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民族，无论个体对孩子怎样呕心沥血可歌可泣，都无法从整体上保护所有孩子，都不能不对孩子永远负有良心上的无尽的愧疚，甚至是，罪责。——笑蜀（时评家）
厉害女士
早上7点。体型硕大的袁厉害走进一条胡同，脚步急促，巨大的胸部和臀部起伏摇荡。
这里是中原小城河南兰考，40年前，共产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死在兰考简陋的办公室。40年后，“兰考好人”袁厉害继承了焦裕禄的衣钵，拯救中国频临溃败的社会道德。
袁厉害推开雕龙画凤的家门，穿过小院走进客厅，沿着旋转的楼梯爬上2楼，然后她停下脚步开始喊：“园园，明辉。”屋门打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空气浑浊，一台电风扇费力地转动，狭小的空间摆放着一张上下铺，挤着4个光着上身的男孩和两个穿着睡衣的女孩。他们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从脏兮兮的被子里坐直身体。另一间干净宽大有空调的房间，袁厉害的儿媳妇抱着自己的孩子，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
袁厉害捉住孩子的胳膊，像清点货物一样拽到我跟前。“这是‘豁妮’，这是‘白头’。”“豁妮”是一个兔唇女孩，“白头”是一个白化病男孩。她以各自的生理缺陷呼唤他们，“他们都是捡来的，大多数来我这里的时候，脐带还没断”。
睡意未消的孩子，年纪在5到10岁，都带有残疾。他们围拢在袁厉害身旁，用带有表演性质的语调称她“妈妈”。45岁的袁厉害在这个弃婴之家具有绝对权威，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厉害”。
1986年，袁厉害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前摆摊。她是一个典型的底层妇女，泼辣、不畏脏臭，跟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混得极熟。一个兔唇男婴，刚出生就被遗弃在医院的厕所，快要死了，医院的大夫付给袁厉害20元钱，让她“处理”掉。袁厉害用米汤喂给孩子，结果这个孩子居然活下来了，这成为她收养的第一个弃婴，最有可能沦为弃婴的是：女孩、非婚私生子、残疾儿。这是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和社会保障能力不完善造成的后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因照料残疾孩子荒废后半生，缺乏国家收养制度保障，他们宁肯选择放弃亲生骨肉。摄影师卢广则认为，残疾儿的增多跟中国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息息相关。卢广跟踪拍摄残疾弃婴群体多年，最初我也是听了他的介绍，到河南寻访兰考好人袁厉害。
袁厉害是这个冷酷世界少有的温暖色调，“25年来，”袁厉害算了好一阵说，“收养了差不多超过100个了。”她甚至难以完整复数所有弃婴的名字，只能说个大概。长大的孩子已经离家独立，有的结婚成家，有的当兵、有的打工，小的还在身边的有39个。
她的眼睛湿润了，“有人生没人养，是我把他们养大了”。丈夫因为反对袁收养弃婴跟她分居，她反而自豪地宣布，“我不需要他”。
而是依靠摆摊的收入独自维持，袁厉害因此具有了圣洁的好名声。
她用自己的方式养活弃婴，孩子们的性格像她一样泼辣好斗。袁厉害滔滔不绝讲述时，让兴奋点燃的孩子们开始打斗。8岁的“白头”明辉用肘部狠击5岁的“豁妮”明艳的头部，砰砰作响，后者几乎没反应。10岁女孩“白头”园园骂了一句成人也难堪的脏话，袁厉害哈哈大笑。
随后，袁厉害带我去巡视她的弃婴王国。后来我注意到，袁厉害对于媒体的到访极为重视，这可以使得她的弃婴王国持续被外界关注、接受捐赠。她天然具有吸引注意力的天赋，因为收养的弃婴太多，分散在不同的几个地方。面包车司机撤掉车厢的一排座椅，放了一个藤椅，才能装下袁厉害的庞大身躯。首先去的地方，离袁家只有两条街道，她称之为“花园”。此地从前是郊区花圃，现在已经撂荒，夹杂在一群小别墅和县人民医院家属楼的中间地带。这实在是个讽刺：这片夹在三角地带的“花园”，寸草未长，袒露着一大堆散发着臭气的垃圾，旁边是两间土砖垒制的已经被烟火熏黑的窝棚，一条长着疥疮的流浪狗守在“花园”里。
一个白化病女孩和一个肢体扭曲严重的女孩，以及一个岁数稍大些的小儿麻痹男孩，听到袁厉害的呼喊，浑身污垢，从垃圾堆旁边这两间摇摇欲坠的窝棚里缓慢走出来。
白化病女孩叫芳芳，6岁。小脑发育不全的女孩晶晶，8岁。小儿麻痹伴有小脑发育迟缓的男孩袁申，17岁——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他一年半之后，2013年春节前，袁申和另外6名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一起，葬身引发中国民间震动的一场火灾事故，并且引发了人们对于弃婴国家看护制度的呼唤。
一方面眼前所见令我吃惊，另一方面很多不利于袁女士的传言也在小城传播，有人称袁厉害利用这些残疾孩子占领小城具有开发传闻的闲置土地，以此要挟政府和开发商来博取利益。这样的传言对于一位品格高尚的女士显然是一种诋毁，在兰考这样的小城，却周而复始被复制和传播。不可否认，故事存在一种曲折的现实逻辑。自然，袁厉害对此传言一笑置之，她说，“花园”是她为孩子们租的地方，因为她的儿子不习惯让这些无法自理的残疾孩子进入家庭。
我们站在空地聊天的工夫，还有一个眼睛斜视腿部无法直立的9岁男孩，听到说话，从垃圾堆里探出脑袋，他平时就睡在一堆烂苹果、旧衣物、卫生棉、砖块的包围中，袁厉害叫他“小丑”——他在两年后的那场大火中受伤——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称呼袁厉害“妈妈”。后来袁申告诉我，袁厉害有三个月没有来过这里了。
平时，这些孩子由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照顾，袁厉害每月支付她400元的工资。不久，这个衣着邋遢的老太太推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车上驮着另外2个女孩，一个兔唇、一个先天心脏病。后者平躺在三轮车上昏睡，光着的下身暴晒在阳光下，似乎命在旦夕。这个两岁零八个月的女孩发烧好几天了，得到的待遇，是在这天到街头诊所打了一针退烧药。看到我诧异的眼神，老太太只是扯过一条脏如铁桶的被子，盖住了女孩光着的下体。
说实话，我感到难受和震惊。“花园”垃圾里的生活充满了可耻和麻木，这跟外界对袁厉害的爱心的赞誉，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显示出广为传颂的袁厉害故事中被忽略的一面。袁厉害的支持者认为，袁厉害的伟大在于，她给了这些弃婴第二次生命，代替失效的政府行使善业。而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被袁厉害收养的弃婴只是没有死去而已，但在这里并没有展示生的价值。
收养弃婴令袁厉害成名之后，她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袁厉害在小城交际圈中以大胆和重义闻名，借助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她跟人合伙从农民手里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她低调地承认，自己手里有过几栋楼盘，自家也盖起了气派的2层小楼。如果不是投身当今中国最有利可图的土地房产生意，靠在医院门前摆摊卖水果，当然不可能积累此等规模的财富。
她的商业圈子是对我封闭的地带，外人亦无从知悉。可以确认，忙于生意的袁厉害已经无暇把全部精力全放在弃婴身上，开始雇人照看弃婴。离开“花园”后，她领我到她的姐姐家、以及邻近的一个村庄，我又看到了另外5个孩子，岁数更小，分别是心脏病、兔唇、白化病患儿。每月，袁厉害支付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给姐姐和寄养家庭作为报酬。
一天下来，我大概摸清了袁厉害名下弃婴的情况：他们待遇不一。患有心脏病和兔唇的弃婴，多数已经做了手术，因为此类手术在中国属于免费。而类似“小丑”这样的多重残疾，从来没有得到过治疗，因为这要个人承担一大笔医疗费用。在兰考医院旁边的垃圾箱，我还见到一个男孩子正在捡拾人们废弃的食物来吃。汽车擦身而过时，袁厉害透过车窗看见了孩子，并且叫出了孩子的名字，这也是她收养的一名弃婴。
袁厉害并没有在我面前刻意隐瞒她的收养策略，也没有义务解释。也许她能够做的，是把钱投入维系弃婴的最低生活需求。即便当她具备了足够的财力之后，似乎也没人有资格指责她。收留弃婴行为本身，使其处于平凡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地，周围人赞美她的善心。捡垃圾的老太太笑着说，“如果没有袁厉害，孩子早死了。就是给钱，也没人愿意养这些残疾孩子。”
老太太经过“小丑”身边，后者正在垃圾堆里，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像虫子一样蠕动。
遮羞布
是时候该去了解下当地政府和民政机构都做了些什么了。这么多弃婴悲惨地生活在这个小城，兰考政府不可能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毫不知情。
兰考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接待了我，按照“宣传纪律”，我向干部汇报了我的采访思路，我说“希望采访民政局，了解政府对于这些弃婴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干部听完我的陈述，开始查找适合的电话并且挨个打电话联系，他在电话里要求一个民政局官员来宣传部。我起身说：“我可以自己去民政局的办公室。”他很坚决地说：“没事，一会就到。”
在这间略显简陋的办公室等候了差不多2个小时之后，快下班的时候，兰考民政局社救股冯股长驾着一辆黑色轿车来到宣传部。这是一个精干的30岁出头的年轻人，头发油亮。我注意到他两眼通红，近身时嘴里喷出浓重的酒味。显然，他刚从一场始于中午的漫长酒宴脱身。如果有机会接触冯股长这样的基层官员，你会对中国基层官员精彩的公务生活感佩不已。
冯股长载我来到县城另一边的民政局，他开始一根接一根抽烟，告诉我：造成袁厉害收养弃婴越来越多直至无法控制的真正原因是，兰考没有福利院，只有临近的开封有福利院，但因条件限制，过去不接收开封以外的弃婴。
“为什么兰考不修建属于自己的孤儿院？”
冯股长的回答是：“很有必要，但尚不在县城发展的优先考虑计划之列。”
闻着他嘴里依旧浓烈的酒气，我陷入深深的疑问。
不知从何时开始，袁厉害取代了缺失的民政机器的运转职责。知道袁厉害收养弃婴，人们开始把所有捡来的弃婴送到袁厉害家中，有人把残疾孩子丢在袁家门口就跑了。医院发现弃婴也送到袁厉害家，最后甚至发展到110警方捡到孩子，也送到袁厉害家。这里几乎成了一个私人孤儿院，袁厉害自己也说不清经手了多少条小生命。
袁厉害分身乏术。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她把弃婴进行了大概的分类管理：那些矫正康复身体已无大碍的孩子，比如圆圆、白头，留在家中袁厉害的身边。那些身患疑难病症缺少康复希望的孩子，集体出现在“花园”，比如袁申和小丑。还有岁数更小的婴孩，则被袁厉害花钱雇人或者让姐姐、母亲等家人代养。
冯股长说，袁厉害不愿意放弃这些孩子，因为她把那些康复的孩子“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他强调了“送”的含义，暗示我：其中存有金钱交易。
这天上午，在距离兰考半小时车程的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以缺少派出所和民政局的书面证明为由，拒绝了袁厉害将一个脑瘫孩子送来福利院的请求。王院长说，袁厉害只同意把脑瘫这种无法治愈的孩子送到福利院。“好点的孩子她不愿意送到福利院，因为心脏病和兔唇都由国家免费手术，康复之后，袁厉害再转手‘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2010年，来自郑州的志愿者组织阳光义工举报了袁厉害的行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王秦朗称，袁厉害把一些心脏和兔唇修补手术成功的弃婴，卖给别人牟利。
河南省民政厅经过调查，认为袁厉害系“非法收养”。此时，兰考民政局才调查清楚，当时袁厉害名下至少还有30名弃婴，但这也是个不完全的数字。兰考所做的事情，只是督促袁厉害把孩子送到开封的福利院。并没有采取其他实质性行动去改善孩子们的生存环境。
袁厉害含糊其辞地承认，“有些孩子送人了，保证今后不再送了”。靠摆摊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有段时间，她通过这种“交易”得到的钱，维系其他弃婴的基本生活。说着她掉了下眼泪，“我穷得没法，需要钱养这些孩子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算下来，她每个月从国家那里得到大概每个孤儿60元的低保补助，偶尔在儿童节或者媒体造访的时候，地方政府会另外送给她数百元钱，或者给孩子一些面粉和文具——他们有时表彰她的爱心，有时批评她的不合法。
在被义工举报之后，为了避免孩子被福利院抱走，袁厉害给20个弃婴突击上了户口，让这些孩子身份合法化。过去被称为“豁妮”和“白头”的孩子，第一次有了名字，仓促之间，有些孩子的名字就取为“袁瞎子”、“袁哑巴”。
而按法规，只有民政出具弃婴证明，派出所才能上户口。兰考民政局却称从没出具过任何证明。落了户口的孩子，也仍在享受孤儿的低保政策。
关于弃婴，国家制定了各项看起来完备的收养政策。但是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不负责任的公务人员、无效的监管体制，最终让这些制度流于形式。
当天被福利院拒收的脑瘫孩子，实际并非孤儿。孩子的父亲想要放弃自己的脑瘫孩子，却自称是孩子的表舅。他的算盘是让袁厉害以捡拾到弃婴的名义，送到开封福利院。在王院长以文件不全无法证明孩子为弃婴而拒绝之后，次日下午，袁厉害先是到兰考民政局，索要了两张空白弃婴捡拾证明，然后到110执勤警区找到警察“老黄”，黄警官正在办公室的一张单人床午睡，委托同事在空白信上写下了自己的警号，然后袁厉害来到城关镇派出所，穿过预审室和信息采集办公室，负责民警什么都没调查，就在空白证明信上盖了公章。两封本该属于派出所、民政调查取证的弃婴捡拾证明信就到了袁厉害个人的手中。她可以填上任何孩子的名字，将其指认为弃婴。当天晚上，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开封福利院顺利接受了那名3岁的脑瘫孩子。我没有问袁厉害，不知道那个抛弃孩子的父亲会否为此支付给袁厉害一些好处？
袁厉害成了失效的救助体系的替代品，她就像一块遮羞布，随时被用来擦拭堂皇的吊灯上的灰尘。因为保障制度缺失和监护人的失职，残疾儿沦为孤儿。福利院只接收具有合法手续的孤儿，却给了暗箱操作和腐败交易可操作的空间。真正最需要救助的孤儿却没人关注也没人负责。那些生活在垃圾“花园”中的孩子，事实上只属于袁厉害的私人财产，无人过问其命运。
弃婴部落
现实让我与摄影师卢广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认知。卢广颇具沧桑感地认为，是袁厉害给了孤儿第二次生命，现有条件下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而我认为，袁厉害不应是孤儿的最终归宿，孤儿也不能成为缺少监管的交易品。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谁应该为失效的救助体系负起责任？一切看上去并不美好。
我心情复杂地短暂离开兰考。从兰考往北，我来到600公里外的山西省原平市，这儿同样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弃婴收养部落。63岁的陈天文是这个部落的头儿，他戴着酒瓶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率领着一支由兔唇患儿、腿部畸形、脊柱弯曲患儿组成的16人的弃婴部队，列队欢迎来访者。他们居住在原平乡下一处有着宽敞大院子的院落，跟兰考不同，这些弃婴由政府出资委托个人代养。
仅仅因为一点毛病，他们就被父母遗弃了。4岁的陈爱善和陈爱民，因为兔唇被父母遗弃，现在做过修补手术，基本看不出来。6岁的小姑娘陈爱华，后脑勺上长着毛茸茸的肉囊，刚出生的时候被遗弃在医院的厕所，2010年靠慈善基金会赞助在上海手术切除，现在完好无损。9岁的陈小旦，腿长了瘤子，脚背向下弯曲，刚出生就被遗弃在原平街头。陈天文说，小旦的矫正手术没有成功，今后离不了代步工具，小旦难过地低下了头。
在陈家靠窗边一张大炕上，常年躺着22岁的大虎和20岁的小虎，大虎来到陈家已经20年了，但是看起来只有10岁。俩人都是小脑瘫痪，伴随语言障碍和手脚痉挛。女孩偶偶长相甜美，梳着小辫子，她像小旦一样，脚内翻，只能用脚背走路。因为神经压迫尿道，偶偶随时都要撒尿，房间里弥漫着尿骚气味。她熟练地用脚背支撑着躯体走路，熟练地拖过尿盆自行方便，周而复始。偶偶的命运需要在几个月后上海的一次手术决定。
在嬉闹追逐的孩子中间，陈天文夹着根烟吞云吐雾。他说：“他们的父母不想养活一个残疾孩子，也支付不起长期的治疗费用。”
4岁的陈帅帅和陈肉肉则是在警方的一次打击贩婴行动中解救出来的。因为人贩子转了几道，警察无法找到他们的亲生父母，都被送到了因代养弃婴闻名的陈天文家。
最早，陈天文的弟弟在民政局做司机，一次民政局捡到一个弃婴，他说二哥陈天文可以代养，于是民政局每月付200元，陈天文开始了代养弃婴的生活，至今一共代养过36个孩子。
陈天文称妻子郭改然为“老板”，郭改然随和亲切。因为代养弃婴的善举，郭改然获得了忻州和原平的先进妇女称号，墙上挂着和领导的大幅合影，小孩子可以准确指出她在照片上的位置。
陈天文的长子，是一个沉默墩实的汉子，曾经抱怨陈天文领养别人家的孩子太多了，当知道其实他自己也是陈天文抱养的孩子之后，他变得更加沉默了。现在，他开始协助父亲抚养这些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足够的爱护，缺乏专业护理知识的人不可能同时照料好这么多身有残疾的孩子。跟袁厉害一样，孩子们也被分散到陈天文的长子和姐姐家寄养，居住环境比兰考略好，但陈天文夫妇无法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东西。比如，9岁的陈小旦至今没上过学。
村里唯一的小学拒绝接收，他能做的，是每天躺在炕上，或者望着窗外的世界发呆。
陈天文的代养经验正在推广。原平民政局副局长周靖芳说，当地的做法是，通过和个人签订代养协议，让陈天文这样的爱心家庭代养弃婴。跟兰考一样，原平也没有自己的福利院。开始应者寥寥，前年，当原平民政局把代养的待遇提高到每人每月700元，每半年打一次款。因为有利可图，开始有人家抢着报名。
周靖芳用计算机算了一下：加上各种政策补助，陈天文凭借代养孩子得到的报酬，每个月总收入差不多有1万元，在贫困山村这是相当高的数字。
仅在陈天文所在的村子，有七八户人家和民政局签订了代养协议。这成了一门可以挣钱的生意。先后代养过3个弃婴的村民王金梅说，看到陈天文代养能挣钱才报名，她说：“没办法，穷啊，才去养这些孩子。”
代养需要考察家庭的抚养能力，而有些代养家庭，尚缺乏严格的遴选。陈天文的村里，有两户收养了弃婴的家庭。一家女主人病了正在打吊针，男主人吕正福手指断了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另一家的男主人王槐槐腿摔伤了，没有正常收入。为了防止孩子乱跑摔伤，同时也是为了减轻看护压力，用一根绳子把代养的孩子绑在床头，限制行动。
村民王金梅收养的3个孩子，之前的两个都死掉了。她说，“孩子快不行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民政局，民政局说，知道了。等孩子死掉了，民政局说，自己处理掉就算了”。
靠近陈天文家玉米地的斜坡上，插着一些枯木棍。郭改然说，他们用木棍来标记埋过孩子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再挖这些地方了。
多少个这样的婴儿？
“12个。”陈天文说。小病小灾可以到村里买点药打个针，大病只能“耗”。
民政局与村民的代养协议是临时性的，可能会根据条件的变化调整代养家庭。规定每家最多领养3个，实际陈天文远超这个数字。民政局正在考虑找更合适的人家分散代养，但是面临陈天文的反对。陈天文表示他和孩子们感情深厚，不会放弃这些孩子，直到他们成人。他说，民政局曾经没打招呼就从家里抱走两个孩子，为此耿耿于怀。
陈天文和弃婴们都以父子相称，随他的姓。而按照惯例，凡是国家福利院抚养落户的弃婴都姓“党”。因此陈天文的弃婴们都有两个姓。陈天文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和“党”争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胜算有多大。
死去的孩子
我回到兰考，在一个没有袁厉害出现的早上，没有了提前安排的欢迎，“花园”变得冷酷、恶心。老鼠在废墟和垃圾堆里爬，一堆黑色的馒头放在发霉的案板上，这是孩子们的口粮，领取每月400元工资的老太太根本很少出现，而是由17岁的小儿麻痹和小脑发育不全的袁申负责照顾其他的孩子。这个17岁的小伙子就光着身子和两个小女孩挤在一张肮脏的床上，因为只有这一张用废砖头和破木板拼凑的床。
袁申用发音困难的语调说，“亲妈扔掉了我们，没人管，在袁厉害这里我们还能吃上饭。”
夏季是疾病的高发期。我去的前一个月，7月，袁厉害收养的孩子死掉了两个。一个3岁，一个只有1岁多。这很常见，她不想再重复死亡的过程。
“大的销了户口，小的还没报户口。”“怎么处理的？”
“扔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以前她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埋在医院仓库后面的堤岸上，现在那里要建一个新住宅区。所以她用塑料袋包裹住这些幼小的身体，然后把他们放到垃圾箱里。这些孩子会随着家庭垃圾一起被清理。
有多少个这样的孩子？
30个，她想了下说，也许有40个。因为，很多孩子得不到治疗，在一年内就死去了，有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没来得及取名字，自然也无人过问。在一个户籍管理严格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却是，死亡可以做到无声无息。
中国民政部在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孤儿人数达71.2万。2010年，由中央财政安排25亿多元专项资金补助各地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2010年，这个领域的最大变化是，家庭寄养成为国家监护下的儿童的主导照料方式。但是，对于这些寄养在福利机构之外的儿童的命运，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等机构推出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称，目前已开展家庭寄养的社会福利机构占有儿童收养任务的福利机构的50%以上，这些机构中有超过一半的孤残儿童委托寄养家庭照顾。
该报告也指出，“中国的儿童福利制度，2010年有了重大突破，社会散居孤儿和失去父母、主要照料者缺失的儿童，得到了国家的儿童福利津贴。但是，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制度缺口，导致儿童权利不能完全实现，儿童发展受到阻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项目官员马思婷认为，“中央政府确实地保障残疾儿童的权益。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项法律的全面实施，是一个挑战。”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还在于能不能找到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即使他们善良并热心，但是没有受过培训，没有人能够应付严重残疾的孩子，何况还是十几个。”
在我离开袁厉害的家回到北京16个月之后，2013年1月4日，一则消息震惊了中国：
新华社：2013年1月4日早上8时许，河南兰考县一收养孤儿和弃婴的私人场所发生火灾。据民警介绍，起火地点为兰考人袁厉害家。据了解，袁厉害多年来一直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摆摊，以收养弃婴和孤儿出名。目前，火灾已造成7名孩童死亡，具体伤亡人数和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我看到事故照片上被烧焦的床板和墙壁，辨认出那就是我第一次在袁厉害带领下，见到“白头”和“园园”的房间。
事后调查，大火从一楼厨房燃起，然后迅速燃烧到两楼。消防事故报告称，残疾孩子使用打火机的过程中不慎引燃家具，此前邻居称多次目睹孩子们玩火戏耍。大火吞噬了袁厉害的家，当时袁厉害不在家中，几名身体残疾的孩子仓皇逃命，但是因行动不便，有7名孩子不幸葬身火海。其中，就有我在“花园”见到的袁申以及另外几个更小的婴幼儿。
兰考大火引发了中国社会对弃婴收养制度的激烈讨论，新华社报道说，事后，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民政局副主任科员、社救股股长冯杰，兰考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卫东，城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建议，城关镇民政所所长耿彩虹等6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检查。袁厉害则免于追究其监护失职责任，慈善与爱心光环成为兰考好人最后的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