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北京和母亲的白发
北京的灰色
北京的空气越发难以让人好好地活着了。尤其是冬天，我便想睡懒觉，一直赖在床上不起来。反正即使起床，眼前也是灰蒙蒙一片，看不见太阳。
真的不知道北京是从啥时候起不太容易看见太阳的，这样的环境状况让我跟这个城市的矛盾越来越深。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从自身工作的角度，我当然不认为存在另外一个能与北京相比的城市，尤其是像我这样在人大和北大教书的老师，每次看着课堂里的学生，那种幸福或许是难以言传的。要说上海或许可以替代的话，复旦、华东师大都是文科老师向往的学校。但看过一些报道，似乎上海的天空也与北京一样的污浊呢。
从生活方便的角度来看，北京的问题也的确很不小。空间大而无当，马路却拥挤，干啥都不方便。
曾有许多人喜欢北京的灰色，但这灰色指的并不是天空，而是北京建筑中经常采用的青灰色砖头砌成的墙。我记得，周作人在一篇写北京城的文章里说，北京的四合院基本上都采用青砖，带点儿灰，他说他喜欢北京灰色基调的房子。但我相信，他那会儿是看得见阳光的。
北京城的灰颜色与这个城市的政治色彩有点像：污浊和不透明，一切在混沌中。
北京一度是红色的，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在我小时候看过的宣传画中，天安门城楼后面必然是霞光万丈，清明壮阔。当然，我肯定不喜欢“文革”，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不喜欢。但我喜欢那时的天空。姜文有一个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大概是受了这般阳光的直接启发。
母亲的白发
忘了从哪一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回绍兴过年。
这一方面是因为交通不再成为回家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是年龄。当甘蔗小朋友说我的发际就像退潮的海水时，当我贴出年轻时的照片而我的学生会问这是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老了。老话说，人过三十日过午，更何况人过五旬。
如果不是别人的提醒，我多少是不愿意承认“老之将至”的。我也不太愿意看到自己的老，说实话，从2010年开始，我就基本上不愿意照镜子了。至今，我还没有学会如何面对自己日渐苍老的面容，因为他离“我自己”太远了。
其实，我也是这样看着自己的母亲逐渐变老的。
说不好母亲是在哪一年突然就那么老的，在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母亲是一头黑发，满张罗。似乎很突然，有一年我回家过年，猛地发现母亲的头发犹如伍子胥，一夜之间全白了。我当然知道，母亲的头发是一根一根白起来的，但因我长年在外，她的渐变在我这里变成了突变。
我多么希望她永远年轻啊，似乎这样，我就可以更小一些。这么一想，倒是勾起我小时候对她的一些记忆。
在我上小学之前，晚上睡觉时，母亲会讲些故事给我听。我大都已记不住了，只记得她经常开的玩笑是关于她的“工作”。她常说她其实是一个教师，因为生我们，所以放弃了那份工作。我们便问：“你教的那所学校叫啥名字？”她答说：“白木小学。”我多少有一些替她遗憾，但又确实没听说过那所小学，所以又问：“那所小学在什么地方啊？”她说：“在白木岭登。”
我敢打赌，大多数人肯定没听出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只有了解绍兴方言的人才会看出一些端倪。在绍兴方言中，“白木”（白目）指的是不识字的人，“岭登”指白木山的山顶上。当然，就我个人的乡土地理知识而言，在会稽和山阴地界，似乎没有一个叫“白木”的山。大约是我母亲讲得太过投入，以致于我们并不能完全领会故事的意思，便以为这是一件真事。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盼着去白木山顶，看看母亲“教过书”的那座学校。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她老人家可能也就上过几年小学。不过，在当地与她年纪相仿的妇女中，母亲算是有“字眼”（知识）的人。她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念书，摆脱“白目”，这一点和我的另一个同样有些“字眼”的姨妈有点像。姨妈也确信知识改变命运，所以坚持让我表哥读书高考。我这位表哥眼下在绍兴的一所大学里当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天到晚在电视上评论经济走势，好生风光。我回老家的时候，姨妈还经常自夸她的眼光，并说，要不是她的鼓励，我自己的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不让我上学了。我笑笑，心里知道，母亲希望我摆脱“白目”的愿望，在我还懵懂的时候就已有了。我母亲唯一的“失算”，是没有坚持让我读一个有“钱途”的专业，如果那样，我就可以避免在灰蒙蒙的北京，想着一些灰蒙蒙的事了。
说实在的，我父母经常跟亲戚朋友邻居们吹嘘我如何学问大，这些我也不纠正了，因为这是让他们感到高兴的事。我母亲经常希望我把写的书送给她，但我知道，她应该不会有兴趣看这些毫无趣味的文字。她知道我是教书的，除此以外，她并不问我教的什么课、研究个啥东西。
母亲对我甚是宽厚，她希望我多给她打电话，这一点我一度坚持得不错，一直到最近她的耳朵出了些问题。由于她听力下降得厉害，打电话变成了“喊电话”，沟通十分困难。她是一个敏感的人，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她说的话越来越少。
母亲对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常回家。每年我们春节回家过年要回京前，她总要问问，明年春节是否回来。如此提前的相问，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要求。所以，这些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回绍兴过年。在甘蔗小朋友去美国上大学前，她每年也跟着回去。这些年里，我一回家她首先要问的就是甘蔗如何如何。我总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说，一切是那么平淡。
每年团聚的时间是如此短促，在我离开家时，她会背过头去，偷偷地擦一下眼泪，然后等着下一次的相聚。
祝母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初稿写于2012年1月18日，2016年2月4日改
阿爸，我想跟你说两句
相对于我的母亲，我父亲一直以身体健壮著称，据说他年轻时可以独力扛起一棵400斤的树。母亲可能是生我之后，因月子期间没休息好，便落下了病根，一直病怏怏的，在我的老家甚至有“孵鸡娘”这样的绰号，形容她像一只孵小鸡的母鸡一样趴窝。正因如此，我们对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少关注，觉得他的健康是天经地义。
许多事情总是令人猝不及防。2014年4月29日一时许，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父亲脑出血，已在医院等待手术，需要征询我的意见。
是夜，我一面在网上查询脑出血的种种症状以及手术可能出现的情况，一面在焦急地等待手术的消息，并准备回家探望。早上4点，电话响了，说手术成功，父亲住进了重症病房。
5月1日，我赶回绍兴，当走进病房看见那个因手术而肿胀的脑袋，我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听他叫出我的名字，我还是缓了一口气，并跟他开了个玩笑，说：“你现在像一个领导人，头那么大。”想必他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的父亲，同大多数人的父亲一样，是一个普通而平常的人，不善言辞，埋头干活。如果说有缺点，就是脾气不算很好，我小的时候多少有点儿怕他。彼时，在他不出远门的有限时间里，他经常采用的教育方式是瞪眼睛甚至直接动手，我们尽量不惹他。只有我弟弟，天生倔脾气，加上我奶奶的宠，所以并不惧我父亲的手段，于是经常会出现追逐的场面，我弟弟在前面跑，我父亲追着打。
父亲是一个做篾竹的手艺人，他会编各种各样的筐和篮子，还有睡觉时用的竹子凉席等等，在同行中算是技术比较好的。他常年带着几个徒弟去浙江安吉、余杭等地做事，在农忙和过年的时候回家。因为如此，我们跟父亲不是很亲昵，而是多少有一些陌生，父子之间也很少交流。
因为脑部手术，父亲的思路有一些“复杂”，他躺在病床上，经常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梭。有时他说：“你从北京来看我，我病了啊。”但转过头去，便开始讲述他自己小时候的事：比如他小时候家里太穷，没钱供他读书，老师都到家里来劝了，但因买不起算盘，就没有去上学。他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能上学就好了，这样他的“字眼”就不会那么少。在我们绍兴的方言里，“字眼”是知识的意思。
其实，父亲还是很爱“学习”的，他的字写得很好，并一直为此而自豪，他在家里的各类家具背面，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跟一般老头不同的是，他特别爱看国际新闻和港台消息。如果说我们这些年的交流慢慢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他要跟我讨论“国际形势”。
或许是因他自己的经历，他始终毫不犹豫地鼓励我上学，即使在我升学一度遇到障碍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我上学。我大学毕业之后，他其实是希望我去工作的，可以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可我却选择了考研究生，考的是几乎没有“钱途”的哲学专业，然而，几乎不知道哲学为“何许物也”的他，依然选择了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继续求学。
这些年，我们姐弟因为各自生活工作的原因，比如要照顾各自的孩子等等，对于父亲尽管始终有各种的关心，但很少带他出去旅行。我几次希望他们到北京来多住几天，我父亲也来过，不过他很不喜欢北京的空气和拥挤的环境，特别是“举目无亲”的孤独，所以，每次呆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回绍兴老家，我也只好听之任之。
父亲经常在老家跟人吹牛，我儿子在北京如何如何，这很让我有些惭愧。享受完“言语的快感”之后，他却一如以前地节俭和勤劳。每次我回家都劝他，要多花钱少干活，但他的回答总是，不干活人就不中用了。我寄钱回去，他似乎更在乎听到邮递员说一句“你儿子给你寄的钱”，在乡邻面前炫耀一番，然后就存到银行，很少花。
本来今年我有一个计划，就是让从来没有出过境的父母，去香港看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探望完父亲必须回北京，他的病全靠我姐姐和弟弟照顾，只留我满心挂念和担忧。
我准备再过一段时间，等学校放假之后，南下好好陪陪他。希望在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基本康复，这样我们便可好好商量出行的计划了。
为2014年这个特殊的父亲节而作
娘娘走了
我奶奶走了，尽管她曾经答应我们过年聚的，等我12月9日赶回浙江老家，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听到我叫她“娘娘”了，她也再不会唤我的小名，而当我今天离开，她也不再抱怨了：“回家像做客，住几天就走。”
我娘娘活到九十岁，生命之灯终于燃尽，上天有好生之德，却用另外的方式定义永生。
这两天，我和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们坐在一起追思娘娘，她的一切是如此的生动。这两天，我坐在她的身边，默默地看着她，连缀着她人生的点滴。
一个普通人的“历史”
我到现在仍不是很清楚我娘娘的生日，也不想再搞清楚。在我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过生日。
娘娘1917年出生在浙江绍兴跟嵊县交界的一个叫“蒋村”的小村落，所以她姓蒋。（但这次也有一个舅舅说他们原来姓“吴”，后来改姓“蒋”，也无从考证了。）娘娘兄妹七人，三女四男，她排行老二。她们三姐妹留在绍兴嫁人，年龄更小的男孩则随他们的父母辗转诸暨和余杭，最终落脚在余杭县。
15岁那年，她嫁给了我爷爷。我对于爷爷的印象很浅，因为在我五六岁时他便去世了。在我微薄的记忆中，只知道他会造纸，用我们当地的竹子，做一种主要用于包装食物的纸，只知道他的耳朵很聋，并遗传给了下一代。
娘娘生了三个女孩，老大在十几岁的时候夭折，老二就是我母亲。所以，实际上，我娘娘应是我的外婆，但因我父亲入赘到这里，所以我们叫她娘娘，姓我母亲的姓。
当我略有记忆，娘娘就在不停地劳作，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娘娘便要比一般人更辛苦一些，除了劳作，还要做饭。又因我父亲是做“佃匠”（注：指竹匠）的，每年有很长时间在“下三府”（注：指杭州府、湖州府和嘉兴府）干活，这就意味着我娘娘得做更多的活。
或许是生活所赐，我娘娘很少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即使有点儿不适，也是“土法上马”，喝点姜汤就打发了。
确切地说，娘娘的身体，是从半年前开始变差的。去医院检查也没什么说法，但还是去了几次，一次是她因为站立不住，把脸摔破了，还有一次摔伤了后脑勺，还缝了针。我能想象这对于她心里的打击有多么大。家里打电话来，说她身体很不好，但我不能相信，她会虚弱到这般程度。
娘娘活了90岁，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切对她似乎没多大影响。她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余杭了，是去看她的母亲。
小时候我们听娘娘讲故事，有一些故事是与外面世界相关的。一是“长毛”，也就是太平天国起义，“长毛”在我们那里没做什么好事，在我娘娘的嘴里，那些人都是匪，她会说，谁谁家的谁是被刺刀扎死的。这些故事发生在我娘娘出生之前，她大概也是听来的。
与我娘娘直接相关的，是鬼子进村的事。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和国军在诸暨赵家附近有过一次激烈的战役，结果自然是国军失败，日本人在稽东一带的据点大约设在裘村，离我爷爷娘娘居住的下尉村大约2公里。根据我娘娘的描述，听说鬼子要来，全村人都跑去后面的山上躲着，我娘娘跟我大姨和我妈也跑上山，被严厉警告说：“不许哭，否则捂死。”
后面的历史就是土改，我们村因地处山区，地很少，但大约是因为“指标”的问题，同村一个略微有点儿田产的人被处决了。其实，中国的农村，特别是南方的小山村，主要由同宗族的人聚居而成，即使有地主，也不容易弄出过分残酷的事。后面的事亦可证明之，这些地主的孩子跟我们一起上学，从来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作“黑五类”，依然是按照辈分，以叔伯兄弟相称。
娘娘给我讲述的历史，也就这么些。娘娘与天底下大多数的人一样，注定是历史的旁观者，而难以真正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她只关心如何把我们这些人养活，其他的事情则十分遥远。历史虽然是由人民创造的，但真正的人民是从来不出现在被书写的历史之中的。
或许，我娘娘的历史，只是我的记忆而已。
娘娘与我
娘娘几乎不识字，除了她自己的名字之外，估计不再认识更多的字，但我从小被娘娘告知，要爱惜字纸，她总是提醒我们要如何如何认真对待写着汉字的纸片，否则会遭天谴。
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听她讲的那些故事，大都是戏曲故事。在我老家，她们那一代人主要的知识来源是戏曲和一些宗教活动。因此，娘娘所能讲的与她自己生活不相关的事情，主要来源于戏曲。
娘娘很迷信，保持着许多老习惯和老信仰，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叫魂”。我们白天在外疯玩，晚上很累，偶尔会出现抽风或发烧的现象，娘娘的第一反应就是小孩子因为惊吓而失了魂，她会把我抱到白天玩耍的地方，一遍遍叫我的名字。现在我们当然不会再相信这样的事，但却是留给我记忆最深的。
我从初中开始就住校，一般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需要带饭。青菜在学校的食堂买，但经常是吃霉干菜之类的，也可以弄点肉蒸在学校的食堂里。这些食物主要是娘娘帮我整理，她总是会尽量弄得好一些。
后来我去了北京，娘娘很高兴，也有一些不舍。她高兴的是我上了大学，却又担心以后难以经常见面了，我第一次出门，就是那么老远。
她一辈子不知道如何花钱，总是十分节约，我们工作之后，总会给她一些钱，比如压岁钱之类的名目，但从来不见她去买一些零食，却是返回给了我们的孩子。
老人对儿孙之爱，向来不图回报。她虽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不经常给她打电话，但她总是觉得很满意。每次见我回家，总是十分高兴，拉着我说长道短，内容无外乎是我们兄弟之间和我姨妈那些孩子比如继根、菊芬之间的琐事，她知道自己管不了具体的事，但牵挂之情依旧是那么强烈。
套用一句张洁的话：“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走了。”但是，我想她依然会为我们的事操心的。
关于绍兴
干浥
暑假回绍兴看奶奶，在返回北京的那天早上，爸爸和与我同游的大学学妹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的故乡是哪里？学妹从小在洛杉矶长大，虽然祖籍在宁波，但对中国的认识很模糊，所以她坚定地回答自己是美国人。我想，如果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该如何回答？
这已经是我第十几次去绍兴了，我不能清晰地记得。除去不记事的幼年时光，我经历过绍兴的严冬与酷暑，仿佛一闭眼，山区冬天刺骨的寒气，夏天恼人的蚊虫，都一股脑儿向我袭来。然而，我奔赴绍兴的念头却从来义无反顾。我并不在乎这里的天气条件、发达程度，绍兴所能给予我的亲情，让我对这里充满了深深的执念。
我有一年时间没有见到奶奶了，事实上，因为听不懂绍兴话，我与奶奶的交流一直很有限，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在五句话以内结束对话，转为微笑对视。然而她实在是个可爱的老人，山间晨光熹微，她便兴冲冲敲开我的房门，叫我赶紧下楼去吃她熬的红豆薏仁稀饭。她以为我会喜欢现代化的购物场所，便不断怂恿我去逛逛市里的供销超市。她看不懂我裙子的设计，问我为什么美国买来的裙子前面会少块布。她对我的全部宠爱，都体现在推开门看到我时的那个微笑上面。
在这间四世同堂的小屋里，唯有姑姑，几乎没有停止过她忙碌的脚步。如果善良和朴实可以用数据来度量，那么姑姑一定能轻松获胜。往往在我们都懒散地躺在沙发上吹空调看电视的时候，姑姑却不似我们这般安逸，总默默地为我们端来满盆的冰镇水果。最正宗的绍兴菜肴，出处并不在街边巷口人满为患的餐馆里，而在姑姑手中。任何一个走入厨房想要帮忙的人，都会被她大声地赶走，原因只是厨房太热了，她一个人热就好了。到了吃饭的时间，满头大汗的姑姑总是能从厨房端出七八样菜来，全家人便循着香味聚到她的身边。就像小时候常听的故事一样，由姑姑掌管的那个厨房，一定藏着一瓶名叫“爱”的秘密调料。
在小叔的鼓励下，我和弟弟去爬香炉峰。香炉峰在大禹陵周边，山路不长，却又陡又险。弟弟体型偏胖，我们调侃他大概走十步就会要求休息。然而，喊苦喊累的人却并不是他。短短的上山路，我们走了一个小时，所有可以落脚的亭子我们都歇了个遍。他看到我出汗，总是默默为我挡住太阳。终于走到山顶的时候，他偷偷跑去买了两串臭豆腐，递到我面前，说：“吃吧，我特意没有刷辣椒。”
站在山顶的瞬间，打动我的并不是一览无余的青山，而是和我一同登上顶峰的人。因为有了陪伴，登山的苦楚便有了意义，而站在顶峰的成就感也倍加甜美。
绍兴并不是我的出生地，也不是我成长的地方，但是它却牢牢地将我抓住。我并不明确这个城市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认同我的，但是我对绍兴的感情却远远超越单薄的“籍贯”二字。任何一个在旷野和星辰中穿梭的夜晚，只需一个回眸，便能看到绍兴这座城市亘古不变的守望目光，这目光朴实却坚韧，氤氲着我的身体和我的心。
曾读到一句诗：“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我也这样想着，总是时不时地望一望故乡，想着，如果离别无可避免，是否能带走岭上盛开的梅花。然而故乡却不似我一般患得患失，哪怕世界如此广袤，它却已经是我的一部分，时时刻刻陪伴着我，向我诉说那些温暖细腻的幸福回忆。
当我想爸妈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干浥
早上起床感觉甚是想家，遂写小文一篇。
从大一开始便再也没有长时间在家，哪怕是久违的回家，也总是匆匆过客一般。我停留在离家越来越远的地方，似乎大有成为“追逐诗和远方”那广受诟病的族群一员的趋势。
然而打心底里，我是个多么恋家的人啊。直到现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扫描登机牌的闸机于我而言仍然是最强力的催泪弹。我能在脑海中清清楚楚地回忆起那个场景下的每一个细节，在告别的那一瞬间，那种骤然迸发的痛，好像并不在于因为学业不得推迟的分离，只在于过了这个关口，遥遥无期的下次团聚。
我总开玩笑说我和妈妈是适合远距离恋爱的一对，因为距离成功地减少了摩擦，还适时地制造了大量的“蜜月期”。我上中学的时候，妈妈会突击检查我的书包，我的作案手法比较拙劣，各种小说总是夹杂着分数见不得人的试卷一同落网。那时候妈妈会说，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往学校带，书包那么重，正经的东西好像没多少。我撇着嘴，心里不那么情愿，不得不在出门前匆匆抽出书包里私藏的好玩意儿。
上大学之后，我们的角色悄然互换了，她开始担心我书包里的内容不够充足。妈妈总是提前一个月开始准备，早早就买好了各种小吃和常用药，一股脑儿堆进我的旅行箱。临走前还特意陪我一起去超市，我若是没挑几样，她便会担忧我带得不够多，好像早已将我在国外能遇到的一切困难都预料到。
临行前一晚，她一次一次敲开我的房门，每次都拿着不同的东西。“这个是中国特色的筷子，你看包装多漂亮，带着送给教授吧。”“这是别人送妈妈的，放家里我也不用，你带着好不好。”我坐在床上忙着和各类同学道别，眼睛也不抬地敷衍，甚至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从书包里取出许多她悉心准备却被我归为无用的东西。
更小一点的时候，不好好写作业，总喜欢凑到爸爸的书房，翻他书架上的闲书，做出一副要和他讨论的样子。有时候把他搞烦了，文章读不下去，他会恼怒地叫我好好写作业不要多管闲事。他很忙，有时候会出差，有时候会晚归，周末我关起门来学习，他也从不来打搅我。
上了大学之后的假期，他会在我回来之前把公事全部解决，推不掉的他总会邀请我一起。我突兀地出现在各种会议上，爸爸却似乎很高兴，不厌其烦地向别人介绍，瞧我女儿陪我一起来了，我女儿学习很好，在美国读书。只要我提议同爸爸一起看演出，总是说走就走，毫不犹豫，永远有空。我和同学约出去吃饭，他都要发好几条语音来问我，需不需要接，要接随时打电话。
我在房间里用电脑，爸爸会突然走进来，扫一圈我的房间说：“你电脑是不是旧了，我给你买一个新电脑。手机呢，手机什么型号的，是不是也旧了，也换一个新的，好不好？”我赶他出去，笑他神经兮兮，他还接着提问，一本正经地，似乎找不到更好的方式表达他的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爸妈之间的位置像是互换了。他们变成了小心翼翼的一方，总是在斟酌着对待我的方式。想念也好，宠爱也好，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我们的微信对话框，常常显示正在输入，却迟迟没有收到消息。对话框的另一边的他们好像敲了一长段话，却又删掉，犹豫着，想要提醒，又怕多余。
我们都在重新审视自己在对方生活中的位置，也都在试图做出调整。我曾经和爸妈爆发过一场争执，因为我曾觉得他们和我联络的不够多，不够关心我。后来，妈妈悄悄跟我说过，爸爸不让她总是联络我，说她不了解我学的东西，不要指手画脚打扰我学习。他们将距离越拉越远，生怕影响到我的生活。而我却只想离他们再更近一点，和他们并肩而立。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对我来说，充满我内心的唯一仅有的情感依托就是父母，我深知他们对我的支持，而我也无可避免地依赖着他们。我感恩，因为我知道，我能像现在一样生活，源于他们备尝艰苦。爸妈这座灯塔，点亮了我孤身在国外求学的每一段路。就像现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起这些画面，心里满满的。
甘蔗同学的小学毕业典礼
甘蔗同学小学毕业了，人民大学附属小学郑重其事地要搞一个毕业典礼，虽然向来不重视仪式性的活动，但是关于孩子的，没得说，推掉别的活动，梳洗打扮一番，出发前往。
虽然算不上老来得子，但是与大多数的同学相比，我似乎算是要孩子较晚的，因此难免要大惊小怪。记得前两天，一个中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孩子要上大学了。话里话外说，孩子的成绩一直很好，大概是上人大没问题。于此，我真的十分羡慕。至少，他已经从一个阶段里摆脱出来了。
想当初，我在结婚之后，一直没有打定主意是否要一个孩子。理由很多，比如喜欢两个人的自由生活，比如没有宽敞的住房，有了孩子没地方住，比如工资太低，怕养不起孩子。甚至还考虑到地球环境日益恶化，能源危机加剧，可不愿意让他吃这份儿苦。如此这般，有许多后来也都成了事实。比如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晚上我要看书写字，家里也放不下两张床，所以我在折叠式沙发上睡了好长时间。环境问题也是，近几年北京的空气已经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我经常跟甘蔗小朋友说，你在美国要好好呆着，起码可以呼吸新鲜一点儿的空气。
到了三十来岁，起初不要孩子的那些想法依然存在，不过，我开始面对一个要么要、要么不要的选择，虽然那些困难还在，但似乎不再重要。反正，在一个下着雪的中午，甘蔗小朋友被从她妈的肚子里“拎”了出来（剖腹产）。说实在的，我的心里从来没有那样紧张过。说出来可能有点可笑，我首先是去数她的手指和脚趾，发现是正常的，然后看看模样，还过得去，心里想，我总算对得起你，要是有一些什么不正常，那可是对孩子终身的“负担”。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简直是真理。在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晚上，我在海淀妇产医院陪床，几乎没有睡，因为总是有情况，比如要吃、要换尿布，得反复起床。第二天早上，一个漂亮的护士来敲门，要给孩子洗澡，我几乎是支撑着爬起来，跟护士诉苦说：“我的腰恐怕断了。”护士很干脆地回应：“这算啥，以后这样的日子长着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是一个保姆，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写过那段经历。孩子出生不久，我们被分配到人民大学在北四环中路的志新村小区。那里住着人大和北航等学校的大量青年教师。最初的近一年时间，我岳母和母亲帮着带孩子，后来她们都放不下手里的工作回家了，照顾小孩的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一来是我在十分清闲的社科院工作，每周只需上班一天（其实是半天），二来是当时我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保姆的工资，所以，只好自己当起保姆。我每天带着孩子下楼晒太阳，与小区其他带着孩子的老太太和刚生完孩子的妈一起，一边晒太阳，一边交流育儿体会。起初，有一些老太太面露不解，因为不能理解一个没啥残疾的男人怎么会天天在家带孩子。我只好解释说我“下岗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麻烦，她们经常给我介绍各类保安或其他简单的体力劳动岗位，并心疼地说：“小伙子，这么下去总不是个事儿啊。”
后来，为了让孩子能在人大上幼儿园，我们将房子换回人大院内。我也基本上从带孩子晒太阳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可以看些书，写一些文章。早上孩子她娘去上班，顺便带着孩子去幼儿园。下午，我去幼儿园把孩子接回，买菜做饭。她转眼就上了小学。
2005年之前，人大附小在人大院里，跟幼儿园对着（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信息管理学院的教学办公楼）。对于我来说，接送孩子算是比较方便。在海淀区这些小学里，据说中关村一小和三小比较好一些，起初也想过是否要将孩子送到那些学校去，但考虑到每天的接送，也就不勉强自己了。
按我自己的体会，孩子小学前三年，家长的主要工作是接送，劳动量不算大。但是三年级之后，家长们便开始变着法儿地给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还有钢琴之类。由于孩子的那些玩伴都弄了一个钢琴，我的孩子也吵着要学。在一个树叶绿了的春天，我们把一架硕大的钢琴抬进了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我的工作又多了一项：每周带着孩子去钢琴老师家“回琴”。说实在的，我完全没有音乐训练，我陪着练琴，完全只是发挥一下监督功能。孩子不爱练，我便只能采取模拟“报幕”等设置场景的方式，“逗她玩儿”。
2003年，我们搬到了海淀万柳一带，离学校有那么两公里左右的路程，依然是她妈早上送，我晚上接。其实接孩子的过程也是很高兴的，我们在自行车后面装了一个架子，每次载她回家，她都站在那个架子上，贴着我的耳朵，讲学校的一些事情，高兴的和不高兴的。这样的动作在别人看来有些危险，我们经常被人提醒。
后来，人大附小要搬到世纪城，那个地方有班车，我们又省了接送。
2007年6月，孩子总算毕业。我作为人大老师，好处是孩子可以直接上人大附中的初中部，因此，十分乐意配合小学举办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办得还不错，校长、老师、学生家长的代表纷纷上台做了一些热情洋溢但又十分熟悉的“演讲”，接着就是每一个同学上台领取他们的毕业证书。孩子们兴高采烈的。
在典礼上，我们碰到了不少曾经熟识的家长，很显然，岁月在我们和他们的脸上、头发、腰上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彼此有些勉强地打着招呼，慨叹着日月如梭，表扬着彼此的孩子。
总之，甘蔗愉快的小学生活结束了，正如校长所说，她们已经从儿童变成了“青少年”。她们将进入不同的学校，或许彼此想念，或许这些记忆很快就被新的同学所覆盖。总之，她们进入了更为严峻的阶段。
人大附中这两年有着疯狂的升学记录，以至于逐渐被认为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一些爱开玩笑的人说，应该把人民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中学附属大学”。或许在家长心中，这两所不同程度的学校，其分量高低还真有些落差：上“人大附中”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孩子考上人民大学，尽管事实上考上人民大学的学生在附中也算是好学生了。
一个北师大实验中学的老师跟我说，人大附中缺一些人文关怀。但家长总是口头上批评教育制度和孩子的压力，行动上则不由自主地以升学作为唯一的选择标准，“人文”实在是过于虚幻化了。
我不想想那么远，这些压力很快会在孩子的心里逐渐累积，但愿她能身在学校，心在山林江河。甘蔗应该会有一个愉快的中学生活。我的心里有些惴惴。
写于2007年夏
我的孩子，你十八了啊
1994年，我写了《取名之累》，描述了这个姓氏对于取名的困扰，但其实是在以一种兴奋的心情期待你的降生。我取了一个与酒和水有关的名字，当然，我为这样的名字而感到高兴，它接受了女儿红般的情绪。
在一个落着雪的冬天的中午，我紧张地等待，甚至有一些担心，因为期待一个漂亮的女儿这个自私的念头让我觉得有点儿贪婪。你来了，从此，我通向未来的生命的链条得到了延续。我一夜未能合眼，也预示着生命中的新的承担，上天总是通过某种方式的夺取来显示他的给予。这一切，我都准备承受。
1998年秋，我第一次离开你远行，我们俩隔着太平洋辗转反侧，正如你必须捏着我的照片才能入睡，我也在那张陌生的床上承受着飘荡的思绪，有一种“恋囡情节”，在《南方周末》上，我肆意地矫情。
我愿意被人视为下岗工人而每天带着你在楼下晒太阳，然后，看着你嚎啕大哭地去幼儿园，我甚至期待每天放学接你，在别人的担心中，你站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我们笑着回家，胡编一些红毛鬼的故事。
2006年，我们相伴远赴重洋，在公园街的小屋子里，我们学会了生活，并试图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学习“简单生活”的真谛。
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你未来要迎接的挑战做锻炼，所以，你有了中考惨痛的教训，也有了发愤学习的动力。但是，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一直用四个字来鼓励你也提醒我自己：我相信你。
如此，你到了十八岁。
无论在法律意义上，还是教育制度下，十八岁，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对于你，这意味着责任——你要开始做出许多人生的决定，你要对自己负责，也要顾及父母的想法，你不仅要选择大学、工作，还要学会如何跟别人相处，以及如何爱一个人。
随着年龄增长，我会越发唠叨，但如果一定要找一句话作为你十八岁的寄语，还是那四个字：“我相信你。”而你的回应也只需要四个字：“相信自己。”
养育孩子，每对父母都会付出他们所能付出的，但是，他们所得到的，永远超过他们的付出，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样。我为生命中有你感到幸福，同样，也希望你认为你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