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致柯云路
感谢您赠我一本载有您的中篇小说《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的《花城》今年第一期。读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新星》还只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刚刚进入一九八五年，您就向读者贡献出总数达四十万字的一个长篇、一个中篇。《孤岛》是您的第二部长篇，我从《黄河》创刊号上读到了。那是一部跟您以前所有小说、包括您这部题为《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的中篇小说都不相同的小说，对它的意义我也许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现在只说您这部《一个系统工程学家的遭遇》。
我没能及时读您的小说。我出差去了。平时在家里，晚上读书惯了，这次出差，到北京的第一天，就买了几本有关系统论、信息论的书。我是个对新事物反应迟缓的人，又是个极想获取各种自己能够接受得了的有趣的知识的人。动乱年代，我读天文学的书，试制天文望远镜，也读种花种草、养猪养牛的书。看最近半年的批评界动态，人们对方法论的谈论多起来了，有人已把系统论运用到文艺研究上，写了许多文章。它吸引了我对系统论的注意。于是，在外的二十天时间里，白天，我忙着开会，找人，上车下车，进门出门，晚上就在招待所读书。
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刚刚接触系统论的时候，您已经把一个系统工程学家做了小说的主人公，给予了生动的形象的描绘。一般说，搞批评的人，思想应该尽可能走在前边，这样他才可以有一个较高的立脚点和观察点，现在却是作家走在前边了。我不能不为您的敏锐而吃惊。我一半为着好奇，一半为着自己的迟钝而抱愧，一口气读完了您这部长达十几万字的中篇。我想，我至少可以从您的笔下进一步认识系统论这个东西。说到这里，人们可能会发笑，读文艺作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生，怎么会使我们去“进一步认识系统论这个东西”呢？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有趣的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许，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我不是一块搞批评的“料子”。
先说我读您的小说的感想吧。
读您过去的小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您总是以一个思想家的眼光，去审视那些站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政治家，对他们做评判，给他们指路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您和雪珂合写的《收发室里的笑声》就是个例外。这一回，您仍然写了一群政治家，有市委书记栗植藤，副书记郭之楷，还有市委秘书长，几个部长、局长，还有最后出场的您在《历史将证明》（也发表在《花城》这同一家大型丛刊上）中着重描写的省委书记方志远。所不同的是，您当作历史主角的，您当作这一伙政治家们所围绕着的同心圆的焦点的，不再是书记主任，这长那长，而是一个“小人物”顾堃。那的确是一个很小的小人物，小到在市科委的推广科里，“既无职称，也无职务”，只是一个“长期借调”人员，以致市委书记栗植藤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小人物”，这不是我的概括，而是您所使用的字眼。这样的“小人物”，过去在“俄国”小说中碰到过不少，但在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文学形象中，作者直接出面宣布为“小人物”的，我印象中您这还是第一次。然而就是这个“小人物”，忽然之间，登上了这个有三十万人口的汾城市的政治舞台，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活剧。在小说的最后，您借省委书记方志远之口这样说：“为什么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以高级领导、特别是以主要领导为主人公呢？为什么很少见像顾堃这样的‘小人物’为主角的呢？这也有片面性。生活不是这样的。在汾城将要展开的这场政治斗争，顾堃就是真正的主角嘛！我这省委书记都是配角。他的影响而且要超出一个市、一个省的范围。”应该说，让一个“小人物”站出来，代替那些有权有势的书记主任，这长那长，造成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是您这部小说的一个新的贡献，也是您对生活做了反复思考之后所选择的一个新的描写方向。
在您的笔下，顾堃是平常的，又是不平常的。说平常，指的是他的人性，他的生活，他的热心助人的精神。说不平常，指的是他像钟表一样的对于时间、对于效率的执着追求，是他对科学的信仰。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世俗的色彩，他是严格按照科学来工作和生活的。他的别名就叫作“科学”，他是科学的化身。他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掌握了科学，却想把这个科学用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在栗植藤根据多年来的“领导工作经验”治理下，这个城市的生活按照往日的节奏行进着。现代科学君临这个城市的上空，一些人兴奋，另一些人惊恐。在《历史将证明》里，您写了剧作家因写出一个剧本，在省城引起了惊恐和两种思想的大冲突，到这小说里，您把“震源”改成了科学。一个剧本对政治、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有限的，“科学”却不同。栗植藤引以为荣、引以为市委领导正确才取得成绩的那个4.01 % 的利润增长率，不就是科学所带来的吗？不就是系统工程学所结的果实吗？您在自己的一系列小说中，都给我们社会的指挥系统诊了病，开了处方。在《三千万》里，您撕破了关系网；在《耿耿难眠》里，您鞭打了厂长董乃鑫，刻画了杨林这又一个丁猛式的领导干部形象；在《新星》里，您让那个年仅三十二岁的“老三届”、县委书记李向南，向以顾荣为代表的社会惰性心理发出挑战。在这部小说里，您写了顾堃，同时也就是请出了科学。那是一颗原子弹，在市的神经中枢发生了爆炸。且不要急着统计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让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了。栗植藤一伙人会因此而失去他们的宝座，更多的人会惊醒起来。
我佩服您为这场戏所设计的序幕。序幕是什么？就是栗植藤在全市寻找“蒋筑英式的人物”。因为蒋筑英是患癌症而死的，要寻找“蒋筑英式的人物”，就要从全市的中年科学工作者中寻找癌症的潜伏患者，而顾堃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显然，没有这个聪明的设计，顾堃这么一个“小人物”是不会浮出水面的，也根本不会使市的司令部发生震动。说来可笑，栗植藤树“蒋筑英式的人物”，既有他那个职务在三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或者毋宁说“经历”更合适）中所形成的惰性心理在起作用，又掺杂着他的私心杂念，以为这么一来，他自己首先可以因立一功而得到上级的赏识，使官职升迁。但他没有想到，这个科学先生跟他自己的那种世俗观念毫无共同之处。科学先生既被请来了，那他就要发挥作用。结果，在他主持的大会上，科学先生毫不留情地向他，向以他为首领、为核心的整个体系开战了。多么的意想不到！对于栗植藤来说，真正用上了毛泽东曾经用过的一句俗语：“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为了自己树英雄，英雄还没有树起，科学之剑已经搁在他的脖子上。这不是他的愚蠢，这是历史的辩证法。要说栗植藤有点愚蠢，那是由于他对科学的力量没有认识，对科学出现的必然性没有准备。这正是他的可悲之处。像他这种人，像他这种只凭着“领导经验”甚至“领导经历”去领导别人的人，是只能如此可悲的。唯其可悲，他们才常常导演和演出滑稽戏。栗植藤在汾城市政治舞台上演出的，就是这样一出滑稽戏。
如果说这个序幕的设计，为主人公顾堃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契机，那么，您在人物关系上所做的巧妙处理，又使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突破了纯政治色彩（您以前的小说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的局限，而真正进入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我这里主要指您在李珊与栗植藤过去关系的设计上。从现在来说，栗植藤是市委书记，是主张树顾堃为蒋筑英式英雄的人，又是顾堃的科学理论所要打倒的人，李珊却是顾堃的妻子。他们的地位是很不相同、很不平等的。就过去说，他们二人是夫妻关系，更准确一点说，李珊是栗植藤与沈维离婚之后、复婚之前的一个过渡时期的妻子。这又使他们的地位有平等的一面，他们的关系有私的一面。从人物的结构关系上说，这可以叫作非政治性的横向交叉，它使矛盾变得复杂了。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就使栗植藤早先和现在的妻子沈维的妒性大发，从中进行破坏。顾堃的本来正确的“科学爆炸”被涂上了为私的色彩，栗植藤作为市委书记所做的重要公事（树蒋筑英式的英雄）也成了“别有用心”，而李珊，本来已经因为丈夫患癌症而在肩头压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现在更不得不像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为了防止陷害，只得“横站”。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因素，使这两个系列之间的人物，有了充分发挥各种感情作用的机会，喜、怒、哀、乐无所不有，同时也使沈维这个“书记夫人”成了您小说中一个独特的、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这可以说是您这样构思的“最佳效果”之一。您这样构思的另一个“最佳效果”，是使栗植藤具有了两面性，即一面是政治家，一面是普通人，或者用您的说法，一面是“成熟的政治家”，一面是“懦弱的丈夫”。作为政治家，他要时刻摆出“领导人”的架子，显出“权力中心”的威风和“风度”。这虽然是这类人的一个精神枷锁，但他又不能不把它扛起来，所以我们看到的他的这一面，都是做作出来的，不是他的本来面目，不是他的本色。正如小说里所写：“他的一切内心活动都被市委书记的标准形象遮掩起来。”在《新星》里，您写顾荣时，强调了那个人物作为一县之长在处人行事时所始终坚持的“适度的耐心，适度的果断，适度的和蔼，适度的严厉，适度的风趣，适度的幽默，适度的谦虚，适度的威严，适度的原则性，适度的灵活随和”。在这部《遭遇》里，您改变了说法，但实质是一样的。职务的“标准”，使他形同一个机器人，他的一言一行都符合“标准”。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跟各个人物之间多了一层关系，一种是“官方关系”，一种是“私人关系”。（作者按：这里原来有一个人物关系图，刊物发表时删去了，作者没有留下底稿，经过几十年，无法回忆。下边一句话，是对图表的总结）如前所述，它既使小说的矛盾变得复杂，又把那几个政治性的人物拉到了日常生活的圈子里。
现在继续说栗植藤这个人物。在谈您的《新星》的那篇文章里，我把顾荣作为观察点，发了一通议论；现在要谈读您这部小说的体会，我仍然不想在主人公顾堃身上多费笔墨。因为顾堃虽是同心圆的焦点，但他跟其他人物的关系比较单纯——对旧体制，他不留情面地反对，对其他人，他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栗植藤，几乎可以称作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且，您对整个现实生活的看法，也集中体现在这个人物身上。因此，还是着重说他吧。
您在这部小说里，用了不小的篇幅，多侧面、多角度地描写了栗植藤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唯其有这一面，他给予人们的印象比顾堃要深刻一些。我特别欣赏您对栗植藤和李珊恋爱过程的那一段回叙。看，“该回村去了。外面下起了大雨。”这是在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很大的人第一次见面之后。“他找了两把伞，一直送出县城八里路，送她过河。”李珊过河以后，回头劝他回去，他只“啊”了一声，点了点头，但没有动。“衣服已从下湿到齐胸，浑身湿淋淋地淌着水，他嘴唇发紫，牙齿冷得嘚嘚打战。”直到李珊又走了二里地，他还在“河岸伫立着”。这是真正的有情人，是他的真心。他们后来的离异，也不是因为他的品质不好。即使在他与他所“怕”的老婆沈维的关系上，他也没有什么可责怪之处。在这普通人的一面，用李珊的印象来说：“他心很好，不是个坏人。”
那作为政治家的一面，他是个坏人吗？是否如一些批评家所说，他“事事考虑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而党的正确的政策和口号，在他那里却变成了如何实现自己个人欲望的手段”呢？我看对栗植藤这样的认识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系统论不是很讲究对构成一个系统的元素的分析吗？且看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有哪些性格元素。第一，他对开会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总结工作很感兴趣，而不问其具体内容如何。第二，他工作上不讲主动性、创造性，而是非常注意风向，注意紧跟，上级有什么号召，闻风而动，上级有什么政策，立即贯彻。第三，渴望立功以显示自己能干，并从而达到进一步升迁的目的。第四，有很强烈的对自己职位的自我意识，竭力在公众场合保持他市委书记的风度。这就是政治家栗植藤的性格元素。由于有第一个性格元素，他在总结全市工作时，满足于4.01 % 的利润增长率，而不问这个4.01 % 是怎么来的，这使他在对顾堃这个“蒋筑英式的人物”上，实际上起到了忽视和压制的作用，所以后来顾堃把这作为向他进攻的第一枪。由于有第二个元素，在全国出了蒋筑英这个英雄以后，他能马上召开会议，提出在本市范围内发掘“蒋筑英式的英雄”的战略决策，从而使我前边所说您这部小说序幕设计的成功。由于有第三个元素，他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能够不辞劳苦，深入到普通“小人物”居住的低矮、狭小的屋子里，做“发现”和“关心”的工作。由于有第四个元素，他显得能够体恤下情，能够接受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批评意见，而又不失领导者的风度。他这些做法，固然含有利己的因素，但在中国社会，像这样的“第一把手”很难说是不好，不称职。他的一些错误，最大也只能戴一顶官僚主义的帽子。因此，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委书记形象，不是一个坏的市委书记的形象。职务和地位，要求他保持市委书记的尊严，生活却不断开他的玩笑。他就是在这种夹缝中过日子。您细致地刻画了他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他不得不随时变换的几副姿态。您笔下的这个人物真正立体化了，多维化了。我以为这是您所写领导干部形象中很有质感的一个。就这点说，这部小说在您的创作道路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由于篇幅关系，对人物的讨论就到这里，现在我们从高一级层次上，来看整部小说。
您这部小说比以前的几部小说，向读者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信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系统工程学家形象的出现，是他对丁猛、杨林、李向南等改革派人物的代替。在小说里，您对系统工程的威力做了特别的强调，预言那是改造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宝。对这一点，以我贫乏可怜的一点知识，我无法做出判断。但我可以肯定，“科学”（前边说了，它是顾堃的别名）终将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心骨”，人类必将在科学的天地里生活，政治家们的头脑也将科学化。
由此我想到了您的总体构思。在《从顾荣的形象塑造看〈新星〉的成就和不足》一文里，我说过这样的话：“柯云路创作这部小说，跟他写《历史将证明》等篇一样，是要回答中国是否有希望和以什么方式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读了您这部新作，我更确信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您是最善于从政治上切入生活的。我同意这一点。我还觉得，您对生活的思考，您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您对我们人民前途的思考，不仅是大胆的，也是有远见的。在《三千万》等作品里，您为纠正时弊开的处方是领导作风的改变。现在，您的思想似乎变了，也可说发展了。栗植藤跟张安邦、董乃鑫不同，他没有编织搞不正之风的关系网，没有走邪门歪道，没有纵子犯法，没有使用两面派手法，甚至没有像《新星》中的顾荣那样，反对改革，相反，他对顾堃的尊重、热诚几乎有点过分，尽管他在这样做时，也考虑到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到他的地位和升迁。正如前边所说，这是一个不能算坏的领导干部形象，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一般同类人物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即使这样，您仍然对他表示了不满，仍然借着顾堃之口，宣布了他必须退位。
在读到您小说中顾堃“最佳方案”中的那个概率时，我特别翻检了一下您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时间背景。小说开头，您在写到栗植藤召开市常委会讨论选拔“蒋筑英式的英雄”问题的时候，明确地说：“会议的内容要从历史眼光看很平常，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要从一九八三年中国来看，有那么一点时代特征。它反映出一些人在中国舞台上的比重在提高。”您这样描写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社会，是正确的，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地位确实在提高，各级党的组织也确实在关怀着像蒋筑英那样的中年知识分子。但是在一九八三年的中国，宣布栗植藤那样的干部很快将由系统工程学家所取代，是否为时过早？您对栗植藤那样的人是否少了一点宽容？要知道，像您在《新星》中所描写的那种社会惰性心理太顽固了，太强大了，科学还远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更不要说至高无上的地位了。科学仍然是小媳妇，或者是刚刚下轿的新媳妇，她的头上还蒙着面纱。再说，人类社会这架机器，跟本来意义上的那种机器是不同的。即使是非常复杂的机床，只要安上一架电脑，它可以灵活运动，大大提高效率。要给汾城市安一架电脑，远不会这么容易。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人不一定指挥得了一群没有科学头脑的人。不能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高。顾堃的那一套系统工程学要想实现，得有群众基础，得有物质的和意识的种种准备。而这一切在您的小说里是看不到的。
这样看来，我成了栗植藤的辩护士。但同时我得赶紧声明，顾堃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理想人物。文学应该有一点预言的色彩，理想主义永远是人们的兴奋剂。我们读小说不能太拘泥于时间背景，更不能把只有普遍存在的才是典型的这样一个逻辑推论奉为圭臬。读您这部小说，也当作如是观。前边说过，您是用思想家的眼光，去审视生活中的政治家的。思想家要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发现了问题，及时提出“最佳方案”，正是思想家的特色。也许您这部小说用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五年的中国不太合适，但是，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用于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六年以后的中国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应当是什么样子，思想家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思考，而具有思想家特色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去描写呢？您用自己的形象告诉了人们一个真理：粟植藤的悲剧，不在于他本身的道德、品质等等妨害了他，而是时代的发展使他无法适应。他是靠“领导工作经验”或“经历”维持自己的宝座的，而这，在进入科学化的时代，必将遇到强有力的挑战。——这是历史规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我以为，向人们传达出这么一个信息，是您这部小说思想上最大的成就。
现在站到您整个创作的这个更高一级层次上来看，我以为，您的思想已经从《三千万》《历史将证明》《耿耿难眠》乃至《新星》的面对现实，而更多地转为面向未来了，您是在为未来而思考。
这就使您的整个创作呈现一种开放的滚滚向前流动的态势。您不满足于在“关系网”中找出路，不满足于纠正不正之风，不满足于克服社会惰性心理。您为我们社会设计的道路，是用科学改造一切，一切都用科学做指导。您对顾堃形象的描绘，就是对于科学的礼赞。如果顾堃的那一套想法实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生活节奏，人们的工作效率，都将有一个根本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一天终将到来。而这，显然是更具有根本意义的一个战略构想。
以上所谈，只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也许不对，写出来，请您指正。
1985年4月14日
（原载《花城》198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