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反映改革的好小说
焦祖尧的长篇新作《跋涉者》（载《当代》1983年第2期）接触到工业体制改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应该说，这类题材比较难写，弄不好，会流于概念化图解政策。焦祖尧却以一个生动而富有深意的故事，写出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鞭挞了旧体制的弊端，给人以启迪。这是当前反应改革的一部好作品。
这部小说仍以作者所熟悉的煤矿为背景，立足当前改革，展现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七八年两次“大跃进”的斗争生活。主人公杨昭远，大学毕业生，他献身于党的事业的精神和他所具有的采矿专业知识，使他成了一个不懈地探求科学规律，坚决主张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先行者。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二十年后，他重新出来工作，碰上了另一次大跃进。两次斗争，具体内容不同，性质一样。第一次斗争，围绕对待安全生产的态度而展开，第二次则集中在对待吴冲这个“省、市、局、矿”四级“劳模”的态度上。吴冲是不按科学办事的典型，杨昭远当然不承认他。于是，“砍旗”和“护旗”成了这场斗争的焦点。这后一场斗争，是二十年前两种不同思想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因而更加激烈。杨昭远的身上，既有我国知识分子正直和坚毅的传统美德，又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牺牲一切的高贵品质。这正是四化建设所需要的。这个形象，比起那些在一夜之间就把一个企业翻了过来的“高大”英雄来，自有其真实可信的力量。
邵一峰是另一种干部典型。他本应是工业上的内行，却选择了一条“外行领导内行”的道路，放弃了业务钻研，学得了一套庸俗的政治权术。他的特点是圆滑，他的人生哲学是适应环境。每次运动中，他都是积极分子。他只对上级负责，不关心工人群众的死活；他只知道要“产量”，科学管理根本谈不到。他看重吴冲，也是完全从利己主义出发的。对吴冲来说，邵一峰是靠山，没有邵一峰，他当不成劳模，享受不到劳模的荣耀。他不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生产，而是为邵一峰生产，报邵一峰的所谓“知遇之恩”。邵一峰这样一个市侩式的干部和吴冲这样一个没有头脑只会说话的生产工具结成了联盟，他们谁也离不了谁。这个联盟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同时说明，改革既是四化建设所必需，也是克服从干部制度到培养“劳模”等方面的缺陷的必经之路。多年的极“左”路线，使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存在弊端，它们交错在一起。为了四化顺利进行，这一切都必须改变。小说不是单纯写改革，它写出了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社会矛盾，在思想的开掘上是比较深的。
《跋涉者》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女技术员丁雪君。她是杨昭远的未婚妻，相恋在青年时代，多年徒守空房，杨昭远重回矿山，又燃起了她的爱火。但她在情节发展中作用不大，作者安排这个人物，也不是要描写中年人的爱情，主要是出于结构上的考虑。小说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让丁雪君以“我”的面目出现。作者以她的听觉、视觉为半径，把飞狐岭矿上的斗争生活，透过她心灵的镜子，曲折地反映出来。小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作者所描绘的世界，一个是“我”所感觉到的世界，由于“我”是作品所要肯定的杨昭远事业上的伴侣，她感觉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基本一致，只是在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时，感觉到了她那一种缠绵而又有点无可奈何的情意。在她的感情旋律里，有凄凉的等待，也有淡淡的怨恨。她对杨昭远，既是熟悉的，又有点不了解。“他还是他”，可是她受到了二十年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原来的稚气上增加了一层世俗的色彩。这使她的感情多少有一些半遮半掩。作者的细腻的进入到心灵深处的描写手法，恰与这一点相适应，从而增加了小说的抒情意味。
在结构上，这部小说突破了焦祖尧过去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写法，而是以一九七八年的“大跃进”为基础，把二十年前的那次“大跃进”分割开来，在适当时机插到现实斗争中，靠“我”的回忆，交叉起来描写。这相对缩小了小说的时间跨度，显得结构紧凑，重点突出。在小标题的运用上，作者别出心裁，把各章的内容浓缩在几句话上，而那几句话，形式上多不连贯或不相协调，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情调和意境，紧扣读者的心弦。语言干净而又细腻，且富哲理性。这都可见出作者的功夫来。
小说深度有了，而宽度不够。小说中普通工人的形象几乎没有。特别是在吴冲综采队内部，除了齐安军这样一个对现代科学技术有强烈求知欲的知识青年可以作为杨昭远的依靠力量以外，再也看不到反对旧体制的因素。体制改革也是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这才能真正汇成一股改革的洪流。小说重在前一方面，齐安军仅仅在中间露了一次面，没有形成力量。老工人陈世福也只是提了一笔，没有展开描写。这就使这场改革缺乏应有的气势。另外，在一些细节上还需要继续推敲，以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像现在的丁雪君，她既爱杨昭远，矢志等杨等到头发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竟不能抽出一点时间相会，以致杨昭远平反归来她还感到“突然”，就不大合乎情理。
1983年11月
“晋军崛起”的先声
“晋军崛起”，不仅仅指作品多，而且指一种崭新的文学风貌。“晋军”不是“山药蛋派”的延续，更不是它的变种。“晋军”就是“晋军”。作为“晋军”的主力，山西新一代作家，从他们的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都跟“山药蛋派”的老一代作家不完全相同。在他们看来，文学偏重于表现自己对生活的一种认识。他们的作品，一般说故事性不强，还有些作品，作者常常把笔伸向人物的内心，写他的“潜意识”。“晋军”的这些特点，在“文革”以前的作品里是见不到的。即使在前几年，偶尔有，也还没有成为一种特色。这几年新的风格形成了，“晋军”崛起了。而“晋军崛起”的先声，则是焦祖尧的长篇小说《跋涉者》。
焦祖尧是一位中年作家。他于“山药蛋派”形成之时登上文坛，文学风格也深受“山药蛋派”的影响；但他毕竟年轻，又在大专学校读过书，这样，对新时期读者的美学兴趣和文学本身的发展，他在思想上就有了准备。试看他一九八一年以前的小说，大体还是按照过去的路子走下来的。到写《跋涉者》，风格有了变化，跟“文革”以后涌现出的新一代作家有了较多的共同点。可以说，在山西新、老两代小说家之间，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跋涉者》于一九八三年发表在《当代》上，以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部小说同作者过去的大多数作品一样，是写煤矿生活的。主要人物有杨昭远、邵一锋等。杨昭远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对当时一些违反科学规程的做法提出了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离矿山，送到农场去劳动。跟杨昭远经历相差不多的邵一锋，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却受到提拔。二十年后，又碰上了“大跃进”，邵一峰依然用原先的那套做法领导生产，得到平反、回到矿上的杨昭远坚决反对，力主改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杨昭远取得了胜利，他二十年前的恋人丁雪君，终于跟他结成了伴侣。如果按照过去的写法，作者就得从一九五八年写起，原原本本，依次写下来。小说则采取了另外一种写法：开头是一九七八年的“大跃进”，而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分割成几个碎块，在相应的场合补叙了出来。这样，两次“跃进”既有了联系，又分出了主次。有联系，是为了说明邵一锋的那套做法足以害人；分主次，是为了表现杨昭远这个知识分子干部，不仅懂得技术，而且勇于改革，善于管理。由于小说基本上采取“板块结构”，把前后两个“跃进”故事糅合在一起，读小说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一直跟着主要人物的情绪而不断变化，时而过去，时而现在；时而兴奋，时而难过。作者把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浓缩在很短的时空框架里，使整个情节显得紧凑，对读者的感情震动强烈。
这部小说除了采取复线板块结构以外，在艺术上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用第一人称写法。作为第一人称的“我”，是那个叫丁雪君的女技术员。她早在一九五八年就爱上了杨昭远，后来因杨昭远受到迫害而长期隔绝。杨昭远回来，她的爱情复萌。她跟那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作者褒杨贬邵的意图：她跟杨昭远在多年的人生磨难中所形成的处世态度和生活理想，又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走在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上。在这部小说里丁雪君有两重身份，她有时是生活的参加者，有时又是生活的观察者。无论作为参加者还是作为观察者，她都有思想，都会运用感情。丁雪君的心灵是一面镜子，整部小说前后二十年发生在她周围的两个“跃进”故事，都从她心灵的镜子上反射了出来，也可以说是从她的意识里流动出来的。这不是“意识流”小说，但它深入到了人物的意识里，深入到了人物的感情世界上。这部小说有浓厚的诗意，这诗意来自她的心灵；这部小说又有点音乐化，这音乐化来自她感情上的节奏。写杨昭远和邵一锋对待吴冲综采队的不同态度，触及人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应属于什么地位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邵一锋表面“爱护”那面旗帜，实则把人不当人；杨昭远表面上要“砍掉”旗帜，实际上是真正爱人，真正尊重人。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超越了一般就事论事的描写，而是有力地烘托了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深刻的感情上的一致性。因此，小说深刻的抒情性，到头来是为塑造正面形象服务的。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已经不满于过去那种在平铺直叙中加一点肖像描写的写法了，他在寻求突破，寻求新的表现手法。
1986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