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以其宏大的气魄和广阔的全景镜头，展现了一个县的改革新形势。柯云路创作这部小说，跟他写《历史将证明》等篇一样，是要回答中国是否有希望和以什么方式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他对未来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而他对现实的描写又是严酷的，他所表现的中国社会现实矛盾无不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不难理解。柯云路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他从纷纭复杂的生活中，看到了阻碍“四化”顺利实现的力量是怎样顽固，又从尖锐、激烈的社会冲突中看到了积极的因素，看到了支持和保护积极因素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他是一位严肃的探索者。如果说《历史将证明》主要是用望远镜对中国的未来道路做了透视，那么，《新星》却是一架放大镜，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胚胎、污土和根系，都在它的聚焦点上显露出来。探索难免有不周之处。本文尝试对《新星》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做些分析，如有不妥，还望作者和广大读者指正。
为什么要把顾荣作为观察点？
谁都知道，《新星》的主人公是李向南。他是一个“老三届”，现在三十二岁，来古陵县这个他曾经插过队的地方当了县委书记。作者所要着力表现的，就是“老三届”。他认为“这一代人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很特殊、很有色彩、很值得重视的一代”。在这部小说里，李向南这一“老三届”人物确实被描写得相当充分，从而成为作者人物画廊里的一个“很有色彩、很值得重视”的改革者典型。但是，也要看到，作者已经写过好几个改革者的典型，而李向南与另外几个改革者相比较，在性格特征上的区别不是很大。他基本上属于“丁猛型”，即敢想敢干，大刀阔斧，在很短时间内就打开了局面，扭转了乾坤。他跟丁猛不同的是，他的斗争对象不是在十年动乱中形成的“关系网”，而是比这远为深厚强固得多，以至于他几乎奏出了一支“悲歌”。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顾荣身上。
顾荣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他是矛盾的一个方面。从哲学的观点说，他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实际斗争来看，他却是重要的。他不是一个人，他统率着一支力量。这支力量，从副县长以下，包括部长、主任、局长、公社书记、大队干部，各种职务、各个层次，无所不包。地委书记郑达理也是他这支队伍的一员。再远点，省委书记是他的亲哥哥，李向南的父亲是他的老上级，纵使不能得到真正的声援，光那个关系，就可以使不少人对他产生敬畏。他又有几十年的官场磨炼，很会笼络人。这就使他在古陵县的政治斗争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要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认识各种势力的起伏消长情况，他是一把钥匙。
顾荣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典型。柯云路在他这部小说之前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里，刻画了好几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形象。这部小说塑造的典型性格之多、之新，令人赞羡。他刻画了从县委书记李向南到看林老人闷大爷等十个左右活生生的典型，而所有这些典型，都跟顾荣有某种关系，顾荣形象塑造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另外那些形象的塑造。比如高良杰，他所念念不忘的“加强……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以顾荣为代表的古陵县干部惰性心理的一个构成部分。
唯其如此，我们现在把顾荣作为中心，来画一个半径，看一下古陵县所进行的斗争究竟是怎样一场斗争。
应该如何理解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矛盾？
要概括《新星》所反映的社会矛盾，用最简便而颇通行的说法，便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革新与守旧的斗争”。这是对的，又不完全对，至少跟作者的所思所想不尽一致。比如说，小说开头写李向南一大早就上古木塔上参观，究竟有何用意？是仅仅为了写出小说人物的历史感吗？显然不能这么理解。我以为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所表现的，是以李向南为代表的革新路线对弥漫在古陵县的干部和人民中的社会情性心理的挑战，所调落后、守旧，也就集中表现在他们的社会惰性心理上。
社会情性心理，是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维持现状、不思创新的思想状态。人类社会应该是在新与旧的不断斗争中前进的，可是有了维持现状、不思创新的思想情绪，就只能依靠惯性的力量前进，而不搞变革。中国“几千年来的有文字史”，不就是一部靠惯性的力量前进的历史吗？到现在，两千年前的木犁、铁耙照样在使用，百代祖先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依然在继续。这种社会惰性心理反应在人们（特别是干部）的行动上，便是无所作为，凡事能推就推，只在不得已时，加上强大的外力，才能完成一项新的事业。宋庄学校前面那段拐弯坡路，“坏了两年也没人修，一下雨就翻大车。前两天县里来的李书记下了指示，不修好，就把公社、大队干部都抹了，这不是都怕掉乌纱帽，才三天都修好了！”三天可以修好的一段路，“坏了两年也没人修”，那里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不会不为那段坏了的拐弯坡路所苦，他们却宁愿维持现状，不想出力。推而广之，在这种习惯势力面前，改革之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县长顾荣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惰性心理。他自己这样说：“我从四五年参加革命就在古陵，三十多年来没有离开过这儿，大家知道，别的领导调来调走的，一两年就换一次，我没动过，以后也不想动。”他“三十多年来”不动窝，“靠的是几十年来铸造成的传统力量，靠的是‘名正而言顺’”。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大家调解各种矛盾，在古陵起个稳定作用”。他最怕的是把局面搞乱，不好收拾。而改革，恰恰是要打破原有的平衡，以建立新的平衡。是做个维持会长，还是通过改革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摆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古陵县的各个系统、各个层次里的干部们，便是在这个课题面前，被迫表明各自的态度的。
顾荣不仅是社会惰性心理的主要代表，而且也是依靠着这种社会惰性心理，来组织反革新派的力量，与李向南做斗争的。地委书记郑达理，是李向南的前任。要把前任争取到自己一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对待前任所做工作“成绩”的态度上做文章。从革新者的观点来看，无论前任的工作多么正确，只要不符合革新的要求，都应当采取否定的态度。李向南正是这样做的，这就造成了他与郑达理的矛盾。郑达理是李向南的顶头上司，职位使他对一个改革者的命运拥有很大的权力。李向南的改革搞不下去，就由于碰在了社会惰性心理与郑达理的权力相结盟的顽石上。
这种社会惰性心理，说到底，是一种“向后看”的时间倾向性。中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凡事“向后看”的传统观念。因为过去的事情都是“经过时间考验了的”，容易信得过，而未来的事情能否成功，他们没有把握，也没有力量去试验。因此，他们的唯一经验是査旧皇历。赵树理在讲到农民的文化时说：“小伙子的圣人是爸爸，爸爸的圣人是‘先前’和‘命运’。”（《文化与小伙子》）这话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农民的时间倾向性是什么。不幸的是，这种农民的时间倾向性，许多共产党员继承了下来，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通病，阻碍着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柯云路在他这部长篇小说中，多方面表现了这种“向后看”的时间倾向性、这种社会惰性心理在改革潮流冲击下的顽强挣扎和反扑。从《三千万》中丁猛的胜利到这部小说结尾的悲凉气氛，使我们看到了改革的深入和作者的现实主义的深化。
不言而喻，以上所说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并不是我们外加的。作者柯云路富有一种思想家的特色，他对社会常常有一种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小说的描写也带有思辨的性质。开头他让主人公上古木塔浏览“几千万年来古陵的自然史，几十万年来的人类史，几千年来的有文字史”，就是要使人感到，这历史既悠久又短暂。历史悠久，乃是我中华民族可以引为自豪的，然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有文字史”整天像蜗牛一样慢慢地向前爬，历史似乎凝止着不动（这即是“短暂”），不是使人十分焦急吗？不是会使人想得更多吗？改革潮流要求之快与历史进程之慢，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时间上的反差吗？作者让他的主人公巡视了古陵的历史以后慨叹道：“古老而贫穷的古陵！”“古老”和“贫穷”就是这反差的写照。接着，作者让李向南和顾荣的侄女、挂名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小莉漫步街头，议论农民的习俗、品性，指出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锻造出了用喜剧态度对待悲剧的深沉性格”。对历史的回顾，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冷静思考。这停步不前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么来的？你可以归结到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归结到旧礼教对人的束缚，但那种社会惰性心理不就是这一切所产生的结果吗？还有，主人公李向南（透过这个人物我们看到了作者自己）对那种普遍存在的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的现象的深恶痛绝和奋力矫正，都说明着这一点。
就这点说，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所表现的，是独特的，有他自己的发现和评价。这是他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大成就，这个成就使他站到我国当代杰出作家的行列里，也不显得逊色。
哪些表现出来了，哪些还没有表现出来？
如果以上的认识能够成立，那我们就可以以它为标准，来分析一下小说的思想深度，哪些表现出来了，哪些没有表现出来。
顾荣作为古陵县落后守旧势力的总代表，作为社会惰性心理的集中体现者，有他自己独特的规定性。他是一个“老革命”，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四五式”。他长期接受党的教育。这样，他跟那些由沉重的历史“锻造出了用喜剧态度对待悲剧的深沉性格”的普通人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这部小说所欠缺的，是把顾荣降低到一个普通人的水平，而没有写出他那种人的特殊的思想形成过程。凡是跟顾荣的经历相似或相近的人都会记得，过去多年他们所受的教育，既有对壮丽未来的热烈憧憬，也有对已有成绩的基本肯定。在过去，每次运动到来，都要肯定已有成绩，然后按照“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例，“寻找”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是一个大杠杠，违反不得。或者说，他们接受的是肯定、再肯定的教育，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教育。正是这种教育，使整整一代干部，在几千年历史沉积中形成的惰性心理上加上了新内容，变得牢不可破。顾荣的那套“不能把过去的成绩一概否定”的论调所以具有诱惑力，所以能够把上自地委书记、下至一般干部收拢到自己一边，就是这“新内容”在起作用。高良杰念念不忘的“加强……一元化领导”对不对呢？得具体分析。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不可有任何动摇和怀疑。但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实行政企分工、实行厂长（乡长……）负责制的时候，应该如何办呢？高良杰之所以仍然坚持那一条，就在于他的思想僵化。小说描写的一大群各级干部形象，大都生动逼真，有典型性，但没有深入一步，把他们的思想根子刨出来，就作者的才能和创作思想说，他是能够触及这个尖锐的现实问题的，他没有写出这一点，恐怕跟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
这就又回到小说的主人公李向南身上了。李向南是“改革路线”的坚定代表，他跟社会惰性心理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不能仅仅用他不是农民的孩子（他也曾在农村插队多年）来做解释，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是“老三届”。这一代人一入世，就碰上十年动乱。他们没有受过一次又一次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教育，没有经历过“否定工作成绩是别有用心”之类的思想交锋，因此最少保守性。柯云路在《写在长篇小说〈新星〉发表之际》中，对“老三届”的特点做了分析，指出这一代人“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性格”，又“善于学习和吸收”，“具有革新家的品格”。这是正确的。革新家的首要条件是对已有成绩的不满足、不留恋，他们所否定的不一定是错的，而是效率不高或质量低劣。顾荣等人，恰恰在多年的思想教育中形成了“凡是正确的就不能否定，而过去基本上正确”的这么一套逻辑。两代人的区别就在这里。小说写出了这种生活，这种现实，是它的重大成就，但在挖掘其根源时，偏重于历史渊源的探讨，而忽略了这个更其尖锐的多年所受思想教育的问题。
其次，小说的后半部分显得松散，与此也有关系。我读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心里非常高兴，觉得那真是一个大手笔。无论情节的安排，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很精彩。主人公李向南比起丁猛等人来，更加丰满，更加放射出性格的光辉。即以顾荣来说，用“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来形容，并不过分。特别是顾荣跟公安局高局长的谈话，顾荣在提意见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写绝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同样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几个生活在县城以外的人物的典型性格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如小小的“国王”潘苟世，极“左”路线的代表高良杰，看林老人闷大爷，古陵县最早出现的一个人才朱泉山等，他们一个个都是杰作。但是仅仅有精彩的片断还不行，小说是一个整体，它需要的是整体的精彩。
小说后半部分显得散，不完全在于作者把笔锋由县城移到了乡下。写出从县城到县里几个典型地区的面貌，乃是作者以全景式镜头描写一个县改革新形势的构思所要求的。他这个想法没有错。问题是在主人公离开了县城，他跟顾荣的斗争便也近乎停止了。不错，潘苟世等人都属于顾荣系统，跟潘苟世等人的斗争也是跟以顾荣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社会惰性心理的斗争。然而那些斗争只是开头跟顾荣的斗争的横的延伸，而不是纵的开掘。前边说，作者写出了社会惰性心理对改革潮流的严重妨碍是他的重大成就，在探讨原因时注重了历史的因素而忽略了思想上所受到的培养，是其不足。这个不足，本来应该在后半部分弥补，可惜没有。比如对高良杰这个典型的刻画，如果能在他的思想根源上多用些笔墨，就不仅会使这个典型显得立体化，有厚度，而且也为探讨顾荣一伙人的典型惰性心理的形成，补了极其必要的一笔，又不使顾荣显得冷落。小说没有这样写，就使后半部分所写的一个个精彩片断，缺少一条有力的思想上的纽带。从整个故事情节说，前半部分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后半部分则给人一种静态的感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我以为小说的缺陷大体如是。柯云路是一位有才气、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唯其如此，我才提出这些过苛的要求。仅供参考吧。
1984年12月22日
（原载1985年2月7日《山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