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有各种各样攫取人心的方法。有的靠故事的曲折和生动，有的靠人物的典型化，有的靠思想内蕴的丰富及其耐咀嚼性。王东满的中短篇小说，大体有两种结构方法。一种是靠情节，这是大量的，还有一种是靠场面，是靠那从人物谈吐中透露出来的人生哲理。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新作《山月恨》，基本上属于《柳大翠一家的故事》一类。但它又不是单纯以情节取胜。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把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对人物的道德评价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课题交织在一起，又着重在人物心灵上做了剖析。就是说，前边所述三种方法它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因而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一
小说题名《山月恨》，“恨”是它的基调。“恨”什么？为什么“恨”？读者一接触这本书，就在探索着这几个问题的答案。作者的《柳大翠一家的故事》和《点燃朝霞的人》，都只是长的短篇或短的中篇，故事比较简单，因此他从头道来，一线穿底。这部小说不同。就故事本身说，并不怎么复杂，但就主人公心灵历程来说，又是复杂的。这给作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他选择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环节，让一个女青年到公园里去投湖。公园里的游人的心情，也正是读者的心情，他们不仅想知道投湖者是谁，是否有救，而且想弄清她投湖的原因，她所遭受的苦难。这个开头，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读开头几章，人们会以为这是一部公案小说、侦破小说。都不是。人世间，为情而走上轻生道路的不乏其例，主人公山桃花前来投湖，也是出在情上。她一心爱着凌狗儿，一心一意供凌狗儿上大学，但在凌狗儿即将毕业的时候，遗弃了她。她的轻生投湖，是为了解除这痛苦，但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最后真正投湖的，不是山桃花，而是凌狗儿。小说的本事，就是以山桃花投湖（实际未投）始，以凌狗儿投湖终，首尾两个投湖故事成为这部小说艺术框架的两极。
王东满是讲故事的能手。在这部小说里，他写了四个家庭的关系，整个故事就是这四个家庭的关系史，那两次投湖不过是小小的插曲。一个家庭是凌狗儿和他的母亲凌大婶，另一个家庭是山桃花和她的父亲山老师。这两个家庭的第一代人，曾经想要结合起来，但没有成功，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所以下一代的结合具有不寻常的意义。第三个家庭，是在湖边认出了山桃花的于小叶和她的未婚夫周树帜。周树帜是城里人，因插队而在山区落户，是他把山区的两个家庭和城里的一个家庭联系起来的。城里那个家庭也是二人，即母亲徐欣荣，女儿李娅娜。读到最后才知道，凌狗儿，他后来爱上的新型女大学生李娅娜，李娅娜的异母哥哥周树帜，原来共有一个父亲。
作者很懂得接受美学的奥秘。他在开头安排了山桃花准备投湖、又没有真正去投的情节，自然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心理。他回叙事情的原因时，并不是从头讲起，原原本本而下，而是从中间截断，拦腰说起。在故事发展到适当场合，他又补叙读者想要知道的再前的一段。读者急于知道什么，他讲什么，读者顾不及想或一时难以分心的，他就一点不多说。他的“包袱”里有许多有趣的东西，但却一次只抖一点，闪闪烁烁，隐隐约约，你读着，也猜想着，读得多，也猜想得多。好像剥竹笋，一层一层，逐渐接近中心，逐渐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逐渐露出了事物的本相。读这部小说，总不想半路放下，原因就在这里。
二
以上说了小说的框架。现在要问，在这个框架里，作者装进了什么东西，他要表现一种什么样的对人生的思考呢？
《山月恨》可以称之为一部道德小说。整个故事都围绕着山桃花和凌狗儿的爱情展开，但又不是两人如何相爱，如何热恋，而是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扭曲，如何遭到破坏。这里边就有一个道德问题。作者是把婚姻这件人生大事提到道德的天平上来衡量的，而他给予谴责的，是凌狗儿。凌狗儿一家跟山桃花一家多年住在一起。他们两个人不仅长期相互往来，而且性格、志趣也相投。应该说，他们已经建立起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是值得称道的。但后来凌狗儿决然地变了心。且不要用“忘恩负义”这种在我国流行了一两千年的成语来指责他，作者也没有在这方面加他以“无耻之徒”。他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逻辑。他能够拿得出来的唯一法宝，是“爱情”。这是一个弹性字眼，又没有办法去检验，今日跟谁好，可以说有爱情，明天爱上另一个女子，可以说跟先前的那个女子没了爱情。真正的爱情是应该追求的，但在一些人的嘴里，爱情常常做了他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挡箭牌、遮羞布。在作者的笔下，凌狗儿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作者没有隐讳他的态度。他在小说中气愤地指斥道：“爱情！爱情！爱情！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爱情！爱情！爱情！爱情究竟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啊。为什么每个喜新厌旧、为了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不惜残忍地践踏他人的幸福乃至生命的人，都可以冠冕堂皇地拿它来做挡箭牌，来做遮羞布，来掩盖自己肮脏、丑恶的灵魂？”凌狗儿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大学生。那时的大学生年龄都比较大，许多人早已有了对象。地位的改变，使一些人头脑发胀，他们撕毁前约，另择配偶。凌狗儿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山桃花则是作者全力歌颂的一个人物。她是山区医生，她的最可宝贵的品质，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在山桃花的形象塑造上，作者紧紧抓住了为人和为己这一对矛盾，写她心灵的美好。她和凌狗儿同时报考大学，本来她的功课学得好，为了使凌狗儿考上，她在最后一分钟退出了考场。凌狗儿要解除婚约，连于小叶也气得发抖，劝她找校党委去告状，她却想：“我又何必这样呢？把他告倒，把他弄臭，图什么？报复？可意？于我又有何益？”她又想到了可怜的凌大婶，不想使凌大婶更加难过。就这样，一边是有关自己的终身大事，一边是替他人着想，一边是真诚地爱着凌狗儿，一边是被凌狗儿一脚踢开，这相反相成的几个方面，组成了她这个特殊环境下的典型性格。作者集中笔力，描写她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的遭遇，展现出她心灵美的几个结构层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小说只是对人物进行道德审判，那它将很难引起人们深入的思索，最多能起个像幼儿读物告诉读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样的作用。王东满显然不满足于做个法官，他还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让人物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的意义、幸福的含义做了探求。主人公山桃花笔记本上写着的三段话，具有深刻的哲理性。美好的心灵，总是会升华到哲学的境界的；不能用哲学指导自己的人，很难进入自由的王国。山桃花时刻不忘据以指导自己人生道路的三条座右铭，就说明她的心灵已经升华到哲学的境界。固然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赋予她传统的色彩过于浓厚，但她那三条座右铭还是显出了一种鲜明的时代精神。毋宁说，作者是站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文化的高度，让山桃花这个山区女大夫，集山区人民热诚厚道、乐于助人的美好品德和无产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于一身。这就使这个形象既具有时代精神，又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
为了更好地烘托人物，写出人物性格的形成环境，作者特意描绘了两个人情世界。一个是淳朴的山民之风，一个是令人作呕的带有市侩习气的女干部。所有的人物都属于这两个世界。作者对山民之风，似乎有一种倾心的爱慕。在他的笔下，太行山深处的干壶县，既有美丽的风光，更有善良的人性。山民都是助人为乐的，都有一种济危扶困的精神。正是这种环境，加重了山桃花身上的传统色彩。与山里人的这个人情世界不同，女干部徐欣荣家是另一番情景。作者让在这个家出生、在太行山生活多年的周树帜去感受，说这个家“住的，吃的，摆的，看的，一切都排在时代的前列，他却怎么也感到不如住在乡下熨帖，爽快。”因为这里充满了虚伪，不正道，或者说，缺少精神文明。凌狗儿之所以变心，跟这个环境的影响分不开。是李娅娜，把她母亲的那一套市侩作风传感到凌狗儿身上去了。
三
前边说过，这部小说的大框架，是以男女主人公的两次投湖自杀事件为两极，展开了四个家庭关系史的描写。此外，还可以加上三个细节和一个几乎没有出场的人物。三个细节，也就是三件道具。即笔记本、录音机、旧照片。一个几乎没有出场的人物，是霍大肉。作者在铺叙凌狗儿一贯有不安心在山区工作的思想时，让那个霍大肉短暂露面，其余场合，则是侧面提到。一个几乎没有出场的人物，两次自杀事件，三件道具，四个家庭的关系史，就是这部小说的全部“零部件”。作者运用匠心，把这么多零部件组装成了《山月恨》这架灵巧的机器。
王东满的小说都很讲究构思，而且构思都很巧妙，这是读过他小说的人都会感到的。这部《山月恨》的构思也非常巧妙。这巧，来源于生活，都有事实根据。就以凌狗儿、李娅娜、周树帜三个人的关系来说。作者在开篇不久明确交代，“他（指凌狗儿）有爸爸，亲爸爸，没有死，还活着！”原来在解放以后，那个爸爸（即霍大肉）成了团级干部，回家住了三天，进城去了，以后宣布跟母亲离婚。从农村到城市，我们的许多干部都走过这条路，搁在谁身上也不奇怪。这样，远在两地的几个人共有一个父亲，就符合生活的逻辑。再看几个年轻人：周树帜来到太行山区，是执行下乡插队的“战略决策”；凌狗儿来到城市，是大学恢复高考制度的结果；上大学，把五湖四海的人弄到了一起，凌狗儿与李娅娜的相遇便是这一生活现实的反映；既然周树帜已在农村落户，这次回城不过是来看病，妹妹的婚事当然不会了解太多，以致在凌狗儿来到家里后，才知道是妹妹夺走了山桃花的恋人。这几种现象都是很普通的，作者把这几种现象凑到一起，编织成这个曲折生动的故事，自然产生了紧紧抓住读者心灵的力量。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读完小说，我又有一点不够满意的感觉，就是作者在对巧的追求上不免有些过头，致使一些地方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比如对霍大肉的描写。这个人物虽然只出场说了两句话，但在道德的天平上，他占有不小的分量。他是作者谴责的重点。比起儿子凌狗儿来，他更是一个“陈世美式”的人物。这些描写都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他对凌狗儿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并不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这样反复描写，反使人觉得凌狗儿的变化，有血统上的原因。作者写这个人物，本来是要说明凌狗儿的变心并非偶然，结果却使人感到遗传上的因素起着决定作用，而后天的教育等方面的因素则淡薄了。再如，作者把李娅娜安排为凌狗儿的同父妹妹，也不是加强了而是减弱了小说对“陈世美式”人物的批判力量。因为凌狗儿的投湖自裁，或者说他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愧于跟同父妹妹搞了恋爱，而不是源于自己做了对不起山桃花的事。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了使结尾出现奇而又奇的局面，竟让霍大肉的三个子女都不姓霍。凌、李不姓霍可以理解，周树帜也不姓霍，至少不符合中国人的习俗。巧，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是必须考虑和运用的，但是任何巧，都要为人物性格服务，不能相反。如果为了故事巧，那可以起吸引读者的作用；仅仅为了人物关系巧，就没有多大意义可言了。
198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