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它永远在那里等着你
我曾经说，故乡是用来思念的。因为既有故乡之名，便意味着你并不生活在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因此，随着一个人离开故乡的时间愈来愈久，故乡对于他生活的意义便越发稀薄。
从1983年离开绍兴到北京求学算起，我离开故乡已有三十多年。因为父母依旧生活在那里，我还是经常回去。不过，越来越多地，我听到人们在互相打听“这个人是谁”。认识我的都是三十岁以上的，而年少的人碰见我与碰见任何一个异乡客是一样的感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类似的笑问对我而言，也是百种滋味。
年幼的时候，我与大多数生活在村镇的孩子一样，吃千般苦，受万般罪，目的就是要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内心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等待着我们，那是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无限空间。我们试图摆脱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份、眼界，甚至包括那个曾经让我情窦初开的女孩。离开，离开，去寻找新的一片天。
路遥有一部小说叫《人生》，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位青年的复杂内心和选择。我比《人生》主人公高加林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大学，如愿地离开了那个春日开满杜鹃、夏夜繁星点点的家，来到了四顾茫茫的北京。等到大学毕业，父母建议我回家找一份工作，这样可以帮助兄弟姐妹、照顾二老。但我有一种“如果不混出个人样儿就不回去”的豪情，所以继续念研究生，努力在北京寻找工作。
我最初的一份工作是在《哲学动态》当编辑。回家跟中学同学见面时发现，他们有一些是当老师，更多的是在绍兴的各种机关里面“当官”，每一次他们问起我的职业，都一脸迷茫，反正不太能理解这个曾经的班上佼佼者会从事这种不太靠谱的工作。的确，他们的工作是如此实际而切近生活，而我也很难把所思所想与他们沟通。我的父母虽嘴上不说，心里亦是多有不甘，即使想给亲戚邻居夸口，都无从说起。我也多有歉意，总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孝顺”儿子。
这些年来，父母逐渐变老，加上两地交通越发便利，我经常回绍兴，春节也常带岳母一起回绍兴过春节。不过，每次回乡过年，时间都很紧凑，倒不是不愿在老家多待，而是因为甘蔗小朋友总有许多跟学习相关的安排，因此行程总是缩水。我的父母仍然相当宽容，按他们的话说：“只要回家，就好。”
从北京回到位于会稽山麓的老家，眼前景象依旧，人却是变化不小。一种亲切的陌生感，让我更愿意亲近老家的山水，晚上躺在床上，细听潺潺水声恰如往昔。也不知怎的，近年来北京很少下雪，反倒是绍兴经常大雪漫山。我常看到被大雪压弯的竹子，那低垂的竹梢犹如人生的某一时期的压力，但过几天积雪融化，竹子便很快重新振作。
绍兴古称会稽、山阴，乃是风物繁盛之所。归乡行走于青山绿水之间，亦是与那些曾在这山径行走的古人的一种亲近。王羲之曾作诗：“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他的儿子王献之也说过：“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固然，在学究性的眼光中，山阴道似乎指的是王羲之父子生活的绍兴城西南兰亭一带，但是熟悉绍兴的人大都知道，绍兴真正的山水乃以平水、稽东一带为最美。
平水，一是江名，古称若耶溪。李白曾写道：“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从目前的地理状况看，若耶溪多是涧水，清澈但流速很快，所以溪中是否适合种莲花，我多少是有一些怀疑的。此景或许只是李白的一种想象，但若耶溪因这些诗人墨客古已有名，是无可辩驳的。
在另一种说法里，平水是“与水平”的意思。按照我奶奶的讲法，以前稽东一带的人去绍兴城里，要到平水坐船，也就是从此处始有了绍兴的水路。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做是“里山”和“乡下头”之间的分水岭。在绍兴话里，“里山”指稽东、王坛、青坛等一些地方，而“乡下头”指的是鲁迅外婆家等地，比如孙端、马山一带。里山人出行主要靠步行，而乡下头主要靠船，平水正好在这交界处。
我对平水很有一些感情，因为我在这读过一年书。上中学时，我们用的浙江地理教材里介绍了一种特产叫“平水珠茶”，我小时候经常喝到。我爷爷就是做这种茶的，制作工艺里除了一般绿茶的做法之外，再就是要将茶做成圆球形。最近几年，因为龙井茶更为人们所熟悉，这种珠茶已经不再生产了，让我颇感遗憾。
平水以南，山形渐密，这里有许多地名很有讲究，比如尧谷和舜王庙。我的中学同学、复旦大学毕业的黄连友经常说，这些地名与我们古代的圣王尧和舜有关系，加之平水附近有大禹陵，所以，尧舜禹三圣在绍兴都是有“遗址”的。
绍兴的经济发展当然没得说，可是绍兴的变化却是我不太能接受的。我固然知道，如果一个城市永远不变，只能说明没有发展，但其发展必须与城市的历史建立有机的联系，在这方面，绍兴做得并不是特别好。
我的许多朋友到过绍兴，如果他们依然对绍兴古城心存向往，那肯定会十分失望。绍兴水乡城市的面目几近消失，处处是高楼，全靠鲁迅故居、仓桥直街撑着。如果是对鉴湖明月存有幻想的人，还想着“一夜飞渡镜湖月”，那他也会有些失望，过多的高楼已遮住了月光的婆娑。在这个以纺织为特色的地方，河网已经被密集的路网所替代。水乡的绍兴所剩不多。
好在绍兴的山水足够丰富，还有茂林修竹可以期待。只要你进入平水，向着稽东的方向前行，那么，你就会真正体会到山水之美、松风之清。如果你有幸在稽东下尉的十里鹅湖边住上一晚，头枕若耶之小波、吐纳稽山之气息、啖食香榧之果实，若你依然没有赤松子乔之感，那便只能埋怨自己没有体会力了。
我的“文革小学”
我是在绍兴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读的小学。这个山村一度以“文革大队”命名，所以我所在的小学被称为“文革小学”。
1972年属于“文革”后期。记得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决裂》，讲的是一所劳动大学的创办过程，推行的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我对其中的一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葛存壮扮演的“专家”在讲“马尾巴的功能”，被学生讥讽是“与生产无关”的无用之学，被赶下了讲台。
这些电影的宏大背景我不得而知，反正，在我们绍兴老家，每一个生产大队都会办一所小学，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年代，教学条件的不足和学校设施的欠缺，似乎可以通过精神力量来解决，我们的“文革小学”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在“劳动大学”的影响下，我们的小学也可称作“劳动小学”。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学工、学农、学军”，我们那里没有条件学工和学军，所以主要就是学农。大家原本就是农家子弟，根本用不着学农，学校所谓的学农就是“积肥”，把村子一些阴沟里的烂泥挖出来，集中到田里。
学校教学条件之简陋首先体现在师资上，虽然，我至今还十分怀念那些今天看来根本是不合格的老师们。我们学校当时共有五位老师，其中只有一位是公办老师，也就是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老师，不要小看这一个，在邻近的小学看来简直是奢侈。另外的几位则是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民办老师大都是镇上中学速成毕业的，这也决定了他们所能教授的东西十分有限。学校里唯一一个公办老师教高年级，我们刚入学时的老师主要是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有趣的是，我的语文老师根本不会教拼音，所以至今我也还不会拼音。
我们的主要课程是语文和算术。其他课程如常识、音乐和美术，基本上是老师随便教几首歌或是画一些东西。的确，老师也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的识谱能力和绘画水准，与我们比较接近，十分类似于孔老夫子所说的“教学相长”。
此种形势决定了我们的课业内容并不是很重，老师又都是乡里乡亲，关系十分融洽，我们上课踊跃发言，甚至可以不时纠正老师的一些“口误”。
因为师资力量不足，学校经常把两个年级放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教师可以在前半节课讲四年级算术，后半节课讲三年级算术。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三年级的我提前学完了四年级的算术，其他课也是一样。
我们的教室里也常有一些“编外人员”，在农忙季节，这样的编外人员就会很多。我姐姐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上一年级，我弟弟两岁左右，一到农忙，不仅父母要出去干活，连我奶奶也要参与，我弟弟就没人带了，必须由我姐姐带到学校去。一个两岁孩子怎么可能在教室里安静地呆上45分钟呢？结果就是，课上到一半孩子就开始吵闹，在老师的呵斥下，我姐姐只好将我弟弟带出教室。
当时的课堂教学，一方面内容比较少，另外难度也比较小。印象里的语文课，基本上都是听老师讲一个英雄人物的故事。因为没有什么书，也就没有什么作业。记忆中，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作业，下了课便漫山遍野地奔跑撒欢。春天，我们看着田野里金黄的油菜花；夏天，我们有时帮父母下田劳作；秋天，我们上山捡拾掉落在地的栗子和其他坚果；冬天，我们一起在教室里跺脚取暖。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在漫长的夏夜里，一群孩子或是在晒谷场上疯玩，或是在村口桥头听我奶奶讲戏曲故事。我看着天上的繁星，听着牛郎织女，所有的童年想像由此展开。
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受老师宠爱更多一些。有一次，老师不知因何故不能上课，他居然生出了让我替他讲课的念头。虽然在与高年级同学合班上课时，我已经学会了那些知识，但我还是认真备课，上课效果似乎还不错。或许就是那一节课，注定了教师将成为我以后的职业选择。唯一不爽的是，老师一开始借给我一本歌谱，我还以为是送给我的，但在替课结束之后，他竟把歌本要了回去。
农村小学设施之简陋，现在回想起来也是十分极端的。我们学校除了校舍还比较新，其他条件一概不具备。我们没有体育场地，要上体育课的话，就到村里的一个晒谷场去，高低不平，面积不过100平方米。当然，我们也没有篮球场和足球场，连一个单边的篮球场都没有，因为根本没有篮球架，至于足球，就更是连见都没见过。
我们唯一的室外体育设施，就是一个沙坑，沙子是从旁边的小河里弄来的，再弄几根竹子搭一个跳高的架子。这样，我们算是可以进行跳高和跳远活动。
室内的体育活动主要是乒乓球，乒乓球桌是四张课桌拼起来的，这么玩乒乓球有很多乐趣，因为“球桌”缝隙很多，所以乒乓球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跳动。球拍也很简单，有些拍子干脆没有海绵。因为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我们打球便以娱乐为主，球技当然不会很高。有一次，学校派我去参加镇里的乒乓球比赛，因为根本接不起对方打来的旋转球，没几下，我就被淘汰了。
小学中有趣的事，现在能回忆起来的还有文艺汇演。似乎是每年一次，所有小学都派出演出队到镇上的礼堂进行比赛，主要是合唱。有几年，因为我们那边在修一个规模不小的鹅湖水库，便有许多绍兴师专的学生过来，“跟工农群众相结合”。师专里有许多艺术人才，他们帮助我们排练节目，于是我们学校的演出水平一度成为镇里最厉害的。那年，我姐姐他们的节目是《小小竹排向东游》，我们演出的是《社员都是向阳花》，我是绝对的主角——在演出结束时，我站在两个小女生半跪的腿上，做展翅欲飞状。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还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文艺苗子，愣是被耽误了。不过，演得最好的是我们边上村子的尉同学，他演一个小老头，手里拿一个小烟袋，脑袋一点一点，太有趣了。他现在在绍兴市宣传部当领导，算是人尽其才了。
在1990年代之后，整个镇的小学都集中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这样，我的小学便不再存在了。后来，小学的校舍卖给了村里的人，房子还没拆掉，门口小溪的水流依然那么平缓，一切的变化都是那么自在从容。
稽山中学：忆看谢晋拍《秋瑾》
谢晋先生走了，颇有些突然。我前几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他的访谈，虽然年事已高，依然还有很多拍电影的计划，只是觉得他耳朵已然不太灵光了。他的去世，真是令人痛惜。
谢晋是不幸的，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有一些事令我印象深刻，比如他回忆他父亲的死。那时的谢晋，被下放到“牛棚”劳动，听到父亲死讯之后，他急忙赶回上海，发现父亲依然趴在桌子上。他必须设法忍着悲痛，把父亲已经僵硬的手脚抻直。因为只给了一天的假，他还没弄完丧事，又必须在第二天赶回“牛棚”。在至今还不被允许回忆的“文革”年代里，这种事情可能十分正常，但又是如此冷酷与荒谬。
谢晋先生的家庭亦是不幸。他有一个孩子是智障人士。不久前，谢晋又经历丧子之痛，子承父业的谢衍英年早逝，我不忍想象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
谢晋可能也是幸运的，这样说，当然是基于他在电影导演工作上的成功。在电影几乎是唯一娱乐方式的1980年代，毫无争议，他是最成功的导演。《小花》《芙蓉镇》和《天云山传奇》，这些已被淡忘的电影，在当时几乎一票难求，呈万人空巷之势。彼时的电影明星似乎是谢晋一手制造的，而且生命力超强，陈冲、刘晓庆、姜文等人，至今还是影坛的风云人物。“焦急而无奈”这样的描述，实在不足以表达当年我们苦苦等待新电影上映的心理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谢晋的电影，与现在“大片”观前蜂拥而至、观后破口大骂的场面截然不同。
之所以要写谢晋先生，并不是因为他曲折而传奇的人生，而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在1982年看过几天谢晋拍电影。我依稀记得，我的同班同学“老顽”也记述过这件事情。
我已完全记不起具体的日子，今天早上试图查找当年的日记，却也没有相关的记录，或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日记。我只记得，文科复习班的位置在稽山中学那间由孔庙配殿改造的教室里，正对着学校的“通衢”。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正在上洪定国老师的语文课，窗户外面突然出现了几匹马，大家很是惊叹，教室里有一些骚动。我们并不知晓有人来学校拍电影，只是惊叹于马——在南方是很难看到马的。一向严厉的洪老师却说：“你们看吧，看完接着上课。”大概是同情于我们的少见多怪。
下课后我才了解到，是谢晋导演选择在我们稽山中学拍摄电影《秋瑾》的部分场景。事实上，稽山中学并没有什么景致，想必是因为秋瑾的故居和畅堂就在离这里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谢晋鼎鼎大名，且他又是上虞人（广义地说，也算是绍兴人），我们心里总有一些莫名的自豪。关键是还有当时的大明星李秀明，我们算是开了眼界。后来到北京上大学，我才知道，演员中的于是之更是殿堂级的演员。剧组住在第一招待所，每天过学校这边来，李秀明前面几天的主要工作是练习骑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谢晋的衣服。在那个全民中山装的时代，他居然穿着一件有无数个口袋的土黄色“导演服”。
每天下课，我们都匆匆奔向拍摄的地点。看什么都觉得有趣，比如他们弄个大水管来“人工降雨”。
这个电影我后来看过，并没有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电影里与我们中学有关的场景十分模糊，我多少有些失望，不过，这却是同学卧谈时一个大大的谈资。
绍兴之所以让人有许多感怀，主要是因这里有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记录与描述他们的故乡。在这中间，鲁迅功不可没。不过，谢晋也很重要。他拍了一些与故乡题材有关的电影，除了鉴湖女侠秋瑾之外，还有我自己更喜欢的《舞台姐妹》——一个根据越剧名角在上海的故事改编的电影，里面有许多水乡的镜头。
后来，谢晋还拍了《祥林嫂》，在我的老家竹田头一带拍过一些镜头，绍兴的南部山区被设定为“贺老六”家所在地，就是阿毛被狼叼走的地方。但这只是我在报纸上看的消息。
毫无疑问，谢晋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他的死也意味着“人性”电影的结束。在那个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让我们知道人性和人情在生活中的意义，试图抚平革命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伤痕”。我大概是一个怀旧者。在我看来，眼下中国电影似乎空前繁荣，特技至上，民族的“伤痕”似乎被掩埋了，代之而起的，是好莱坞一般华丽的形式。因此，电影带给人们感官上的刺激，而不再是人性的反思。
鲁迅为什么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
前段时间，有位署名“容一”的先生责问我，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安徽人”，而“嫌贫爱富”地改称自己是“浙江人”。虽说这是一个误会（我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但由此可以想见，浙江人应该是有一个“好名声”的。
其实，当别人问起时，我一般会省略“浙江”而径直说“绍兴”，因为绍兴已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我们从小就沉浸在这种自豪中。特别是我在绍兴城读书的一年中，这种感觉被大大地强化了。
我在绍兴城读书的那个中学叫“稽山中学”，学校的原址是古代的“稽山书院”，我们上课的教室就是由原来稽山书院大殿改建的，教室后面是一个园林建筑小品，小荷花池上还架着一座小桥。学校的南墙下面流着一条小河，叫做“投醪河”。这名称可大有来头，相传越王勾践就是在这条河上，将酒倒进河里与士兵同喝，以此激励将士打败强大的吴国。
如果从吴越争霸算起，则绍兴已经有几千年的建城历史，那个不知“良弓藏”而被“走狗烹”文种和相传携西施下海成为陶朱公的“范蠡”，就是我们故乡最早的名人。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水乡绍兴的许多河道已被填成马路，青石板路也被柏油水泥路所取代，但只需花上半个小时，便可穿城而过。我们学校在城的一头，出门不远就是和畅堂，那是鉴湖女侠秋瑾的故居，往北走三百多米，路过以陶成章命名的成章小学，便可到鲁迅故居，而寿镜吾老先生开的三味书屋，就在鲁迅故居的马路对面。离鲁迅故居不远，有一个沈园，相传陆游和唐婉凄然对词于此。
当时的绍兴城，南北方向只有两条路，是解放路和新建南路，东西向的是胜利路和人民路。然而，就在这区区几条路上，散落着徐文长的青藤书屋、王羲之的故居、周恩来的祖居，等等。这两年我回绍兴，发现胜利路上的柱子上挂满了绍兴历代名人的名字，如蔡元培等，想必是希望牢固树立“鉴湖越台名士乡”的形象。
不过，绍兴人并非是一直以“绍兴”这个地名为荣的，鲁迅便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这两天翻看周作人的回忆录，其中这样一段颇有趣味。
“但是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这地方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鲁迅便是这样，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鲁迅不喜欢绍兴，想必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人们对绍兴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反正梁实秋在跟鲁迅打嘴仗的时候便说鲁迅“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接着便以他的籍贯来攻击，说因为“他是绍兴人”，便“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梁实秋《关于鲁迅》）——所以是周作人的回忆录引用了梁实秋的文章吗？
有一些材料可以证明，民国时期乃至更早时期人们对于绍兴人的恶感，来自于对“绍兴师爷”的丑化。
清代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无绍不成衙，无徽不成当”，说当时衙门里的幕僚主要由绍兴人担任，绍兴人天生聪明且擅文辞，又素有读书之风气，但走上功名之途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许多人只能选择入幕，再加上老乡之间互相提携与帮助，不止是师爷，官府里很多打杂跑腿的事，都由绍兴人包揽了下来。这些依靠官府为生的胥吏，其实也就是广义的“师爷”。日子一长，“绍兴师爷”的名声便传开去了。
在主张“无讼”的传统社会，这包揽词讼的职业天生招人讨厌。明代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就称：
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个“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面前，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叼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稳，就悄地逃之夭夭，十个里边，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完全名节。所以天下衙官一大半都出绍兴。
绍兴师爷在清代更是风光。按照清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浪迹续谈》一书的说法，在京城，除通行官话之外，第二种语言便是绍兴话，甚至连带着喝绍兴酒也成了时尚。周作人多少也接受了这样的看法。
老师爷讲述办事的经验，诉讼要叫原告胜时，说他如不真是吃了亏，不会来打官司的，要叫被告胜时便说原告率先告状，可见健讼。又如长幼相讼，责年长者曰，为何欺侮弱者，则幼者胜，责年幼者曰，若不敬长老，则长者胜。余仿此。（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师爷笔法》）
甚至有人以“绍兴”二字笔画编成一首俚词，贬讽此等绍兴师爷，词云：
拗七拗八，一枝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戤半个月，西也戤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面玲珑。
现在，作为文化名城，绍兴游人如织，作为经济强市（县），绍兴商贾盈门。特别是因为鲁迅的作品被大量收入中小学课本，绍兴自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绍兴已成为一个魅力城市，但容我引申一下周作人的意思，“绍兴”这个名称多少有些来路不正。“绍兴”之名，得于南宋建炎三至四年（公元1129年至1130年），高宗避金兵暂驻越州，州治山阴为临时首都。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寄托“绍祚中兴”之意，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这就是说，绍兴其实是一位偏安一隅的皇帝自欺欺人的称呼。
所以，“稽山”“越州”都是可以取代“绍兴”的更为合适的名称。稽山之名最为久远，相传大禹治水后，在此论功封赏诸侯，并以“会稽山”命名此地山脉。叫“越州”，则是因为春秋时代绍兴为越国都城。之后公元前222年，秦以故吴越地置会稽郡，郡治吴（今苏州）；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至会稽，更名大越曰山阴，山阴县名始此。
“人在山阴道上走”，一般用来比喻风光秀美，于我而言，故乡总是在记忆的山阴道上。
诸暨枫桥：居然有这样一个小镇
春节
在我的印象里，绍兴的春节大约是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的，从这个时候起，正式进入年货准备期，各种清扫，各种祭拜，到大年三十达到高峰，要穿新衣，得压岁钱，并等待初一去显摆。
小男孩淘气，父母基本不会在三十前给他穿新衣服，否则到初一，就变成了旧衣服甚或破衣服。初二三四是走亲戚的时间。在我小时候，父亲并不爱走动，不喝酒不抽烟的，是一个很闷的人。而我伶牙俐齿，很小就呈现出以后要当教师的潜力，所以几乎总是个很受欢迎的客人。
不过，长久客居他乡，我与故乡亲戚们的可聊之事越来越少，而我既不腰缠万贯，也非地位显赫，前来攀谈的人也不多，因此，我回家过年，主要是陪陪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幸的是，近十年来我的伯父、姑父们相继离世，去年，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亦在春节前撒手人寰，因此，“近乡情更怯”的“怯”，还包含着儿时记忆中的那些鲜活人物的消失。还好，我有一堆兄弟。
兄弟
我的亲兄弟只有一个，干春华。从小到大，因为他是老小，儿时身体又不太好，父母多少更宠他一些。在他的记忆里，我这个哥哥似乎没有留下多少好印象。他经常忆起来的，是我骗取他的压岁钱。我大概自己制作了一些类似存折的东西，希望他把钱存进来，结果就是，他的压岁钱到了我手里。我自己对这事并没有记忆，但是经他提出，我几乎要把自己看做金融天才，甚至比我那位裘姓的学弟还要出色一些。
我父亲是入赘的，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姨妈还没出嫁，据说她抱我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但自打我有记忆，姨妈就出嫁了，跟我妈一样，也生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因为住得近，加上又有我奶奶的关系，我们六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
不知是否有互相的影响，反正我们四个男孩学习成绩不错。我考上大学后不久，我的大表弟也考上了大学。后面两个弟弟，论智商可能要高一些，但是实在过于贪玩，也没有坚持，便自谋生路了。大表弟上的是绍兴师专，一表人才，但并不满足于在家乡的中学教书。绍兴虽是教育之乡，但一个初中老师的收入还是很成问题的，所以当时我们经常讨论他是否要转行的问题。天不假年，大表弟遇上车祸，与他的女朋友一起化为尘土，从此，我们一起长大的四兄弟就三缺一了。
我的亲弟弟和小表弟在福州打工若干年，城市生活的历练让他们开阔了眼界，他们也都收获了爱情——弟弟找到一个福建姑娘，表弟俘获一诸暨姑娘的芳心。从此，表弟移居枫桥。之后，除了春节，我也难得见到他了。
绍兴和诸暨
今年春节来得比往常更冷清一些，虽然天气很热。
一些有钱的朋友似乎不像以前有钱了，一些有地位的朋友似乎不像以前高调了，老顽同学去三亚逍遥了。所以，聚会比较少。因此当小表弟问我，“有时间去枫桥玩一下吗”，我欣然。自从他住到枫桥，我还没有去过。
说起枫桥，国人的脑子里往往是那“姑苏城外寒山寺”，公安战线的人可能会想起“枫桥经验”，也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调解制度，这个的确不错。不过，我们绍兴人一提起枫桥，必然是诸暨的枫桥。
在说枫桥之前，先说几句诸暨。与我的老家会稽山阴相比，诸暨似乎没那么出名，它是绍兴市辖的几个县市之一，绍兴名士众多，诸暨的确少了一些，只有一个西施，而且还有萧山来争。
不过，就我所从事的哲学工作而言，诸暨还是有一些厉害人物的。老一辈的学者冯契、年轻一些的杨国荣都是诸暨人，金岳霖祖上也是诸暨的。
在绍兴，诸暨向来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是诸暨人比较倔，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所以以前打起架来，绍兴其他地方的人是有一些害怕的。
再说枫桥。我老家在稽东镇，位于绍兴南部，与诸暨接壤，翻过一座驻日岭，就可以到赵家镇、枫桥镇，其实比去平水和绍兴更近一些，置办年货时，大多数人会去赵家或枫桥。因此，枫桥这个名称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我一直在念书，加上驻日岭导致的交通不便，故一直没能成行。
这不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吗？
“枫桥三贤”和枫桥大庙
去枫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几乎惊出声来。原来，枫桥并非只有香榧，还有那么多的人和事。
当然，让枫桥人最为自豪的是所谓的“枫桥三贤”，三人集中在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的这几百年间。在这三贤当中，我对王冕和杨继桢并不太有兴趣，最感兴趣的是陈洪绶。
陈洪绶的故居及光裕堂离我表弟住处只有六百多米，我下车伊始便拔腿前往，不料大门紧闭，想必是一天也没几个参观者，看门的人便出去买菜了。跟门口几个人闲谈，他们听说我是从绍兴远道而来，便去喊那个看门的。大约是因为受制于经费，里面的陈列物相当简陋，墙上所挂陈洪绶画作的复制品也是粗糙得可以，大多数物品陈列柜里甚至是空的，令人遗憾。不过，陈洪绶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如此传奇，这些传奇加上他的艺术天赋，造就了他在创作上的“个体精神”。
其实，陈洪绶在诸暨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三四岁的时候，就去他未来的岳父家学习了，那是在萧山。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刘宗周，明末绍兴籍大儒，阳明学的气魄承当者，刘在明亡之后的殉国行为是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的体现。老师死后，陈洪绶的生活变得放荡，酒色成为其生活的主调，这在他的朋友张岱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大概是说如果当官的和有钱人请他画画，他会拒绝，但如果以美色作为诱饵，他会欣然。清代萧山人毛奇龄的《陈老莲别传》里说1646年夏天，陈洪绶在浙东被清军所掳，“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与妇人诱之，画”。他与张岱的交往大约比较多，因为张岱的笔下多有其故事出现。张岱在其晚年作品《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将陈洪绶列于“妙艺列传”，张岱这样说他：“笔下奇崛遒劲，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则李成范宽，花卉翎毛则黄荃崔顺，仙佛鬼怪则石恪龙眠。画虽近人，已享重价，然其为人佻傝，不事生产，死无以殓。自题其像曰：‘浪得虚名，穷鬼见诮，国亡不死，不忠不孝。’”的确，少年成名的他在当时画价已经颇高，但因为性格和时代使然，他成为了一个具有彻底的个人主义色彩的人。
他的画，我其实没有能力去描述和评价，不过被公认是世界级的佳作，我在许多博物馆里都见过。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中年之后的生活。他大部分时间在绍兴、平水一带，曾经住在绍兴城内徐渭的青藤书屋里，在平水附近的云门寺出过家，死后还埋在枉棚岭。枉棚岭是平水和绍兴之间的一座小山峰，我好几次骑车去绍兴城里玩，都要翻越这个陡坡，只是并不知道他埋在这里，下次一定要跟老顽去寻墓。
枫桥所拥有的文化含量，起码是稽东镇无法比拟的。这里的小天竺——一个微型的园林之中，居然还陈列着俞樾的许多石刻。还有一个枫桥大庙也很可观。在大庙的陈列里，可以看到周恩来曾来过这里，做抗日的讲演。在枫桥的众多科学家及文化人中，还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校长何燮侯。他在任时间虽然很短，但回到浙江之后，似乎一直很有影响。
2016年2月15日
绍兴：中国式的消失
现代化意味着效率，同时也意味着同质化。尤其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要学习西方，所以将自己的城市建设成西方城市的形态，而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拆掉构成自己特色的地方，将西方不同城市的不同风格堆积到一个城市中。如果翻阅北京的房地产广告，你就会发现，有的项目以美国建筑为模板，有些以德国为风格，这些模板都十分漂亮，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北京成为了万国建筑陈列馆。
2010年之后，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中心主持的一个北京市的研究项目，翻阅了一些北京的城市建设材料，这让我对北京的建筑发展史有了一些了解。1949年之后，一批主要由军人和农民出身构成的统治群体开始管理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而这批新的领导者并没有管理城市和管理经济的经验。
一片百废待兴，这意味着新的机构只能尽量多地利用老的建筑。所以，很多机关、企业、医院进驻了寺庙和大院，不少领导人甚至住进了王府，党中央都入驻了中南海——清政府的统治中枢。一个以打破等级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重新进驻于这富有等级意味的建筑之中，的确有不少反讽的意味。
当时，梁思成等人希望北京的政治中心建在复兴门外的三里河一带，以完整地保护北京的古城建筑。这个经几百年来不断建设所形成的古城规划，在梁思成看来，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事实上，书生是不可能理解政治家的想法的。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北京的重要政治机构、金融机构和文化机构沿着长安街一带一字排开，即使是人死之后的去处八宝山革命公墓，也建在长安街的延长线上。我曾工作过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于1977年前后，就建在建国门内，其前身也位于长安街东建国门一带。原先，我们觉得这是浪费，因为我们是以学术机构来看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觉得做学问首先要清净。不过，最近社科院领导正努力将社科院建成智库，也就是一个政府决策咨询机构，这样的话，在长安街上大概是必需的。
北京城墙躲不过被拆的命运，这至今令许多人唏嘘不已。吊诡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北京城市的变迁仍在加剧，以至于梁思成自己的老宅也被拆了一半，而鲁迅、周作人所居住的八道湾也一直被虎视眈眈盯着。在经济利益至上的时代，文化只能是一个点缀，甚至不幸成为商业的噱头。
除北京以外，我感情最深的城市就是绍兴了。1983年前我生活在绍兴，那时我还是乡下人，每次进绍兴都觉得这真是一个超级大的城市，在我眼里，四层楼的绍兴饭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是十分雄伟的建筑了。
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绍兴当时的确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南起五云桥，北到原来胜利路汽车站附近，东西向大约也就两三条路。1982年到1983年我在稽山中学重读的时候，这个古代稽山书院的遗迹旁边，有很多是菜地。
有一条河正好流过稽山中学，名字很好听，叫做“投醪河”。据说，勾践在出征讨伐吴国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投下一杯酒以激励士兵。
那时的绍兴还留着许多青石板路，塔山上的小塔很有一些荒芜，塔顶上还长着一棵小树。有一阵子风声紧，我们曾经去“成章小学”（以著名教育家陶成章的名字命名）借读，因为依然住在稽山中学里，所以我们每天要穿行过新建南路。这条路很窄，铺的是青石板，只能允许那些小三轮车对开。每天早上，我们为了躲让自行车，只好在一个一个刚刷好的马桶间穿行。路两边有一些小店铺，上着一排一排的门板。路边好像还有一个土谷祠，不知道是因为有了鲁迅的小说才有这个祠，还是因为这个祠被写进了鲁迅的小说，而变得格外让人注意。
这样的一个绍兴，连同绵绵细雨，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
一年又一年，绍兴的青石板“一块一块地被运到乌镇”（一个杭州的文艺人提供的消息，未经考证），绍兴越来越发达，马路越来越宽，水乡被设计成一个又一个的开发区，比如袍江和镜湖新区，无非是把一些密布的河网填满了，变成了一块一块的工业用地。
这两年，绍兴还搞出了一系列假文物，比如为了扩大鲁迅故居和纪念馆的范围，搞出一个鲁迅故里。这样的圈地还发生在大禹陵，趁着一个搞公祭的机会，附近的村庄都被并入大禹陵景区，这样，要进入大禹陵参观的话，就需穿过一条很长的石板路，路边弄出了许多崭新的“古迹”。
最大的，也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古迹”，在柯岩那边。因为采石或者其他什么原因，那里留下了一块孤立的石头，一直算作绍兴的一景，但前几年突然被围成一个大公园，里面居然还新修了一个寺庙。在柯岩旁边还有一个假“鲁镇”，说是鲁迅外婆家，但全部都是一些新建筑。
所谓“中国式的毁灭”，就是两件事：一是大规模地拆毁传统建筑，将之转变为工商业或现代化的居住之处；二是在原有的风景里大规模地制造和安放假古董。最后，城市变成了新城，风骨却完全没有了。
我一直没搞清楚，在保护老城的基础上，在周边设立新的开发区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这一点对绍兴的决策者来说，是一桩比拆掉旧城更困难的事吗？看着绍兴像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面临着典型的“中国式消失”：一个城市广场、几条宽阔马路、一个步行街、许多假古董，我不知道该诅咒谁：是要骂政府吗，还是要骂城市规划者？是骂人们没有远见吗，还是骂自己吃饱了撑的？
我最近常在仓桥直街上走动，试图体会老绍兴的点滴，尤其是在雨天，我看着青石板上流过的水，心中莫名感动。我承认，每一个绍兴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想像中的绍兴，但于我而言，绍兴更多是雨巷的感觉。
假如迁都，你还会爱北京吗？
我几乎不能理解一辈子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对于故乡以外的地方是什么感觉。对我而言，最为依恋的当然是故乡，原因很多，比如父母兄弟、儿时玩伴等。更重要的是，生命最初的几年，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饮食起居、语言风格，甚至是生活中许多其他方面的特征。不知这是否具有生物学上的解释，对我而言，仅仅是自身感受、一种体会而已。
我自出生到上大学之前，在绍兴生活了大约18年，在北京的生活已经超过30年，但我依然不会将自己看做北京人，而只是一个客居的“游子”，也时常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期待。
但这样的经历会使我愿意了解不同的城市，特别是北京，我对它的历史、语言都有很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写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杨东平的《城市季风》，此书主要比较了北京和上海文化精神的差别。我印象最深的，则是1980年代看过的赵园先生的《北京：城和人》，这并不是一本写城市风物的书，作为一本文学史作品，其焦点在于讨论北京的文人与文学。
近代以来，许多出生于绍兴的作家生活在北京，比如鲁迅和周作人，还有其他许多浙江籍的人文学者。阅读《北京：城和人》的时候，一些人对于北京的矛盾心态尤其打动我。书中写到了周作人对于北京的喜爱和犹豫：在1920年代，尽管北京到处是风沙和灰色的墙，对于出生在水乡绍兴旖旎风光中的周作人而言，这些当然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北京的人文氛围，又让他“漠视”了对环境的不适感觉。
我思忖着，一个人对于居住地的好感是怎么产生的呢？身临其境的生活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对于这个城市的文学作品，则是你融入城市气质的更为重要的途径，然而吊诡的是，可能往往是那些你没见过的人的生活，构成了你对这个城市的大部分感受。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语言和人物营造起一个城市的氛围，产生“共感”，人对城市的依恋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具体”。
2000年之后，北京的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展，北京的气候、饮食和交通，让人对这个城市倍感疏离，我对是否坚持留在北京生活产生了怀疑，甚至涌起一股冲动，想要离开这雾霾漫天、无月少星的城市，回归田园，回归故里。但是，每次回到绍兴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总是急切地想回到北京，是什么令我魂牵梦萦呢？
北京显现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都市的模式，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加上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特色，使它成为各类资源的始发站，这就导致北京城市的规模以一种超过其城市承载能力的方式发展着。国民总是处在“逃离北上广”和“回到北上广”的纠结中。固然北上广有更多的创业和发展空间，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实在让人望而却步。
有趣的是，每年的两会，少有人提出迁都的主张，反而出现了比较违背自然规律的所谓“南水北调”。当然，迁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政治中心的转移，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考量。有一段时间，韩国也曾讨论迁都的问题。正是因为韩国一度要把首都从汉城迁到南部一个小城市，我的一个韩国朋友就用自己的终身积蓄，在这个“可能”的首都买下了不少房子，结果，韩国不迁都了，他也赔了棺材本，年龄很大了还在为生计操劳。
我最近读书，发现在1840年之后，不断有人提出迁都的设计。将首都迁出北京，也是康有为改革设想里的一个重要设计，他主要也是从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和政治布局出发。他说，明清定都北京，跟处理北方民族的关系有关。在康有为看来，既然目前的竞争主要从国内的矛盾转移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新的战略和经济竞争的角度看，首都应该迁往上海。
不能想象，北京如果不再是首都，那将会是什么样。雾霾可能不再有了，但是，现在发生在这个城市中的故事，也会挪个地方发生。那些曾经吸引周作人的灰色的墙，也不再有人关心。当然，我们都知道，周作人所真正关心的，不是灰色的墙，而是住在灰色墙里面的胡适之、钱玄同、废名他们吧。
北京名人故居：城市灵魂的栖居地
近年来，北京的名人故居频频被拆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与大多数城市发展问题一样，针对名人故居的争议也经常呈现出逻辑不清的问题。当一些人文学者大声疾呼保留北京名人故居时，往往诉诸情感层面或是一种文化乡愁，基于对城市特性和传统文脉的尊重，呼吁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有时候，这些“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声音，显得离现实世界有点儿远。他们不仅对城市的规划和发展状况缺乏深入调查和全面认识，对居住在这些故居里的居民的生存状况，也缺乏将心比心的了解与体恤。因缺乏理性的分析与数据的支持，他们的呼吁往往变成了一种道德立场与情感宣泄，难以真正对社会发生作用。
现代城市的另一个敌人是过度的经济指向。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发展经济的强烈渴望，而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想要在短期内使城市格局符合经济增长的目标，大拆大建便是必然。
同时，在产品缺乏竞争力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过度依赖于地产经济，也使得政府和商人取得了很大的共识。如此，散落各处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域的各类历史文化建筑，包括名人故居，便会与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形成反相关的关系。即便是在打着各种旗号的保护背后，我们看见的也不一定是基于城市品格的珍视与维护，而是对城市经济尤其是旅游经济的拉动。比如北京前门大街的改造，有谁能从中真正体会到老北京的情趣呢？不过是一场伪老北京风情的商业包装而已。
比较有吊诡意义的事件，是2009年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拆毁事件。舆论喧哗，让这个拆毁行为最终被纠正，但梁林故居却已基本成为废墟。我感兴趣的，是梁思成在北京城市保护历史中的象征性意义：1949年之后，梁思成没能阻止北京城墙被毁，过了半个多世纪，他自己曾经住过的房子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我在北京居住了近三十年，一直住在中国人民大学周边。即使大学里社会名流众多，却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故居”一说。因此，我对于主要散落在四九城内各个胡同里的名人故居，有着很强的陌生感。要说我自己有一定了解和体会的名人故居，应该算是坐落于永安南里的俞平伯先生故居。当年，我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兴涛先生合作编辑一套“文化名人世家”丛书，其中有一本是关于俞平伯先生家的，因此便去俞先生故居，与其哲嗣俞润民先生沟通。俞先生的故居并无建筑上的可观之处，乃是一栋20世纪50年代建起来的苏式四层小楼。先生家住二楼，是一间标准的单元房，但名人之家与寻常人家的区别立马可见。从客厅悬挂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书画作品中，你甚至能听得到历史流淌的声音。
后来，俞润民先生也已作古，这所房子现在不知谁在居住。然而，这与我们要保护的名人故居，或许并不是同一回事儿。
事实上，社会舆论大声疾呼的名人故居保护，指的主要是那些既在建筑角度有很大保留意义，又居住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名人的房子，比如宣武门附近的纪晓岚故居。这个标准如何确立，还需要进一步明晰。然而，当前的状况是，即使是符合这些标准的名人故居，依然面临着被拆的命运，就像坐落于北京宣武门和崇文门之间的潘家胡同和粉房琉璃街。
这两条街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里曾是北京的会馆建筑聚集地。会馆，是晚清民国各省及地方的居京办事处之类的机构。各地上北京做官或从商者，都与会馆关系密切。鲁迅先生就曾经在位于北京虎坊桥附近的绍兴会馆抄过碑帖，度过了自己的一段精神迷茫期。而粉房琉璃街这一带最著名的是湖广会馆，周围则散见湖南、广东一带的地方城市会馆，其中就有梁启超曾住过一段时间的新会会馆。
风云际会，在中国近代历史变革和文化事件中，这些会馆大多产生过重大影响，著名的公车上书等事件，大多就是从会馆中起的头。之后，鉴于种种不言自明的原因，寻常百姓住进了这些房子，并因实际需要而不断地搭建和改造，实际上，大多数胡同生活已成为恶质生活的代名词。我曾去胡同里探访过一些朋友，需学会弯腰、腾挪等一系列本领，方能找到目的地。而如果有内急等具体的问题，就必须到胡同里的公共厕所经受各类气味的洗礼。
这些面目全非的会馆，已经长久消失在人们视线内，直到最近要被完全拆毁。
2011年4月，我与友人去宣武门附近的粉房琉璃街，最后瞻仰一下那里的名人故居。在残垣断瓦之间，我们试图追索那个时代文人与社会之间的激扬气质。街边理发师的高声笑谈和老太太们的悠闲座谈，固然让我们体会到了老北京人悠闲自得的一面，但问了几个人后，我发现这些带有不知哪里口音的老太太们，却并不知道梁启超何许人也。在拥挤混乱的环境中，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搬到宽敞舒服的公寓中去。
对于中国城市的批评，对于城市发展与保护的讨论，我们已听得太多，尤其是对北京这样的城市。有太多值得保留的历史遗存，已经永久地从这个燕山脚下的城市中消失。1949年之后，我们失去了古老的城墙，天安门广场两边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我至今没有明白，在20世纪50年代，古老皇城和现代政治建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当皇宫和人民大会堂一起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否考虑到，城市风格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天安门，紫禁城的一面墙，如今成为了人民狂欢之地、一个新的政治活动场所。那么，一个试图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怎样处理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呢？
当然，谁都可以批评北京这些年在城市景观、建筑设计方面的肆意妄为。一方面，北京试图延续其首善之区建筑的持重、稳健、大气，另一方面，它似乎有一种世界化的企图，将现代建筑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的一种物化表达。这样的表达往往以十分夸张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比如很具实验性的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新址。这些可能会被作为失败建筑标本的新建筑，典型地体现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冲突和混乱。而混乱背后，正是传统和后现代的奇特对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相比较于那些巨大的新城市地标，相对于那些代表了新的城市面貌和精神气质的怪异建筑，北京的名人故居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一事实也说明，北京正经历着从政治到文化的巨大变化。而那些一直默默承载着北京城市灵魂的人物，在塑造新城市精神的过程中，已经被遗忘了。即使他们依然停留在我们的嘴角和笔下，然而，他们依然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吗？
在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城市，都会涌现出一批新的城市英雄，不仅有文化上的，更有经济上、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城市英雄，这些人物通过不同的角度影响和塑造着城市的精神。对于他们所居住之处做适当的保护，对于城市形象的构建而言是很重要的。
目前的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过于考虑经济上的收益，不但不能有意识地保护城市微地标，反而将之视作获得经济收益的障碍。因此，他们通过与权力合作，以各种名目将各种纪念性建筑夷为平地。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形态，许多名人故居已经不再是其私有财产，因此，客观上也存在着居住者和保护者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异，这些问题都增加了名人故居保护的困难。
西八道湾胡同曾居住着周氏兄弟，《呐喊》等作品正是在这个鲁迅购买的宅院里诞生的。在周作人去世之后，这处旧居成为公产，住满了人。那么，对于现今居住于此的人而言，他们所盼望的可能是早点拆迁、获得合理补偿并住上好的房子。如果政府没有合理的补偿措施，而是基于保护故居的目的保持原样，对于这些住户而言，反倒是最坏的结果了。
对于当今的中国而言，保护名人故居是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承担的工作。
然而，这可能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既然由政府出面保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范围，即什么样的重要人物和具有怎样文化、政治意义的故居应该被列入保护范围。这既涉及政府财政预算，也涉及具体操作的问题。
北京曾居住过太多名流，如果把他们的故居都保护起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甚至也并非十分必要。首先，名人故居分布在北京城市各处，如果都进行保护，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说“不必要”，是指一位名人可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对于城市的贡献或许并不具有持续的影响力，相比之下，整个城市发展的意义更加深远。
其次，有些名人故居本身在建筑上并无保留价值。正如前面所说的俞平伯先生，他住在北京最普通的单元楼里，如此居所的保存意义并不十分大。
在我看来，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先贤祠，将北京各类名人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纳，然后加以纪念，可配上大量历史图片以说明其生活状况。这样亦可以起到纪念意义，而不必都采取实物保存的方式。
我们从老舍那里了解到了民国时期的老北京风情，从王朔那里体会到了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如果我们从同升和、瑞蚨祥看到的是民国时期商业文化的话，那么，我们从联想和新浪了解的，则是21世纪的北京商业文化。北京的文化，是一代代人累积起来的，而不同的时代也会出现不同的名人故居。因此，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和发展新的北京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