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田澍中的《山乡咏叹调》
柯云路的处女作《三千万》是反映工厂改革的，它的结尾，省建工局的书记马斌说：“老丁，你看，你在‘三千万’上一认真，叫醒了多少人？钱工、搞预算的白莎、聂厂长、九处的谭处长，还有我……”那个改革家丁猛，虽然也有“忧虑”，但他“还乐观，有信心”。几年之后，这同一位作者写了长篇小说《新星》。《新星》的主人公、年轻的改革家李向南，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丁猛无法比拟的，然而他的结局比丁猛要不幸得多。他在古陵县几乎干不下去，只是由于省委书记的支持，才使那些反对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无独有偶，我国当代文坛上的另一位以写工厂改革著称的作家蒋子龙，最近发表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跟他五年前写的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结尾的调子也大不相同。《乔厂长上任记》取得了胜利，但那个自称“乔厂长不如我胆大，乔厂长不如我”的“当代怪杰”武耕新，在他取得耀人眼目的成绩以后，不是被县上整了个够吗？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两位写改革的作家都由最初的“乐观”变为奏出“悲歌”来呢？
现在摊开在我面前的这篇《山乡咏叹调》也是写改革的。前述柯云路的《新星》写的是一个县的改革全貌，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写了一个村子的生活。我无意拿田澍中的这篇小说跟那两部作品相比较，但是不能不说，它填补了我们平常所说县、社、队三级中的一个空白——乡社一级。《山乡咏叹调》所描写的，正是发生在乡政府里的一场斗争。小说的背景不同，斗争的实质内容和矛盾双方的力量结构也不一样。《新星》里的矛盾，主要是由革新和守旧的两派干部构成的。《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是为全村人着想的，所以全村人都站在他的一边，只有少数人暗中捣鬼，而公开整他的是县委。这可以说是上下级的矛盾。发生在乡政府的这一场斗争却复杂了。——论情节，再简单不过，复杂的是精简机构牵涉到的乡一级工作人员的构成成分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简机构又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最激烈、最具有革命性的行动。它要打破原来的平衡，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这跟几乎所有的人利害相关。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精简机构为核心，把因此而产生的人物关系调整中的各种矛盾、各种世相都揭示出来。
这篇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写出了矛盾的复杂性。关家沟乡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乡党委书记牛力大，在“关家沟这块土地上”，是一个“跺一脚大山也要晃三晃”的人物，这几天突然变了样。他所以“变样”，也就在于“跺”了一脚——把乡政府的干部队伍减去了将近一半。固然，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政治上不够成熟，做事全靠报纸，做法既过于简单，又不能从实际出发，但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干部制度中的弊病在起作用。在原有的乡政府三十七个干部中，有的是从农村借调而来，有的“不学无术而又心术不正”。精简机构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些人便像疯狗一样，把他们曾经敬畏的乡党委书记当作出气筒，先是起哄、辱骂，最后发展到围攻、拳打脚踢。作者在写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时，爱憎情感相当鲜明。丁达是围攻牛力大的急先锋，但他却是个作风败坏的家伙，而且还利用记账之便，对牛力大搞栽赃陷害。应该说，作者所选择的这些事件，所选择的性格特征，很有典型性。他们生动地表现了赌场上输得精光的赌徒的那种既可鄙又可卑的心理。
如果在我们的主人公周围仅仅存在这么一些人，还比较好办，但促使矛盾更加复杂化的是表面上的一些好人。作者所着力刻画和讽刺的迟晓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以牛力大的“贴身小布衫”自喻，所说为马上的牛力大“牵马坠镫”，为马下的牛力大“消愁解闷”一段话，可谓肉麻至极。然而正是这个人，在担任了党委副书记兼乡长以后，就在设法为推倒牛力大而积极活动了。他暗里把牛力大跟关树茂的妻子小玉的一次对话录了音，在丁达一伙磨刀霍霍的时候，拿出来播放。有什么比无中生有的“桃色事件”更能够置人于死地？就在播放了那段录音带之后，牛力大彻底垮了。作者说被精减下去的七个国家干部，是“不学无术而又心术不正”。从作者所描绘的形象看，七人中最能表现“不学无术”和“心术不正”的，是牛力大所信任、所器重的二把手迟晓春。许多事都坏在这个人身上。作者手里的解剖刀是锋利的，他无情地撕下了一些人的假面具，把他们卑鄙龌龊的灵魂暴露出来，让人们看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竟有这么一些败类。这是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成就。
小说中的社会斗争是惊心动魄的，对解决这场矛盾，主人公却缺少办法。小说截取的是精简机构之后的一个生活断面，这就给主人公的活动带来局限。他始终是被动的。他的一些大胆的革新行动只是从那些被精减者的不满言论中流露出一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形象，更多地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在关树茂当街播放录音带以后，他不但没有立即识破有人在诬陷，反而采取了轻生自杀的办法。当然他没有死，不但没有死，后来省、地、县三级还派人弄清了他的问题，洗去了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使坏人受到应得的惩处。在这最后一段，作者加的题目是：“历史就是这样，并非作者添上的一条‘光明的尾巴’。亲爱的读者，信不信由您。”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光明的尾巴”为什么不能由主人公亲自去争取？我们的主人公是个“跺一脚大山也要晃三晃”的人，就是说，他是一个坚强的有魄力的人。作者把主人公性格上坚强的一面留给读者去想象，而把他性格上软弱的一面描写给读者去咀嚼，显然是出于情节上的需要，而这却多少影响了人物的感人力量。
我由此想到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的好些小说也都是这样：写矛盾，相当激烈，到解决矛盾时，主人公没了办法，不得不求助于上级或外人。《小二黑结婚》的最后是区长出面，撮合成动，《登记》与此相仿。《三里湾》解决“刀把地”问题，一不是靠积极分子的说服教育，二不是靠“马家院”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由王金生等人想了个计策，给“糊涂涂”在外当兵的二儿子写信，把那块“刀把地”捐出来。这样写，不失为解决矛盾的一种办法，也往往会产生一种使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在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上，未免给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即使一些结尾显得精彩，但那只是结构上的精彩，并不是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精彩。我想澍中同志的这篇小说，如果不落此套，能在最后两节上多下些功夫，另辟蹊径，可能要好得多，也会使主人公的性格放出应有的光辉。
田澍中是我接触比较多的青年作家之一。他的处女作《三凤告状》在《汾水》发表时，我写过文章推荐。时间只过了几年，他已经稳步地成长起来了。他在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大将”反戈》，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他似乎喜欢在人们不大注意的领域寻找题材，又常常是在两种性格即将进行碰撞的时刻落笔，从而使小说从一开始就把读者的心紧紧抓住。现在这篇小说也是这样，而且有所发展。小说第一节写主人公离家、上班和他所听到的尖刻议论，所碰到的不顺心的事，技巧娴熟，语言简洁生动。说牛力大对他从家到机关的距离，“无数次精确地丈量过”，虽是闲闲一笔，却把人物的内心世界烘托而出。这种人跟那个处心积虑地思谋着揪人辫子、然后打下台去、取而代之的迟晓春，形成强烈的对照。牛力大既有革新家的气魄，又显得有点单纯。迟晓春是个典型的阴谋家、野心家。单纯叫人同情，阴险使人可恨，田澍中通过自己的描写，取得了这样的艺术效果。
田澍中为人诚实，说话木讷，他的小说语言却是另一种风味。“牛力大有个特殊嗜好：爱听收音机，爱读报。每天起床后，顾不上洗脸刷牙，头一件大事就是收听新闻。只要拧开收音机，老婆孩子大气儿也不敢出，蹑手蹑脚，如羽毛轻落。这时，不论什么人找他，一律拒之门外。听完后，点上一支烟，搭巴着眼睛，把听到的内容细嚼慢咽，反刍一番，记在笔记本上。”这只是随手举例，干净利落，生动逼真，一个注意信息、注重党的宣传要点的改革者形象，油然而出，令人喜，惹人爱。
1985年1月
论成一的心态小说
在新一代作家中，成一的艺术特色比较鲜明。从一九七八年发表处女作《顶凌下种》起，近八年时间，他写了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了人物的各种想法，各种情绪。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常常用一些概括性很强的字眼指称各种不同类型的小说，如《西游记》，他称为“神魔小说”，《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此外还有“人情小说”“狭邪小说”“狭义小说”“谴责小说”等。这比建国以来人们习惯用的“工业题材小说”“农业题材小说”要明确、显豁得多。按照鲁迅的方法，我想可以把成一的小说称作“心态小说”，成一是一位心态小说作家。以下试做分析。
“外面的世界”与人的自我意识
成一有一篇小说叫《外面的世界》，写一个老年农民，闲来无事，顺着村街到外面去溜达。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很多，有大卡车、小轿车、拖拉机，有红色的、蓝色的，有来自各地、操着各种口音的司机。“他天天都抽空儿到公路上去溜了”，主任想安排他捎带干路旁护树的工作，他怎么也不肯，他只想看汽车，因为“看汽车解闷”。除最后一节写了主任和“他”即二牛老汉的对话以外，通篇都是写二牛老汉的心理活动。我国有成语，叫“触景生情”“感事而发”。二牛老汉就是这样，他看着各种各样飞奔而过的汽车，生出各种各样的联想，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感慨。他一会儿想到几年前给他担过两桶水的南方小司机，一会儿想到人们对外国人“十冬腊月，戴着皮帽儿，光着胳膊腿儿”的议论。成一的小说不靠情节取胜，他的这篇小说就没有情节，只有人物的内心活动。作者把“外面的世界”当作人物内心活动的触发器，让人物触“外面的世界”之“景”而“生”自己内心之“情”。
再如《迷乱的街市》。小说的主人公郝玉芝是个会打扮自己的女人，在镇子上领了好多年风骚。忽然之间，在她眼里，街市“迷乱”了——这“迷乱”，乃是她对“外面的世界”的观感。“满街的人，满街的时新。时新的衣裳，时新的打扮，时新的人群，时新的脚步。”她过去爱打扮，只是因为她喜欢，她有天生的爱美心理。她为自己能吸引那么多眼光而感到很大的满足，也为被无端扣上“作风不好”的帽子而气恼，但她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镇上“最高”的打扮“水平”。这次，她“新穿了一件西服上装。真正的大地方货”，却彻底失败了。这不是她的过错，她仍是她，是时代变了，生活前进了，前进到女人们都喜欢打扮，都穿上“时新”衣服。这是她的悲剧，同时又是生活的喜剧。过去，她是一花独放，自然引人注目。现在，她处在万花丛中，她那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便不存在了。作者一方面写“外面的世界”，一方面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这可叫“内里的世界”），那“外面的世界”也是她心灵观照下的世界，染有她的感情色彩。这篇小说同样没有情节。倒是写了不少人物，但都一闪而过，用赵树理的话来说，是“用一下就放过去，给人一个零碎的印象。”（《〈三里湾〉写作前后》）要说写了什么“矛盾”“冲突”，只能说是心灵的两种搏斗，一种是她对自己被称为“头罗面”由不解到自我满足，一种是对自己再不受人注目所表现出的疑惑和空虚。这实际上是写主人公对“外面的世界”的感知过程的。“外面的世界”触发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这些小说里，人物的心理过程是完整的，而外在形象却比较零碎。
如果把成一的小说按照写作时间排列下来，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越到后来，他进入人物内心世界越深，他小说里的情节就越淡薄。仅从他的两个小说集所收入的二十七篇小说来看：他的处女作《顶凌下种》是一九七七年写的，里边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九七八年写了《七月二十二》，一九七九年写了《绿色的山岗》等六篇。一九八〇年写了八篇。他最初的这许多作品，虽然也是以其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为其显著特色，但不可否认，作者花在人物外在形象描写上的笔墨还是要多得多。到一九八〇年写的《仲夏的爆竹》《人样儿》等篇，他才把对人物心理刻画置于对事件的描述之上。一九八一年写的《正月里》《本家主任》，则基本上是用全部笔力剖析人物心灵的。一九八二年写的《外面的世界》，一九八三年写的《迷乱的街市》《陈家轶事》等，更使这种描写深入到人物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纠葛、打闹，都不过成了人物心理描写的陪衬物。最近，作者发表了系列小说《陌生的夏天》中的四篇，它标志着这位作家的心态小说已经完整地、清晰地矗立在我们文学大厦的厅堂里，放射出它那一种特殊的清香。
这几篇小说的总主题是“发现自己”。《戏台》的主人公，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那是一个把全部心血贡献给集体事业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最困难的一九六〇年，他从自己家里拿出一些玉米救活了史家一家人。用他的自我感觉来说，他“给了全村一切”，“全村的每一家，每一个人，都受过他的恩泽”。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就要退位的时候，他要给村里人做最后一件好事：盖戏台！对他的这个决定，多数人反应冷淡，专业户积极支持。这两者都使他不满，他的救世主意识遇到了两个方面的挑战。人们反应冷淡，并不是由于他下令拆掉村里原有的戏台，主要在于接受不了他那种赐恩于人的思想。专业户支持，本是一件好事，他却以为那是人们要夺去他的功德，抹掉他的威风。他在多年里所享受的权威，成了他跟人们之间的一重障壁，时代要求他坚决拆去。史家二媳妇代表全村妇女，要求参加讨论戏台的设计图样，并且公然宣称盖出的戏台“不称心，不依你”，表明人们早已把“他”放在自己之中，而不是自己之上。这就是变化了的世界。“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他不知道历史在转弯的时候，也会产生离心力。而这种压力，正比别人更分明地作用于他的身上。”整篇小说写的就是他对这种离心力的“认知”过程。而促成他思想发生陡转的，是他家失火事件。他要给村里盖戏台，人们的反应是那样的冷淡，他家里失了火，人们又是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扑灭，连史金寿老汉也成了救火英雄。这是为什么？就在于他盖戏台是要维持他的摇摇欲坠的救世主地位，他家里失火，则是任何一个常人所可能会有的灾难，与他的地位无关。小说最后，有作者的一段哲理性很强的叙述：“……他不能理解或许暂时还不理解，正是历史将那曾压于他一身的沉重负荷，合理地调整到众人身上去了，他以为是他们个人从他手里夺去了什么。”作者所描写的这个支部书记形象，是深刻的，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洼地》是这个系列小说的第一篇，主人公是专业户马占奎。这人过去因为“太奸猾”“不正经”，在村里没有地位，为人们所蔑视。现在他有多种发现，既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财源，又发现人们过于窝囊，更发现自己对于社会还具有价值。这个系列小说的第四篇《泥房子》，描写了老实农民史金寿和他的儿子二旦在争夺家庭领导权上的一场斗争。他们的斗争并没有演变成行为上的冲突，而是各自在内心里进行审视，进行思考，进行设计。史金寿老汉的心理多少有点变态，如果联系多年来他所处的屈辱地位，他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啻是一场他自己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系列小说的第三篇《云中河》，写了史金寿老汉的四儿子的恋爱过程。它似乎是《家外的柳堤》的故事翻新，但思想意义得到了开掘。四四在母亲的安排下，搞自由恋爱，意外的成功使他产生了破除“庄户人气”、超越庄户人“界限”的信心和勇气，最后毅然出走，到一个更广大得多的“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做一个“强人”。他发现，做一个“新式农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篇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把“超越”这“界限”，破除这界限，作为心灵上的追求目标，连吴佳也要“脱掉庄户气，显出新式来”。所以超越自己、做一代新式农民就是这篇小说的主题。
这几篇小说告诉我们，作者把对人物心态的描写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在这么多年里，中国农村经过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又从集中到相对分散的变化过程。极“左”路线统治时代，是高度集中时代，那时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而农村最有权势的人物是支部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核心是权力相对分散。成一的这几篇小说，就深刻地表现了农村权力相对分散在各种人物心灵上的投影。这是在更深层次上人们的自我心灵观照。老支书的失落感伴随着一种对专业户的嫉恨。马占奎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财源，不是谋划着自己占有，而是要送给别人。他还主动替二旦追查葡萄秧款，向大队捐献电影机。捐献电影机，与其说是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毋宁说是对人生价值的再认识，那是他群体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他的心灵正在走向纯洁和高尚。史金寿老汉过去的屈辱生活，根子在那个“高度集中”的制度把人变成了一架会说话的机器，人成了非人。二旦是新一代农民，按说应该具有更大的独立意识和创造精神，但他依然处在一种窝囊的境遇之中，以致马占奎把生财之道送到门上他也不接。这是过去极“左”路线下的畸形产物。它把人们的智慧和聪明毁灭了。这一切，随着权力相对分散，都成为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变了，人的价值观念也变了。从二牛老汉的以看汽车为乐趣，到史金寿老汉领略了一下当“领导”的荣耀，作者笔下的人物，就都以自己的心，感知到时代的变化，映照出社会的进步。把“外面的世界”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生动地结合起来描写，组成了成一的这支别有韵味的交响曲。
心理过程
且从作者切入生活的方法说起。
有的论者把成一当作“山药蛋派”新一代作家的代表，这需要商榷，被人称为“山药蛋派”著名代表人物的赵树理、马烽等人，都是在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服务对象，以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刚刚翻身的广大农民为主。赵树理为使农民群众能够接受自己的作品，把使人“听得懂、感兴趣”作为努力的方向，孜孜以求。为了使人“听得懂、感兴趣”，他的小说大都从概括介绍入手，他要使人一接触小说就知道说的是什么地方，那里有个什么人，发生了一件什么事，然后从头到尾讲来。这是他“从头说起，接上去说”（《〈三里湾〉写作前后》）的具体化，也是一种从面到线的叙述法。马烽等人的小说大体也是这样。恰恰在人们接触小说的这第一个环节上，成一显示了他跟“山药蛋派”作家们的区别来（当然这只是一个很不重要的方面）。一个认真的批评家，只要看小说的开头，就会很容易地把成一置于跟“山药蛋派”很不相同的位置上。
那么，成一是如何切入生活的呢？他不是“从头说起”，而是拦腰说起，而且他不是着重说“事”，而是着重说“情”，写人物的情绪、心情。比如《诱人的枣花香气》的开头：“一到晌午，所有的人员，从头儿到工人，都匆匆往各人的村子，回家吃饭去了。”这里不说做什么工，也不从上工说起，而是从下工说起，就不能算“从头说起”。这里没有交代是什么地方，既说“从头儿到工人”，又说“匆匆往各人的村子”，使人不明不白，何以“工人”住在村子里。接下去说这是一伙儿“亦工亦农人员”，读者算是有了一些了解。再接下去，“只有他独独特别”，把目标集中到“他”身上。但作者只交代“他”“独自个吃小灶”。直到读完小说，人们才对“他”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显然，他不是从“面”说起，而是一开始就进入“点”，一点一点地写。这篇《诱人的枣花香气》的开头，在成一小说中是极其常见的，而且还多少带有概括描写的性质。他的另外一些小说的开头，更加别致。如“拉锯的时候，他的一条腿没有伸开到应伸的程度，便立刻挨了师傅一脚”（《今天在春天》）。“女的戴着一副挺大的眼镜儿，有几分俏”（《家外的柳堤》）。国画中的花鸟画也好，山水画也好，都有一个特点，是从来不把山水、花枝完整地画在画面之中，而是把一部分截留在画面之外。就是说，画面本身是不完整的，这不完整恰使读者联想到画家所要表现的世界的完整来。国画的这种技法，使它显得含蓄、简练，达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成一小说的开头，跟国画的这种技法相似，当你读到“他”因为什么“立刻挨了师傅一脚”时，就像看到在一幅画的一角有一根斜刺下来的树枝，而附近并不见树干一样。他就是这样切入生活的。
成一这种切入生活法，就使他的小说的开头，经常使用那些表现事件正进行、重复、递进、转折或表现某种情况所达到的范围、程度等等的字眼。《本家主任》开头“新主任竟跟他同姓，也姓康”，一个“竟”，一个“也”，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用“竟”，一下子使这句话由叙述语气变为人（即“他”）的意念活动，显出那是出乎“他”的意料的。《远天远地》的开头是：“天的确阴得很重，果真会下雪吗？我们还是继续向深山进发了。吉普车又驶上那条水路。”前两句表现人的意念活动，后两句是叙述，但由于用了“继续”“又”，就使读者不仅看到人物现在的行动，而且可以想象到在此之前的行动，知道现在的行动是在此之前一连串行动的单调的继续。《滴滴清明雨》开头：“晚上是例行的组织生活会。党小组长任丙月考虑再三，觉得还是通知崔部长一声为好。”这里用了“考虑再三”和“还是”，既是对党小组长任丙月的直接描写，又是对尚未出场的“崔部长”的间接交代。前举《今天在春天》开头“便立刻挨了师傅一脚”的“便立刻”，一方面表现了因果之速，另一方面表现了师徒二人性格上的不同。
成一就是这样开始他的每一篇小说的描写的。他这样的开头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从事件最关键的环节入手，从而紧紧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引起读者的思索。二是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人物的心境，让读者和人物进行感情交流。这后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我们说成一的小说是心态小说，这从它们的开头就可以看出。而且他所展现出的人物的心境，不是静态，而是动态，是正处在流动之中。这样，读者一接触小说，很容易把自己的感情汇入整个小说的感情之流里。
说完了开头，再看小说的整个艺术骨架。
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小说的结构线，是由事件构成的。事件有开头，有经过，有结果，因此小说也就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山药蛋派”作家们的小说就是如此。《小二黑结婚》的“本事”是两个青年搞恋爱、金旺兄弟破坏、区长断案、自由结婚的目的达到，这四个环节自然构成了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属于横向结构，作者从几个方面表现赵大叔一心为公的优秀品质，跟写一件事的始末不同，但它的结构线仍是以“我”去赵家沟看望赵大叔的经过为主轴。成一的小说不是这样，它们以主要人物的意念过程为结构线。比如《本家主任》。这篇小说的主旨，是表现新任公社主任的优秀品质。作者选择了一个角度，让公社的炊事员用他见过多少主任一类官儿的眼光去看，用他的世俗心理去想，去评判。由于他们是同姓，他特别关心那个新主任，也特别希望新主任像个主任的样儿，拿出主任的派头。但他起初所看到的主任使他扫兴。随着日月的加长，他越来越看到主任不同一般，最后生出了敬仰之情、骄傲之态。小说没有完整的事件，一切以那个炊事员的意念活动为转移。就是说，是他的心理过程构成了小说的结构线。《外面的世界》《迷乱的街市》《请放宽心》《正月里》以及《陌生的夏天》里的几篇，不是由一个人物去“观察”主人公，去对主人公的行为发表感想，而是用主人公的心理过程来结构全篇。主人公的意念指使着他的行动，他在行动中运用着意念。《外面的世界》《迷乱的街市》和《戏台》的主人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从这里走到那里。这种散步式的活动本身构不成事件，所到之处也可以颠倒而不致影响内容的表达，作者选择让主人公从这里走到那里的叙述顺序，仅仅是为展开人物的心理过程创造一个客观条件。从这里走到那里，提供了“景”，有了不同的“景”，才会生出不同的“情”。二牛老汉在自家院里找不到活干，才有出门去溜的想法。在村街上忽然听到汽车笃笃笛笛地叫，才会想到各种各样的车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所以在成一的小说里，人物的行动是从属于心理过程的，心理过程具有一般小说中的情节的作用。
系列小说《陌生的夏天》之三《云中河》、之四《泥房子》，也许由于篇幅过长（这两篇属于中篇小说），充作这两篇小说结构线的，不是一个人物的心理过程，而是多个人物的心理过程。《泥房子》交叉描写史金寿老汉和二旦的心理过程，《云中河》除交叉描写四四和他的恋爱对象、民办教员吴佳的心理过程外，还着重描写了四四的母亲刘玉莲的心理过程。刘玉莲曾经有过自由恋爱的体验，但失败了。三十年后，她提出不能做一个新式媳妇，也要做一个新式婆婆。这种做一个新式农民的意识传到四四身上，促进了四四自我意识的觉醒，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跟行动不同，人们的意念活动所受到的时空限制很小。成一小说中的人物的意念活动虽然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但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常常会扩展到很远。这就产生了一种现象：人物的意念过程（心理过程）远远超过现实过程。《外面的世界》《迷乱的街市》《灵芝草》等篇都是这样。再如《请放宽心》。这篇小说写一个癌症病人垂死之前的心理活动。小说一开始，是那个病人在深夜叫唤儿子，儿媳闻声（甩碗声）前来看望，说她男人出外有事。老人心中生疑，要求叫回。儿子回来了，小两口说到“偷”回一些玉菱棒子，老人听见，立刻想到自己过去也偷过集体的庄稼，并且认为他的癌症即由此而来。他坚决要求儿子交还集体，怕小两口欺哄，还叫来队干部证实。这里有现实过程，那个垂死老人对他过去行为的追忆和忏悔，则是意念过程。它的现实过程，从时间坐标说，是深夜里的一段，从空间坐标说，老人始终没有离开那盘土炕，加上其他人，也只是一个房间。意念过程却要深广得多。从时间坐标说，有好多年以前的事。从空间坐标说，有老人在集体的庄稼地里干蠢事的情形。不言而喻，这种意念过程的深入细致的描绘，大大丰富了小说的生活内容，加深了小说的思想内蕴。如果也用中国画做比喻，就是把画内与画外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用画内的有限引出画外的无限来。
把心理过程作为小说的结构线，这是成一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小说艺术所做的重要贡献。
内心独白、客观描写及其他
要表现人物的心理过程，不外乎人物自己的内心独白和作者站在客观立场上所做的心理分析（描写）两种，而如果这两种方法交叉起来使用，又必然会引起人称的变换。所以，内心独白、心理分析与人称的变换，在成一小说中随处可见。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人物的独白是他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嘴里就会怎么说。有时不表现为口头语言，而仅仅是思想。《外面的世界》的开头：“饿的时候，盼着吃饱。忙的时候，盼着闲下。没过年，盼着快过年。现在，肚吃饱了，闲下来了，年也过了，反倒觉着很有些儿没意思了。看看，猪圈也垫了，羊们也喂了，柴草们摞得挺齐楚，粪堆还不必再翻腾。院地呢，早扫光溜咧。还能搜寻些甚营生做做呀？院地中间的甬路上面不知还有坑儿凹儿没有？还有坑凹儿就好了，就可以弄些沙土来，填填，夯夯。”这都是人物（二牛老汉）的内心独白，或者自言自语。开头几句，表现了他对劳动的渴求，现实情况却是无活可干。这不是他的劳动权利的丧失，而是未出场的儿孙们对他这位老人晚年生活的安排——让他痛痛快快地享受人生的乐趣。劳动也是一种乐趣，但既然无活可干，他的乐趣便是“看”那繁花似锦的“外面的世界”了。小说以“看”为经，以“想”为纬，作者设身处地，时时以主人公身份出现，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第二节开头：“走得慢些儿。闲溜达呢，急甚？怎么倒能听见公路上汽车的笃笃笛笛咧。听来，过车正海哩。可这阵日头早上头顶啦，矿上下来的车城里上去的车，都早该过去了。不该有这么多车了。”读这段话，我们眼前出现的不是作者，作者完全隐去了。我们眼前只有一个老人，他不是幽灵，他在说话，有些话是对自己行动的约束，有些话表示了他的疑惑。当然，仅靠这些内心独白是不够的，因此在这段话之后，作者写道：“他爬上前面的大坡，低头看去，嚯！振奋了吗？惊怪了吗？生出甚么感慨来了吗？不是。他只是在公路上那热闹的汽车流中，一眼就瞅见了一辆蓝色的小轿车……”这里，作者出现了，他写人物“爬上大坡”，“低头看去”。乍一看，这是写行动，其实作者的笔力还是用在人物心理的分析上。“嚯”以下三句问话，就是一种分析。下边用“不是”把这三个可能排除掉，突出他“一眼就瞅见了”一辆蓝色小轿车。接着又是内心独白，又是心理分析，以内心独白为主，心理分析为辅，在由内心独白转入心理分析以后，人称也随之发生变化，内心独白是第一人称，心理分析变为第三人称。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物心理所做的分析，往往伴随着一种对人物行动的简略交代。即使是以写人物心理活动为主的小说，人物不可能始终处在静止状态，总得有行动。成一小说中在人物的内心独白之外还经常插入行动和心理描写，正是由这种情况决定的。
《请放宽心》中写儿子偷玉茭棒子回来，作者也没有采取由自己出面插叙或交代的办法，而是由主人公“听”出来，“感觉”出来。“老汉已经觉得，他怕挨不过这阵疼痛了，但他突然听到一声响动。响得很轻，可他分明听见了。”这是叙述。“哦，像是开街门的声音，就是。又关上了，仍然响得很轻。是来宝媳妇把他男人叫回来了吗？他们为甚要这么轻手轻脚呀？怕惊动了吗？可刚才来宝媳妇出去时，街门弄得很响。脚步声，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听不出是谁。下步很沉，像压着重担。谁？这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使老汉警觉起来，是贼吗？不会。他家并没有甚么值得偷的东西。这电灯也亮着。屋门响了。这很沉的脚步进了外屋。‘哗啦一一咯’！甚么重物落到地上了。接着有人舒了口气。呵，这是来宝的声音，就是！”多么精彩的一段。这一段有声有色的描绘，全部出自一个老人的感觉，一个老人的心灵。老人是小说的主人公，作者没有因为写儿子而使老人冷落。既写儿子、儿媳的活动，又写老人的心理，使两者自然发生了联系。写老人怀疑有贼，自然引发了老人对过去行为的反思，使老人的心理活动跃向一个新阶段。这就是这段精彩描写所取得的客观艺术效果，可以说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
前边说过，在《泥房子》等篇里，作者交叉描写了几个人物的心理过程。这样写的好处很明显：写甲的心理活动，必然涉及乙，写乙的心理活动，又必然涉及甲，人物之间互相观照，互相评论，本来应由作者进行的心理分析也由另一些人物承担了起来，这就使人物的心理显得立体化。比如《泥房子》的第三节是写二旦的，但二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又离不开父亲史金寿，所以这是从二旦的眼里写史金寿，史金寿的形象上有他二旦的色彩。“第二天前晌，他照旧来老院做活。一进院，就看见父亲还在！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往日，他来到老院时，父亲是早下地走了，今儿却反常地没有走，也没有蹲在房檐下吸他的旱烟。他是古怪地站在南院墙那厢，在看垒了半截的土坯墙，而且竟然是倒背着手。”儿子眼中的父亲无疑比作者所描写的父亲要亲切。这里说“反常”“古怪”，则又显然加上了儿子的观感。《云中河》里有许多对人物肖像的描写，也都出自另一些人物的思绪中。如“她的脸，满是皱折，虽不算瘦，却没有多少光泽。而那脸色就如同她身上的衣裳，一年四季都分不出是灰，是黑，是黄，是白，很像是收割了的庄稼地的那种色调。她的头发似乎永远也顾不得梳理……”这是四四印象中的母亲的形象。母亲在《云中河》和《泥房子》两篇小说中都出现过，但比较细的肖像描写只有这一次。同样，对大嫂的描写，也透过了四四眼睛的折射。这样的描写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客观，是它符合真实情况；主观，是它涂上了观照者的感情色彩。
描写人物的心理过程，不仅要写出正常情况下的表现，还要写出“反常”情况下的表现。《泥房子》在心理刻画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写出了人物的一些在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行动和语言。小说第四节，写史金寿老汉在行使了家庭领导权以后，到村街上溜达的情景。他第一个碰到的是马占奎。马占奎主动跟他说话，向他讨好，劝他“进城下顿饭铺”。正在马占奎亲亲热热说话的时候，史金寿老汉“憋青了脸”，吼出一声：“马占奎，你也……你也讲讲卫生吧！”正如作者所写，“他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吼出了一句什么话”，马占奎听了以后，也感到十分“意外，不由慌忙低头去检点自己的身手，从汗衫看到裤腿，还擦抹脸面，摸摸头发，仿佛在搜寻自家的丑处。同时，就讨好似的朝他笑笑，说：‘嗬嗬，咱顾不上讲卫生……’”这以后，他又无意识地走到支书家里。“直到迈进了支书老靳家的宅院，他才吃惊啦。鬼，这是走到哪咧？跑到这里做甚！”支书问他“有甚事”，“他能有甚事！不是来打官司，不是来分家，不是来写合同，更不是来开会、汇报、运动谁……”他忽然问，盖戏台“快动工了吧？”接着，他又“很敏捷地”抓住一句话，说“我史金寿也捐献八十块钱！”作者笔下史金寿的这一连串言行，都是在无意识间产生的，他原来没有想到，也没有目的。其实这种无意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它的产生过于突然，但那同样是他的性格之树上的一枝，是跟他特定环境下的性格相一致的，或者毋宁说，是人物心理过程在特定情景下的“曝光”，是一种瞬间现象。史金寿老汉这次上街，是在他享受到做一个普通人的尊严和荣耀之后，或者说是在他的地位、他的人格上升到跟老支书，跟所有的人平等以后。他跟专业户马占奎之间，更有一种久积在心头的感情隔阂，他依然用旧的道德眼光看待马占奎，马占奎却以一种崭新的精神状态跟他拉关系。加上一出门就为街上无四类分子打扫而“没人管，没人骂”，也不卫生感到生气，所以他骂马占奎不讲卫生。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话，乃是他的那种潜意识在起作用。他憋屈了几十年，现在要发泄，骂马占奎，在支书面前显富，都是他这种心理的表现。这段描写是这篇小说中很精彩的一段，它使人物一下子活灵活现地站在了读者的面前。
人物的心理过程是很复杂的，作家只有“放松了自己，完全进入角色”（作者描写史金寿老汉的用语），才会表现出人物心理过程的全部复杂性与合理性。成一的小说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成一的小说与文学的传统观念
只要我们认真地做些分析，可以看到，成一的小说与文学的传统观念不完全相合。
比如说，传统的观念认为，小说不能没有情节，可是成一的不少小说就没有情节，而他的另一些小说，虽有情节却并不怎么完整，至少，作者不以情节取胜，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生动。即使是一些描写人与人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小说，作者依然是把精力用在人物心理过程的刻画上，不在情节安排上下功夫。一九八三年五月写的《灵芝草》，补叙了主人公顺娃和地主家的小莲叶的一段爱情故事，然而也仅止于顺娃单方面的相思和心理活动，他们两人是如何相爱，分别以后又如何感到痛苦的等等，小说里都看不到。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成一的小说不大适于改编成电影。电影需要的是人物的外部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却是成一小说中的薄弱环节。
再如，传统的观念认为，一篇小说就是写一个矛盾从开端到结局，一个问题从发生到解决。那个矛盾可以是性格的冲突，也可以是由阶级地位的不同所引发的斗争。赵树理等人强调写“问题小说”。赵树理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不少批评家认为，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论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化和发展，可见它是符合传统观念的。根据这种理论，小说中就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多年来文学概论上都是这么说，学校的教师讲小说，也是这么分析。成一的小说大都不是这样。当然它有开头，有结尾，但是结构上的开头和结尾，跟矛盾的开端与结局毕竟是两回事。《迷乱的街市》就只是写了郝玉芝现在和过去在街上走过时的不同感觉。《陈家轶事》所写的，也只是面对着滚滚而来的崭新的家具、崭新的服饰，人们心灵深处所产生的如何适应新生活的矛盾情绪。
还有，传统的观念认为，小说写人物，要注意刻画人物形象，而这种刻画，常常集中在外形上。于是肖像描写、人物行为动作的描写和对话在小说里占很大比重，也当作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手段。这在成一的小说里也很少见。成一笔下的许多典型形象，完全是靠对他们心理的刻画活在读者心中的，读完小说之后，人们往往连他们的外形是什么样子都说不出，只能想象。《云中河》写了几个人的外形，那又是在别的人物的眼中看出，心灵中感觉出，不是作者出面描写的。他求的是“神似”，不是“形似”。
以上只是举例。总之，成一是一位有自己风格的作家，而他那种风格是值得注意的。无疑他的小说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些缺点，由于这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且不说。我只想提出一点感觉：用文学的传统观念去看待成一的小说是不行的，成一的小说，还有王蒙等其他一些人的小说，正在动摇着文学的传统观念。——我想，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1985年5月5日写完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