护国军”跟地方军阀打仗，连信都难得给她妈妈来一封。后来她母亲黎丽华应聘在一所中学教音乐，余薇娜4岁时被送进幼儿园全托。小小的余薇娜在班上表现出来的唱歌、跳舞、讲故事的天赋和勇气，常常使老师们感到非常惊奇！
1927年4月，6岁的余薇娜跟随母亲在父亲余安民副官的护送下，先坐火车经平汉路到达汉口，再换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溯江而上前往四川重庆，再从重庆乘车到成都。当时余安民的旅部驻扎成都，他只身带着副官、勤务兵住在商业街55号公馆里，家眷仍住在离成都几十里的崇庆县城内。第二天，余安民亲自送黎丽华母女回崇庆县余家公馆。
尽管余薇娜对新的生活还一无所知，但她高兴的是自己从此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可惜的是她的这种高兴劲到第二天就消失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5390号档案中的《黎琳自传》中写道：“父亲和母亲的家庭都是极端封建的，因此他们在北平的自由结婚，结果是和家庭脱离关系。婚后一年生我，六岁时回到四川老家，母亲才知她的受骗——家里已经有一个妈妈，而且祖母他们对她都不好，结果不到半年，母亲偷偷地离开我父亲，到香港（舅父的家）养病，后到伦敦牛津大学读书，现在已和一个音乐家（英国人）结婚。”
1927年8月，黎丽华独自去香港后，余安民将余薇娜寄养在重庆他的岳母（大太太李氏之母）家里，又在重庆著名的教会学校——广益小学给余薇娜报了名，交了比一般小学要高得多的学费、住宿费。余薇娜独自在广益小学学习，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和锻炼。
黎丽华到香港治好病后，余安民曾去信希望她回到自己身边，可黎丽华不再相信他了，但她却十分想念孩子，便要求余安民把余薇娜送到香港去。这事严重地挫伤了余安民的感情和自尊心。黎丽华不久去英国求学，后又成立了新家。余安民则连续娶了两房姨太太来弥补他感情上的失落。而余薇娜成了余安民和黎丽华感情决裂的牺牲品！
上完四年级时，余薇娜10岁了，正好余安民工作调回成都，便将她带回崇庆县老家，安排在他的另一个岳母（三姨太太余家彦之母）身边。
余安民的岳父叫余泽安，是位私塾先生；岳母叫曹天荣，是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他们原来有三个女儿，二女儿早年病故，大女儿余家彦被余安民娶走做了三姨太太，膝下只剩下三女儿余家俊。家里还奉养着余泽安的老母亲。按照有钱有势的女婿的安排，他俩收下了余薇娜，对外称是他们收养的“四女儿”，并取名叫余家英。余安民留下一些钱后就离开了，让余家负责把她送进余家俊就读的县女中附属小学上学。
余泽安夫妇起初接纳余薇娜很勉强，一是辈分不对，二是跟街坊邻居也不好解释怎么又多了个闺女！好在他们家刚从宫保府搬过来，邻居对他们并不知根知底；而余薇娜是个懂事又勤快的孩子，而且嘴巴也甜，总是“妈妈”、“三姐”、“婆婆”喊得好亲热。没过多久，余泽安夫妇就喜欢上了这个四女儿，余家俊也十分喜欢这个妹妹。余泽安夫妇也就较快习惯于把余薇娜叫成“四妹”。后来，邻居们也都喊她“四妹”，“余家英”这个名字基本上只在学校里用，而“余薇娜”那个名字则渐渐湮没在岁月风尘之中了。
1933年5月，余安民当上川军暂编一师师长，不久又担任成都府河护商处处长，师部驻扎成都，商业街上的余家公馆热闹起来。
1934年深秋，余家英被余安民接回成都。第二年暑假期间，余安民在成都建国中学为余家英报了名。那时他已将他三姨太太余家彦的名字改为余硕君，其妹余家俊被改为余硕芬，余家英也被改成了余硕卿。他在填写学生简历表时，学生的名字是余硕卿，“监护人”一栏里填上余硕君，将“监护人”与学生的关系写成姐妹关系。于是，余家英又变成了余硕卿！
一走出家门进人建国中学，余硕卿就感到了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快乐，她那原本热情活泼的性格又恢复了。余硕卿在她们班的同学中人缘很好，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这是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了。然而余硕卿那种无牵无挂的日子在她初中第一学期还没过完时就结束了。
1935年秋，日寇巩固了它在我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又强占了我热河省后，便将大军集结在山海关外，急于将其魔爪伸进长城潼关。日寇强迫蒋介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以成立所谓华北自治政府名义，想搞变相的傀儡政权来吞并我华北五省。华北告急了！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动员人民群众奋起反抗。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正式成立了。12月9日，北平近万名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蒋介石的卖国行径，要求废除“何梅协定”。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生继五四运动之后再次掀起的历史性抗日救亡运动。它像一颗巨石投进了平静的湖水，向全国发射出层层冲击波！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南昌、济南、长沙、安庆、重庆、开封、西安、昆明等全国主要中心城市，都有成千上万人涌上街头游行集会，通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要求！作为四川省文化政治中心的成都市，在成都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简称“成都学联”）的带动下，成立了“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人数众多、反应强烈！年仅14岁的余硕卿也曾跟随同学走上街头，虽然她对革命道理不甚明白，但是革命的激情在她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
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忱的姑娘多么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此时，余硕卿视野比过去更加开阔，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她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1937年1月，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先队”她如鱼得水，积极工作，还承担了交通、宣传、组织等工作，成了“民先队”的骨干。
正当余硕卿完成了初中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蜀华中学读高中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向我华中、华东进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四川地下党领导下，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那时余硕卿经常往来同班同学车崇英家，车崇英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袖车耀先的女儿，家里常常有进步书籍。余硕卿活泼伶俐，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她常与车崇英等谈论国家大事，痛恨日寇的侵略，发泄对黑暗的社会和军阀统治的不满，还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对车耀先主办的《大生周刊》，更是爱不释手，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
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当时，车耀先以成都祠堂街“努力餐”饭店“老板”的公开身份，秘密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向余硕卿等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介绍我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鼓励她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
在车耀先的影响下，余硕卿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天明歌咏团”等抗日救亡团体。她参加了“天明歌咏团”，还担任了该团的指挥，组织、带领群众大唱抗日歌曲；还参加了抗日演剧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其它抗日活报剧。当时学校还在上课，同学们都在温习功课，准备期考。她只能抽出课余时间写墙报，练唱救亡歌曲，排练节目，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嚼几块饼干充饥。暑假到了，余硕卿又随歌咏团、演剧队到街头、工厂、农村去宣传、教唱和演出，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带给广大的劳苦大众。
1937年下半年，余硕卿的父亲给她说了一门亲，准备逼迫她年底与重庆一个大官的儿子订婚。16岁的她“为了尽快摆脱这个所谓的家”，在车耀先的鼓励支持与安排下，她与几个同学约好，准备悄然逃离成都，踏上她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
奔赴延安 深造入党
1937年11月下旬，由于余硕卿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余硕卿和彭为工、刘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延安。由于余硕卿是背着家人出来的，为了避免麻烦她改名为“余慧琳”。
余慧琳他们乘坐的大卡车在路经朝天驿、宁强、汉中，经过十多天的跋涉，一行10人历经磨难，闯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12月初秘密到达西安，住进了城里的世界旅馆。一路上提心吊胆的余慧琳，总算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她和同伴带着成都学联的介绍信，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设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内。这个办事处的前身是“红军联络处”，那是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设立的一个半公开联络机构，当时由红军参谋总长叶剑英主持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这个“红军联络处”便于同年8月更名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由林伯渠主持工作。
余慧琳她们几个姑娘看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匾时，高兴得互相拥在一起。当她们走进那个期盼已久的院子里，发现并没有像她们原来想象的那样戒备森严，而是跟老百姓住家一样朴实温暖！她们向门卫递交了车耀先给林伯渠的信后，便在办事处的接待室里见到了她们心目中的亲人：一位兄长似的八路军干部。她们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党中央派来接待抗日青年的黄华同志！
当时因有一些国民党特务混进延安，所以八路军办事处对后方去延安的青年既欢迎又要审核。黄华亲切地了解了她们离家到西安来的经过，又询问了一些诸如“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出了十几道口试题要他们回答。黄华最后告诉她们，延安的生活确实十分艰苦，要她们有思想准备，想好了再下决心。
余慧琳态度坚决地说：“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们去延安是为了参加革命、追求真理！我们为了革命，为了摆脱罪恶的家庭，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看着这个年纪不大志气不小的姑娘，黄华欣慰地笑了。
去延安要等上面安排，不是说走就能走。由于余慧琳是民先队员，办事处就将她先安排到“西安抗敌后援会”主管的“妇女慰劳会”工作，而将李再华、刘玉丰等人送往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西安抗敌后援会”也是国共合作时成立的，“妇女慰劳会”的名誉会长是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当时国共双方都有人参加“妇女慰劳会”，正需要民先队员去充实该组织中的我方力量。余慧琳兴高采烈地全身心投入到妇女慰劳会的工作，并暗自庆幸总算彻底摆脱了家庭的羁绊，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成都的余安民发现女儿出走了，心里早已猜出大半。得知余慧琳在西安后，他并未善罢甘休。他推测女儿肯定是想投奔延安，便给他保定军校的同窗好友、当时正在西安任职的国民党22集团军高级参谋吴永熙去电报，请吴永熙“务必替我找到余硕卿，将其遣送回成都！”吴永熙虽不知道余硕卿已改名为余慧琳，但他曾是余家的常客，也很喜欢这个侄女，于是派人多方打听，终于打听到了这位“从成都来的姓余的女学生”的下落。那天，当吴永熙站在余慧琳面前时，余慧琳还以为是巧合，兴奋地喊到：“吴伯伯，你怎么也在西安？我伯母好么？”
“好，好！你伯母可想你了，你既然来西安了，明天我就领她来看看你！”说完，吴永熙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吴永熙没带夫人却带来了余安民的电报。吴永熙待了一个多钟头，苦口婆心地劝余慧琳回成都：“你爸因为你不辞而别，头发都急白啦！你哪怕先回去看看也行。我明天就去买飞机票，要不了半天你就飞回成都了……”
这下余慧琳才是真着急了！她跑回八路军办事处赶紧向领导汇报了情况，请求立即送自己去延安。领导考虑因暂时尚无车去延安，决定先送她去泾阳县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并建议余慧琳更改姓名，说最好不要姓余，以防止再让吴永熙打听出来。余慧琳想了想，决定改用她母亲的“黎”姓并采用现有名字的最后一个“琳”字，即黎琳。次日余慧琳变成了“黎琳”，离开了西安前往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但那时她在给肖玲、车崇英、杨梦萍等同学写信时仍沿用余慧琳这个名字。
安吴堡青训班当时十分出名，青训班的名誉主任是朱德，主任是党中央青年委员会书记、解放后第一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副主任是胡乔木（后来做了毛泽东的秘书），教务处长是刘瑞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黄华也常去安吴堡青训班讲课。青训班在培训青年干部同时，还有考察任务。各地投奔来的爱国青年，经过这里培训考察，或直接送往前方战区，或送往延安深造。
黎琳到达安吴堡青训班时，正赶上民先队西北总队在那里举办冬令营，她便参加了。在冬令营里，黎琳结识了不少民先队的同志，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胡克实夫人的于今、成为艾思奇夫人的王丹一。
1938年2月3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掩护下，黎琳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开始，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2期14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主席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以优异的成绩从陕北公学毕业。随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
黎琳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她酷爱文学，擅长唱歌、演剧、写诗、作画。在“抗大”，她热情地参加文艺演出，主动办墙报，是众口称赞的积极分子。每次延安集会，都在山头和广场上，开会前各个单位拉歌欢唱，人们总要欢迎她起来指挥，而且喜欢她指挥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她那有力而灵活的双臂，上千人聚精会神，引吭高歌：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昨天烧了王家寨哟/今天又烧张家庄/逼着那青年当炮灰/逼着那老年运军粮/炮火打死丢山冈哟/运粮累死丢路旁/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雄浑激越的歌声，飞出“抗大”礼堂，响彻黄河之滨。这以后，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干一场”。每逢大小集会，相互拉歌，人们都呼唤：“干一场”起来指挥唱歌！
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黎琳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我们每天都学习，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头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给父母和家里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她还给家里寄回了一些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照片。其中一张身着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的八角帽，腰扎皮带，脚穿草鞋，显露出一个八路军年轻女战士的飒爽英姿。
在“抗大”学习的六个月中，和黎琳住一个窑洞的同班同学李隆蔚长期生脚气疮，行动十分困难。她们住的窑洞在一个山坡上，离课堂有一段很远的路。黎琳总是扶着、甚至背着李隆蔚下山上山。不管烈日当空，还是泥泞路滑，从未间断。每天，她都把李隆蔚的饭菜端到窑洞。有时还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李隆蔚买来滋补品。当李隆蔚疮痛难忍的时候，黎琳就像大姐姐一样地鼓励她，要李隆蔚经受住病痛的考验。在黎琳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李隆蔚不仅没有缺一次课，而且以优良的成绩从“抗大”毕业。
数十年后李隆蔚在一份材料中无比感慨地说：“四十多年前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黎琳，我的引路人。当时，她如同大姐姐似地关怀我。而实际上，她比我小，应该是我的小妹妹啊！”
由于黎琳学习刻苦，在抗大她同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抗大毕业后，黎琳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调往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学习了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等知识，不久组织上调她到延安文联做秘书工作。在这段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原任国家交通部长）在工作中产生了爱情，并经组织批准，结成了革命伴侣。
1938年10月26日，经郑继斯、杨馨二位同志介绍，17岁的黎琳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会上，她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地宣誓：“要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由于全面抗战形势的需要，“抗大”第四期毕业的同学纷纷奔赴前线，她感到异常激动和兴奋，盼望早日投入抗日洪流，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隐姓埋名 潜身虎穴
黎琳想上前线抗日，但党组织根据她的情况，却对她另有安排。不久，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决定派黎琳赴四川工作。本来，中共党组织派她回四川，是想利用她与余安民的关系，来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但黎琳到达重庆后，情况却起了新的变化。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她去完成。
原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在华北，八路军成了抗日的主力。这时已迁往重庆刚刚喘上一口气的蒋介石，在日寇的诱降面前，又打起了“反共”的主意。193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限制异党办法》，取消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经斗争得来的权利，并在一些地方制造了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如彭德怀老家被抄，他弟弟、弟媳被杀。在陪都重庆，国民党虽没有真刀真枪对中共下手，但也迷漫着一股浓厚的反共气氛。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共南方局领导认为，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事先刺探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就显得特别重要。
正巧这边中共南方局想派人打入敌特内部，那边国民党军统就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了。1939年8月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设在这里的中共机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对外是“八办”，对内却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这两个军统身份的人，到“八办”来干什么呢？他们会不会是国民党派来想打入中共内部的双重间谍呢？
当时重庆的敌情非常复杂，对来自国民党军统的两位青年求见，中共党组织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派当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曾希圣会见了他们。曾希圣是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在河南、山东从事秘密工作和兵运活动，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谍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等职。长征时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获了敌人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毛泽东评价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就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抗日战争期间，曾希圣先后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南方局等处任职。
曾希圣热情地接待了张蔚林、冯传庆两人，耐心地听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
据张蔚林介绍，他出生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的，中学时代思想就倾向进步，后来他考进了上海的一个无线电见习所，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抗战前，他抱着投笔从戎的爱国雄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原以为能为抗日救国出把力，不料却当上了军统的电讯人员。1937年后，他被军统局情报处派到皖南敌占区，任潜伏电台的报务员。
当时张蔚林他们驻扎在偏僻的山区，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物价天天上涨，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曾串联几个弟兄，联名电请军统局电讯处主管、潜伏台的科长，要求增加薪饷。结果，钞票没有加成，反而被科长告了一状。幸亏当时掌管电讯处大权的董益三，曾当过张蔚林的班主任，对这位学生还算器重。他不但未给张蔚林处分，反而下令把张蔚林调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的电讯监管科，使张蔚林有了接触国民党上层的机会。这个素有爱国之心的青年看到国民党在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各种黑幕，感到大失所望，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
接下来，冯传庆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比张蔚林大几岁的冯传庆，是江苏扬州人。他从上海南洋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威海卫电台和无线电台工作。由于他听力强，技术高超，能在纷乱的电波中很快找到所需要的电台呼号，收听对方的电码，被军统特务看中，调到重庆军统特务的电讯总台工作，不久便升为报务主任。
冯传庆是个对时局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人。在军统电讯总台他大权在握，是个仅次于台长倪耐冰的重要人物，手下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但他却为人谦和，一贯看不惯包括戴笠在内的那些高级特务飞扬跋扈的蛮横作风。他严于律己，深得部下的尊敬和爱戴。而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青年，随着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和腐化不满的日益加深，心里的天平慢慢倾向了共产党。他常想摆脱军统特务生涯，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所以来到“八办”。
因对真实背景不清楚，听完两人的自我情况介绍后，曾希圣也只是安慰开导了他们几句，让其留在军统内继续为抗战效力。
张蔚林、冯传庆走后，中共南方局领导指示有关人员，迅速核实张蔚林、冯传庆两人的情况。如确实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就要尽快培养他们。
第一次未完全取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张蔚林、冯传庆并不灰心。不久，他们再次来到周公馆，要求脱离军统，加入共产党。曾希圣询问了许多有关军统局电讯总台的组织、编制等情况，他们以实相告，这与南方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曾希圣就提出，要他们继续留在军统，随时向南方局提供情报和电台密码，他们都一一应允。从此，他俩冒着生命危险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南方局军事组认为张蔚林、冯传庆对党忠实可靠，于是经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中共特工。
张、冯两人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他们像一把尖刀插在戴笠军统机关的心脏。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由于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他的工作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空气也弥漫山城，连曾家岩50号附近都布满了特务。显然，如果张蔚林、冯传庆经常出入周公馆的话，无疑会暴露目标。怎样保持与这两位置身军统的中共特工的联系，又不暴露他们的身份，寻找一个中间联络人，就成为南方局军事组考虑的重大问题。
恰好在这个时候，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黎琳到四川做统战工作。因为归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去成都之前她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报到。从红都延安来到白都重庆，黎琳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娘家”——即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顾名思义，它的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黎琳的到来，使中共南方局领导一下子兴奋起来。经过全面权衡，叶剑英和军事组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刚从延安归来的黎琳，最适合做这个中间联络人。因为她年轻，又是个女同志，刚到重庆不易引起特务的怀疑和注意。一切准备就绪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委托中共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曾希圣和雷英夫，正式向黎琳传达了组织上的决定：打入军统电台，充当张蔚林、冯传庆他们与南方局之间的联络员。当时，南方局给黎琳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
1939年11月底，黎琳变成了“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与张蔚林一起住进了重庆牛角沱嘉陵江边租来的一间小屋里。他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并把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其实租那个房子，实际上是张露萍住，但也是我们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这样张蔚林以回家的名义送情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再加上张露萍穿戴一身珠光宝气，出手大大方方的，给人一种既有钱又豪爽的感觉，所以说军统电台很多人都愿意跟他们接触。
延安一别，黎琳的新婚丈夫李清就失去了黎琳的一切消息，李清开始变得忐忑不安，他想打听黎琳的下落，但却没有人能告诉他确切的消息。李清在《45年的等待：我与张露萍》一文中曾写道：“根据组织安排，黎琳先是到成都老家见她父亲。她在路经川北，到达广元时写了封信给我，说她独自坐在嘉陵江边看见了北飞的大雁，便在河滩上写下了好多个‘李清’的字样，她真想让天上的大雁们看见后将她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亲人！但她的来信并未曾留下地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我天天期盼的她的鸿雁。过了大约半年多，我突然收到了一小包我爱吃的水果糖。交给我的同志只说是黎琳从重庆托人辗转交给他带到延安来的，我解开包糖的手绢没找见她一个字！但我明白她是用她的手绢告诉我她平安无事，又用糖告诉我她无时不在惦记着我，而地下工作严格的纪律不允许她写给我只言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