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马
人类的历史是以故事的形式连缀展开的，人们往往也通过故事来认识、了解社会和他人。我们活在别人的故事中，别人也活在我们的故事里。讲故事不是哲学家的强项，他们更擅长讲道理。小说家是讲故事的高手，能于虚构中展示其“无中生有”的超凡想像力。
文学与哲学之“界”虽泾渭分明，但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或不容调和的冰火两极。故事中有思想，哲理也有许多源于故事的启发。哲学思辨有逻辑无情节，有概念无实例，抽象是其本质特征，越抽象越有劲儿，思考的过程是去故事化的提纯过程，有场景、有温度、有色彩、有声响、有味道、有诱惑、有暧昧的词汇和字眼儿绝对禁止入内。但文学、故事作为“现象”却一直被历代哲学家关注，并用他们的行话（专业术语）对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等“现象”进行不厌其烦的阐释阐发、定性定义，形成了《美学》《艺术哲学》之类的一系列枯燥晦涩的鸿篇巨制。哲学家们的言说方式尽管抽象玄奥、无味无趣，但探究的深度则令人折服，其直指本质的思想高度是一般作家力所不及的，而且在不少哲学著作中也会冒出一些极具文学品质的句子，闪闪发光、楚楚动人，让作家诗人们自愧不如。
还有少数哲学家亲自动手，直接参与文学创作，形象与抽象、阐释与描写、思考与想象“两手抓”、两不误、两手硬，如萨特、加缪等“两栖式”的哲学家—作家，就是成功的典范。不过，哲学家讲故事时常有一个通病，就是念念不忘其思想主张和主义观念，看似讲故事，实际上还是讲道理，只是让思想穿上了故事的华丽外衣，导致故事情节弱化、人物形象模糊、细节真实缺失、描写分量偏轻等不足。
小说家同样不适于讲道理。当他们突然燃起要高谈阔论一番自以为深邃的思想的冲动时，你会感受到他们那种不得要领的东拉西扯，气喘吁吁地在原地打转翻滚，只见尘土飞扬，不见真枪实弹。比如有的作家谈起真善美爱，便是一通形容比喻，拟人化物，花草云霞，天地人神，水中月镜中花，瞄来瞄去不知靶心在哪。而哲学家们则三言两语，直抵要害，干净利落。所以，哲学与文学是两个迥异的门类，阐释与叙事是不同的手艺活儿。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没完没了地质疑莫言小说的思想性时，据说莫言情急之中撂下了这么句话：“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
记得大约在1984年的某期《新华文摘》上，读过金岳霖先生的回忆录选摘。这位把哲学著作写得像天书一样艰深难懂的哲学家，竟然还会说最浅白通俗的日常话语，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老人家一改老哲学家的口吻，讲了“我与毛主席吃了四次饭”“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人”“陶孟和领我吃西餐”以及“与章士钊比年龄”等细碎之事，读后感觉这位写过《论道》《逻辑》《知识论》等晦涩文字的哲学大家确实曾经“活”过，不是抽象地活着，而是活得很具体。不仅活得有思想，也很有故事。
正是那一年，我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干春松。当时他不过十八九岁，带着一脸稚气，被塞进哲学之炉进行烘烤焙炙，历经本科、硕士、博士煎熬修炼，终成正果，现在中国哲学、儒学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已成学界领军人物。其实，哲学家的学术生涯就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思考过程，其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他的生活传记。但哲人不是木头人，沉思默想的时候心脏仍在跳动，热血仍在奔淌。当他们抬头望向窗外的瞬间，映入眼帘的依然有花有草有雾有云，耳畔依然有虫鸣鸟叫欢声笑语。干春松新作的许多文字记录了这些窗外景、耳边音和醒中梦，与他那些厚重的儒学专著截然不同，更像是爬在老旧灰暗混凝土建筑上的藤蔓绿植。
北方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户外永远是光秃秃一片。但老家封闭的水泥阳台上母亲养的那盆水仙花却格外嫩绿鲜亮，溢出一缕暖情春意。
冬夜里闲读干春松的散文随笔，仿佛又看到了那盆水仙花。
201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