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三千万》
作诗讲究“诗眼”，在小说创作中，作者们也常常从生活中提炼出一些典型的事件，或哲理，或语言，作为构思的中心，加以强调描写，给人留下很深印象的《三千万》正是这样。它的构思的中心是“现状”。为了完成一项国家工程，需要打通许多直接的和间接的“关系户”，以致不惜把预算增加一倍，慷国家之慨，谋个人方便。维尼纶厂党委书记张安邦就是属于制造这种“现状”的人。他把这种“现状”作为伸手向国家要钱的根据。小说里再三强调：“这就是现在很普遍的现状！”
但作者并不以这种“现状”为描写重点，而是把笔墨集中在另一种“现状”上，即面对前边那种“现状”，人们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和相互关系。小说把轻工局局长丁猛置于生活的中心，让这个具有“果断执着”性子的人，去点燃人们心头的正义之火，激发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把前边那种“现状”改变过来。他不仅敢于冲张安邦苦心经营的“网”，而且给所有的人——包括张安邦在内——开出了一剂药方，就是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把投入到前边那种“现状”里的“私货”提出来，使自己站在克服那种“现状”的队列里。维尼纶厂厂长聂润德，是“被现状难怕了”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屈服“现状”，凡事不求“认真”，就成了他的处世哲学。当他前来“规劝”丁猛，“像你这样，一个人认真，不行”时，丁猛说：“那为什么不把你加上呢？人人认真，不就行了？”聂润德说他“是被现状难怕了”，丁猛又说“那你为什么，不退党呢？”一股浩然正气，逼得那些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不得不想一下应该怎么办。
虽然小说的结尾有些朦胧，但写出了丁猛这个人物，就使读者受到鼓舞，使人们看到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依然在一些干部身上放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途充满光明。
我们现在正处于向四化胜利进军的时代，在我们的“现状”里，既有张安邦那样的人，在苦心孤诣地编织他们的“网”，以便把更多的人收罗在自己门下，为个人服务，也有丁猛那样敢于和善于向那种“网”冲刺的勇士，还有像钱维丛那样正直和有责任感，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并且有“硬碰硬”精神的技术人员。文学要反映现实，就要写出这一种“现状”，就要努力塑造四化创业者的形象。
这篇小说是作者的处女作，免不了常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对群众的描写不够，没有看到群众身上的光彩。其次在人物描写上还有些生硬，在结构技巧的驾驭上也还不够熟练。但作者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期待作者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权文学《臭臭外传》
要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关键是要赋予他鲜明的性格特征，并且始终抓住那个性格特征去写。鲁迅的阿Q能够成为一个深刻的典型，就在于他有一种“精神胜利法”。赵树理笔下许多有外号的人物使人过目不忘，就在于他们的外号生动地表现了各自的性格特征。相反，有些人物的外号不能使人看到他的性格特征，那个人物的生命力也就很小了。《臭臭外传》写得深刻动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集中描写了臭臭“横着来”的性格特征。像赶集一节，你不准假，他偏要去，你要“撵集”，他偏不理那一套，你没收了他的担子，他偏凑空抢走，串村去卖。
臭臭的“横着来”是逼出来的。公社刘秘书奸污了臭臭的妻子，反使臭臭坐了班房，臭臭才“对人越来越横”。他是以“横”对“横”。刘秘书等人横行霸道，欺压普通群众，是真正的“横”。臭臭的“横”则是正道直行，实际上是对刘秘书等人执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种反抗，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只是在那个好人受气、坏人嚣张的特定环境下，他被“横着来”罢了。这里明显打有时代的印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小说最后写选举会上臭臭的“横着来”，对人物性格有点损害。老支书和刘秘书不同，他曾因臭臭的反抗而受到牵连。他工作中可能存在缺点，对此，臭臭显然应该回到他先前的人性上去。现在这样写，尽管增加了一点喜剧气氛，却使人感到不相协调。
近几年来，描写人民群众同“四人帮”斗争的作品可谓多矣，这一篇独具特色。臭臭那被可恶的现实扭曲了的性格，即被一些人称作的“黑痞、赖鬼”，既是他同“四人帮”斗争的一种手段，也是他能长期地、带有戏谑味地同“四人帮”斗争的一面盾牌。比如他往请客菜盘里撒土块一事，老张虽然看到了，也深受其害，却奈何不得，反而还得忍受那指桑骂槐的侮辱。应当说，作者赋予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所设计的故事情节，都颇为新巧。在这个人物“黑痞、赖鬼”等种种恶名的掩盖下，我们看到了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这个人物并不像一般喜剧人物那样，令人觉得可笑，他倒是反使人觉得可爱，使人觉得可笑的，则是那些手中无真理、背后无群众的刘秘书、老张一伙人。
作者给臭臭编的几段顺口溜，是小说的精彩笔墨之一。唱“虱子虱子你脸皮厚，成天白吃我身上肉……”指桑骂槐，打得巧妙。唱“妙手回春把病退”一段，直陈其事，颇富风趣，且于不知不觉处指斥了“四人帮”贩卖的“唯成分论”。另两段于逆境中表现出胜利信心，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这都可见作者的匠心。
小说的不足之处，除前已说到的结尾一段情节与人物性格不相协调之外，是骂人话写得太多。写粗话，不一定能表现人物性格。高尔基的小说里多无赖汉，但绝少骂人的粗话。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点更应当注意。
1981年
（原载《丰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