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军统 铁血抗日
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冯雪峰建议袁殊“找杜月笙想想办法”，于是袁殊加入了上海的江湖帮会——青洪帮，并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此后，袁殊成为和中统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社会帮会都有一定联系，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他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上报给中共中央，为当时地处苏区、消息相对比较闭塞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七?七”事变后不久，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期间，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上海。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达五个师团，近20万人。10月初，第一O一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又先后抵沪。日军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的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中间，一边机智地应付着正在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他顺利完成实地侦察任务，给守军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
淞沪抗战爆发后，形势急剧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戴笠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打算拉袁殊加人军统，以便利用他来沟通军统与日本人的关系。
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9点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
戴笠马上说道：“那你就给我做事。”
袁殊问他：“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既然是抗日工作，袁殊表示愿意为国效力。于是戴笠便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他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就这样，袁殊打入了军统，被戴笠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虽然要接受一名军衔比他低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领导，但他可以充分利用打入军统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临行前他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西进，12月13日攻入南京，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首领是“抗日铁血团”的成员王铁民。
1938年夏，袁殊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他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与那个伙夫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弹交给王铁民，王铁民将炸弹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伙夫“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袁殊将伙夫接上事先准备好的吉普车，迅速离开现场。这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第二天，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岩井英一约见袁殊，通报了海军军火仓库被炸一事，说日本方面对此事非常恼火，勒令限期破案，他要求袁殊尽快从上海中统或军统方面打探此次行动是谁干的。袁殊表面答应去办，心里却乐开了花。
1938年年末，“抗日秘密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汉奸陈则民，1880年生，曾经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并娶了日本女子为妻。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后，他成了汉奸，先出任苏州维持会会长，后又任汪伪政权的江苏省省长。尽管当时没有杀死汉奸陈则民，但在日寇气焰如此嚣张之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斗志。
袁殊除肩负隐蔽战线特殊任务外，还以各种化名从事文化、新闻战线的抗日救亡工作。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时期，双方创办了一张文化界抗日统战性质的《救亡日报》。这张四开一张的报纸是在周恩来指示之下，由潘汉年出面与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商谈，各出资500元开办的。我方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
《救亡日报》创办伊始，在政策思想方面国共双方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郭沫若亲自采访和撰写的评论文章坚持团结抗战的大方向，国民党方面的周寒梅却千方百计要改动内容，在印刷发行上百般刁难。无奈之下，夏衍遂请袁殊出面斡旋。袁殊运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从中进行调和，他以“不要过分为难”等理由劝阻了周寒梅。几经交涉，使郭沫若的文章得以全文刊登。为表谢意，郭沫若手书诗一首赠袁殊：
猛论如虎贪击狠，狂寇而今已碰墙。
十万健儿争死国，拼将碧血染疆场。
再次被捕 卧底日伪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在军统骨干会议上训话时，戴笠从腰间掏出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往桌上一拍：“你们每个人可以带回两把这种新式手枪，可以用它杀敌。”话锋一转，他又望着袁殊说：“谁要是对团体不忠，也可以用这个来对付他！”
会后，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同时又布置了他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在香港，袁殊获悉和他中断联系已有近一年时间的潘汉年正在香港活动，他便设法找到了潘汉年。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后，将自己这段时间在上海的情况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告诉他，自己不久也将去上海。
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经过仔细策划，袁殊终于制定了杀李的计划要点，即组织人力秘密挖掘通往李士群办公室的地道，然后用炸药引爆，致李于死命。袁殊的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澎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暗中投靠李士群的王天木，时任军统上海区区长，他将袁殊出卖，袁殊又一次被捕。
出卖袁殊的王天木，原名王仁锵，东北人。他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后留学日本。参加特务组织后化名郑士松，原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被称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据说他和戴笠长得非常像，戴笠因此准备在必要时让他做自己的替身。1939年夏，王天木被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绑架，关了三个星期后，毫发无损地出来了。都知道76号是魔窟，一般人进去不死也要脱层皮，但是王天木没见受伤，便被军统怀疑。不久他差点被军统同僚杀死，有人告诉他这是戴老板的意思。王天木对此非常气愤，大骂戴笠无情无义。加上李士群的拉拢利诱，随后他投降日本人，加入汪伪特务组织，最初是担任76号的高级顾问。王天木的叛逃，使军统在敌后各大城市的情报网遭到覆灭。
抓到袁殊后，对如何处理袁殊，汪伪特务头子之间意见存在分歧。丁默村主张杀掉袁殊，而李士群主张刀下留人。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只好上报汪伪政权二号人物周佛海。周佛海采纳了李士群的意见，决定不予处决，交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亲自审问。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
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
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被袁殊的话镇住了，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他的来头有多大，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把袁殊被捕一事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说，中共中央社会部确立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打入日伪获取情报的方针，可以利用袁殊多重身份这一点帮他一把。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镇定自若，他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马景星：“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救夫心切的马景星给岩井打了电话。
袁殊曾奉组织之命，早在1933年就与岩井英一有过交往。在岩井英一看来，袁殊的日语水平，可以到东京电台当播音员，加之袁殊聪明机智，投其所好，经常请岩井英一上馆子，陪他逛舞场跳交际舞，岩井很快把袁殊当作好友。作为特务机关的头子，岩井英一早就很想发展袁殊为他们服务。接到马景星的电话后，他满口答应帮忙。两天后，他亲自带了两名书记员，赶到76号，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他是我们外务省情报人员，得交由我们处理”，说完将袁殊带走。最终，袁殊被引渡到了岩井那里，由岩井出面保释。
袁殊出狱后，岩井英一特意将他留在自己身边，要他为日本侵华政策出力。岩井是个中国通，他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日本资深高级特务头子。此时他正任职于上海日本使馆，名义上为副领事，实际上是岩井机关长。其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汉奸，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袁殊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经过认真思考并报请中央批准后，决定让袁殊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进入到岩井身边。他对袁殊说：“你可以答应岩井的要求，将计就计，在敌伪之间建立一个亲日的团体，既可干扰汪伪政权的建立，又可为我党所利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已遭到误解，如今要他公开出面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潘汉年耐心细致地向他讲秘密斗争形势的需要，“存在就是发展”的道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袁殊毅然担起这个受辱重任，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袁殊在宝山路938号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已败露，自己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才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和戴笠沟通，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的作为正中其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根据潘汉年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不久，袁殊取得岩井英一的同意，“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袁殊受命后便以“严军光”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亲日的“兴亚建国论”。“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要人员，均由潘汉年调来地下党员充任。主任陈孚木是潘汉年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化名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化名恽介生）、鲁风（化名刘祖澄）、秘书周静（化名唐埙）。
“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所设电台，亦由地下党员掌握，电台负责人刘人寿（化名杨静远）和一些工作人员均是我地下党员。当年袁殊获得的许多重要情报即由这个电台于午夜拍发至延安。“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实际上成了中共在敌占区的一个重要情报机关。而袁殊则通过与敌方首脑人物个别接触、参加宴会、定期出访、阅读文件等多种渠道，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1940年春，袁殊与陈孚木以汪伪“兴亚建国运动”代表身份赴日访问。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接见袁殊时说，振兴东亚最大的障碍是西方列强，尤以美国为甚。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大量物资，抵抗日军，而蒋介石亦甘心被西方殖民者利用。根据此段谈话，袁殊分析后认为日美关系已然破裂，因为日方认为美国是其称霸东亚的主要对手。日军参谋本部宣传局长石岛和中国课长吉野，会晤袁殊时，也再度向袁殊表示必须驱除英、美在东亚势力。
野村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言下之意“大东亚共荣圈”并不包括苏联亚洲部。吉野明确表示，“大东亚共荣圈”包括日、满、中、缅甸、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英属印度、菲律宾群岛、荷属东印度群岛，十亿人民20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同时强调南下以取得石油的重要。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此后，与日本首相阿部信行、枢密院议长近卫文磨的谈话，也使袁殊坚信，日军的战略将是南进，而非北侵。一名从海南岛归来的共同社记者，向袁殊表示，日军两师团于当地山区进行热带丛林战事训练。《朝日新闻》社负责工业报导的主任，吹嘘日本正建造两艘超大型航空母舰，一艘名为“大和”，一艘名为“武藏”。每艘都以能够对付两艘美国航空母舰的标准设计。实际上大和、武藏只是历史上威力最强、吨位极大的战列舰，而不是航空母舰。事实证明，该级战列舰不可能与美军航母舰队抗衡，两舰抗战胜利前都被美军炸沉。这些情报，袁殊全都向中共方面作了汇报。
结合朝野消息，袁殊认定日军南进之局已定。返沪后，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即转告延安。将近两年之后，苏联情报员佐格尔、中共日籍特工中西功等，对日军南进“开战日期”都发出了情报。与上述二人不同的是，袁殊在事发前一年多所提供的是战略，而非战术情报，参考价值更大。后来，苏联历史文献记录片《莫斯科保卫战》解说：“根据来自中共的可靠情报，斯大林果断调兵”，从而击退纳粹军队，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如果苏联担心日本向他们进攻，就要分兵对付日本与德国的夹击。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摸清了日军的战略意图，确定日军南进后，苏军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全力以赴对付德军从而战胜之。所以说袁殊提供的情报，参考作用更大。
特殊通道 生死营救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此后出于全力支持汪精卫伪政权的需要，日本政府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在中共组织的授意下，利用岩井和影佐祯昭的关系转而加入了汪伪政权，先后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苏南清乡区政治工作团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苏省教育厅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成为名噪一时的响当当的“大汉奸”，而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也因此转入一个新的时期，变得更为复杂。凭着机智与勇敢，袁殊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他所获取的情报，对中共了解和掌握敌人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动向与决策，进而确定对策，调整部署，都起了重要作用。除此而外，他还利用合法身份，做了无人能够取代的有利于中共事业的工作。
1941年，汪伪按照日本人的意旨要搞大规模的“清乡运动”。3月末的一个晚上，汪伪特务总管李士群奉汪精卫之谕，任命袁殊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清乡”主要目的是为肃清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国、共游击队，以加强汪日对此地带的政治、经济控制。经潘汉年首肯，袁殊履职。
潘汉年对袁殊下达了三项任务：一、搜集清乡情报；二、约束部下避免伤害平民；三、营救、保护中共人员。同年7月，清乡政治工作团于苏州大石头巷挂牌。政工团约三四十人，潘汉年派出曾在夏衍《救亡日报》任记者的叶德铭协助袁殊，担任其秘书。此外，潘汉年与时任江苏省主席的李士群也有联系，李氏提供了部分日寇“清乡”动向，使新四军有所准备。可见，当时特务之间的交往极为复杂，敌友难分，离合无常。彼此之间的关系只建立在互相利用之上，而难以简单划分。袁殊最终完成了不少潘汉年交付的任务。
日伪“清乡”时，驻常熟东圹地区的西尾中队对民众进行逼供，得到了某地有一名女青年可能是共产党的消息。于是日军紧急出动，将她逮捕。袁殊从该区顾姓区长那里得知西尾中队俘获一名中共人员这一情报，立即前往解救。
袁殊援引“清乡”条列，军事归日方，政治由中方处理，向西尾要人。该名女青年最终被转交袁殊。后来才知道，被解救的人真名叫吴中，原任中共苏州县委宣传部长。日军严刑逼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和新四军留守江南人员情况，她誓死不从。袁殊按日汪之间达成的凡属中国人，均交由中国地方政府处理协议原则，向常熟日本驻军要回了吴中，并给她安排了一个临时工作，使吴中能够安然与中共组织接上关系，继续在地下为中共工作。
与此同时，奉蒋介石之命打入汪伪之“清乡”保安处长唐生明，略知袁殊与军统有关，就把在常熟浒浦俘获的五、六名新四军成员，交给袁殊。袁殊命叶德铭招待这些人，随后他们都可自由活动，这些人大多到达苏北新四军控制区。除了吴中，另一女俘史征也没去苏北，被安排在袁殊任校长的江苏省教育学院主理财务。及后，袁殊转任“清乡镇江公署”专员，继续运用权位，营救新四军被俘人员。
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使美军的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8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袁殊自宁返沪，向潘汉年报告，汪伪陈璧君、陈君慧、林柏生等一行人，已飞抵香港，企图诱骗滞港名人与南京合作。眼看日军要占领香港，为撤走中共在港情报人员，潘汉年让袁殊联络岩井，为此提供方便。袁殊按照潘汉年指示致电岩井，向岩井表示，有一名宋子文的朋友“胡越明”，要求晤见。经岩井同意后，袁殊随潘汉年直抵使馆与之面谈。
由于潘汉年与在港人员联系已断，袁殊立即派叶德铭赴港。考虑到叶德铭虽留学日本但日语一般，在袁殊要求下，岩井派袁殊的好友德田太郎与叶德铭一道南下，与日本驻港领事联络，最终完成中共交给的任务。潘汉年在港部下如陈曼云、张唯一、华蒂等，乘坐日本军用飞机直达上海。该批人员在沪生活问题，亦由袁殊解决。
袁殊任伪职的镇江，本为连接苏北的交通要道。驻守当地的日寇为一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属下村定师团。袁殊上任前，曾在南京拜访该师团长下村定，下村定将镇江五县军事地图，赠与兼任汪伪镇江地区保安司令的袁殊。袁氏把地图翻拍成照片，交与潘汉年。袁殊上任不久，即到内河轮船码头巡察，并屡屡隔月撤换码头的“封锁主任”。他这样做，是要使“封锁主任”难以熟悉环境，有利中共人员北渡。有一天，潘汉年向袁殊下达任务：将中共江苏省领导人转移到苏北新四军控制区域。袁殊接受任务后，想方设法，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自此以后，袁殊一方面利用职权，一方面利用与汪日人员的关系，套取情报，使镇江成为中共人员转移的要道。
袁殊还从岩井那里，为潘汉年办理了“特别通行证”。此证上写明：“凡驻沪军、宪、警等人对此证持有者有所检问，务须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取得联系，不得造次﹗”有了这样一个“特别通行证”，保障了潘汉年往来行走的安全。
12月25日香港的沦陷后，原在香港从事抗日文化活动的许多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随时随地都有遭到日本占领军逮捕和迫害的危险。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东江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务必尽全力将这些爱国人士转移出香港，而远在江苏的袁殊也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参与了这一救援行动。他利用日特方面的关系，派出专人专车公开从香港接出包括阳翰生、蔡楚生、张唯一等人在内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其家属数十人，并给以大笔钱款分别作了生活安顿。此外，他还解决了不少去抗战后方人士的路费和安全问题。经过中共方面营救，800多名在港民主人士，如孙夫人、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等，亦成功转移内地。袁殊认为，因为当时香港粮食不足，日寇又轻视文人，把他们当作包袱，以致事件进行才能如此顺利。
当年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与中共杰出的新闻战士恽逸群被日寇逮捕，分别关押在上海和苏州，袁殊获知这一消息后便动用自己的关系最终将他们保释出狱。邹韬奋、范长江到上海就医或工作时，袁殊也对其暗中加以保护，使其不受迫害。夏衍在桂林主持《救亡日报》时，因缺资金购置印刷器材，派经理、中共党员翁从六前往上海求援。袁殊拿出约25万元老法币，交翁从六带到香港买回其所需器材，支撑了《救亡日报》的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袁殊还在中共的授意下，主持创办了《新中国报》与《杂志》刊物，这是沦陷区两家由中共掌握的“汉奸报刊”，尤其是袁殊出任社长的《新中国报》为中共在沦陷区的宣传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42年，作家阿英（魏如晦）进人解放区，上海汪伪报纸为诬蔑解放区，捏造了他在苏北被杀害的谣言并大肆宣扬。为了澄清事实，《新中国报》于1943年3月31日在副刊学艺版发表题为《魏如晦尚在人间》的文章，称“某报前曾一度揭载戏剧家魏如晦（阿英）在苏北被杀害消息，各小报并有专文表示悼意。现闻魏君并未被害，已由苏北转赴内地。”此文一出，谣言不攻自破。
抗战期间，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他及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他的情报及时，使粟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日本战败前夕，袁殊提供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南京、重庆相互争斗，日军即将撤出贵州等情报，并着手清理“岩井公馆”所属的财产，将三大皮箱的金条、美钞、英镑以及大批房契、地契、银行单据等（价值几亿元人民币）转交给了党组织，显示出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