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墙》，中篇小说，李锐作，发表在《当代》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上。在《当代》同年第二期上，李锐还发表了中篇小说《红房子》。另外，《山西文学》发表了《晨雾》。这几篇小说，把李锐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这几篇小说之中，《古墙》无疑是高峰。这篇小说有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特点，它既使传统的小说观念失去光彩，又使小说本身具有深广的内容和丰富的意蕴，以致我在第一次读了小说之后，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认识了它，因此，这里所谈，只不过是在读小说过程中我的一些感想。
一
“历史感”，这是时下很流行的一个字眼，也是许多作家极力追求的。李锐的这篇小说，恐怕是最富有历史感的了。作者在讲他的故事之前，先写了一段《引言》，从地球形成的四十五亿年前写起。然后他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形成了一块很大的煤田的”“地球上的一隅”。“这一隅”，经过二百万年的“黄土掩盖”，一直到二万八千年前才有人类活动。接着，作者引用史书上的记载，说明在“人类活动”的后期，曾经有多少著名人物“在这块土地上征战”。与这个《引言》形成对照，小说的最后是《想象的结局》。它把人们带到“两千万年后的某一天”，把“想象”中的“这块土地”在两千万年后的面貌做了描绘。可以说，小说的时间跨度不是“上下几千年”，而是亿万年。
除了《引言》和《想象的结局》以外，小说的“本事”部分，也有强烈的历史感。在第一节，作者写了河口堡这个“在塞外荒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写了这个村子几十眼“人类在穴居时代”就学会居住的“黑洞洞的土窑”，写了五百年前河口堡“一个朝廷下命令表扬的女人”的事迹，写了郭家老坟上的一座石碑。在第二节里，作者写了一个考古学家的生活，正是那个考古学家的辛勤的劳动，使我们看到了两千二百年前这块土地上人们生活情形的一鳞一爪。在以后的描写中，作者还通过回忆，展现了解放前人们的苦难与兴奋。作者巧妙地把几千几万年的历史浓缩在尺幅之中。
与“历史感”相对应的一个词，是“现实感”。这篇小说又是最富于现实感的。现实是什么？是在一九八四年，这块土地被命名为“普宁煤田”，“这煤田引来了A国肯特公司，引来了数万名建设者。他们将共同投入五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他们要建成一座年产一千六百万吨优质动力煤的世界最大露天矿，要在这片古老的塞外荒原上建起一座新兴的煤炭城市”。这样的现实自然使古老土地上的人们受到震动，老年人忧愁，中年人徘徊，青年人高兴。历史在一瞬间摇落了树上的残果，萌生了一片新芽。这就是今日的河口堡。这里没有“断裂带”，这里只有飞跃。是的，历史在飞跃。飞跃——我们时代的特点。
以无限广大的时间和空间（主要是时间）为背景，写出历史飞跃期人们的兴奋与烦恼，写出人们的生死婚嫁，悲欢离合，这是我们从小说中所接受的最初的表层的印象。
二
但这篇小说却不以写出深沉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为其追求的目标，作者似乎在思考着、描绘着一个更富有深意的哲学命题。
读了这篇小说，我想起了路遥的《人生》以及《老井》，想起了与此类似的一些小说。李锐似乎已经有意识地参加到“人生派”的大合唱之中去了。他所关注的，是人生，是浸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耕文化，是这种文化所熏陶着的人们，所培育着的他们的理想、信念和情操。他把长得不能再长的历史作为背景，乃是要探求浸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耕文化扎根在多么深厚的土壤上，有着怎样强大的亲和力与溶解力。这块土地就在长城脚下，人们随时可以看到长城，人们居住的房屋是用长城上的砖盖起来的。长城的古老，长城的雄伟，长城在争城夺地中的作用，在“这块土地上”都集中地表现出来了。小说以“古墙”做标题，“古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象征，它把古老的人生观念，像丰碑一样，刻在人们的心上。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封闭型社会结构。它始于周秦之际，M189的主人就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没有大的改变。七十多岁的郭福山，刚刚有了承包地，就要做“地界”，妄想把它据为私有。他要下种了，让儿子赶着老牛在前边开沟，他跟着撒籽，雇来的二海撒粪，三人一条线。这种几千年沿袭不废的农耕生产方式，自然会孕育出一种落后的、愚昧可笑的农耕文化来。郭家两兄弟就是那种农耕文化的化身。老福海以把自己安葬到祖坟为乐，岂不知祖坟所在的那块土地是要被露天煤矿揭起的土层埋掉的，后人要来祭奠，也根本无法找到。郭福山日夜想的，是盖一座独门独院，像旧日的地主一样，自己摇扇子，农活雇人做。下种回来，牛都要歇晌，他却硬要让雇来的二海去拉砖。中国的老一代农民，既有一种随时升到地主去的梦想，又有一种可怕的报复心理：我年轻时到你口外去卖劳力，现在，你口外的青年人把劳力出卖给我，就得听我使唤，就得像我当年一样死受。
人生在走着一个怪圈。地主已经推翻好多年了，三十多年前的郭福山也许曾是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但他现在要学地主的样，梦想成为地主。可以预料，一旦郭福山变成地主，一定会比往日的地主更加残酷地剥削自己先前的农民兄弟。历史就是这样循环的，郭福山成了这种历史循环的最后一个载体。可悲的是，村子旁边轰隆隆的机器声响，那要把自己所立足的“这块土地”彻底埋掉的严重威胁，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
这是一个文化断层。在这个文化断层之上，还将叠压上另一个文化断层。正在这块土地上兴建的世界最大露天矿，使用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它跟三人一条线的农耕方式截然不同；建在露天煤矿旁边的生活区，有最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它跟人类从穴居时代就学会居住的窑洞，跟用长城上的砖建筑起来的独门独院，形成对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有马长江和方鸿儒的设计思想之争，还可以有别的争论，但他们会毫无例外地呼吸到一种新的健全的文化空气，这又跟郭家兄弟在祖坟徘徊、叹气不可同日而语。小说最后一节写《想象的结局》，说两千万年以后的人们，很可能像现在一样，“为了寻找自己的根，他们还是要追寻祖先的文化。当他们的考古队来到我们所描述过的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就会在这一带古老的土层下面，发现一个奇异的文化遗址——在一座农耕的自然村落遗迹的上边，叠压着一个文明跨度很大的矿山开采遗迹。”作者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落差”。由落后的农耕文化跃升到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构成了“这块土地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作者在广阔的背景上，用对比鲜明的手法，写出“巨大的历史落差”，是这篇小说的重要成就。
三
前边说过，作者写这篇小说，关注的是人们如何生活。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作者笔下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们曾经强调过人的作用，称人是历史的主人翁，这是对的。但如果把人放到更大的背景上，放到宇宙形成、物质进化的背景上，人就显得渺小了。这篇小说中的人，正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上。显然，这是由作者视角的不同决定的。这篇小说的作者站在物质层次上来看待人生，因此他更多地看到了生的迅忽，看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特别是对河口堡的村民来说，尤其是这样。他们像一只只没有舵的船，只能顺水漂流，顺应环境，而很难做到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少年时代的郭福山，由兄长领到口外谋生。这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多少年以来习惯性地走着的一条路。返回的途中，他意外地拣到了一个廉价的女人，生了孩子成了家，从此过上跟兄长很不相同的生活。到老年，党实行新的农村政策，使他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经管的土地。他正要重温埋藏在心中几十年的做一个地主的梦，大批工人开来了，外国人开来了，打破了宁静的气氛，而且要把他生息了几十代、几百代祖先的“这块土地”埋掉。于是，他在那个严肃的甚至可说是有点神圣的祭祖活动中，居然发出了“洋人疯！一村子洋人疯！”的詈骂声。
当然，人生并不都是像郭福山等人那样浑浑噩噩的，另外有一些人，是努力支配自己，去进行创造。马长江、方鸿儒就都在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未来的生活区。黑子也是一个创造者。在清明节祭祀祖宗的日子里，他开着一辆拖拉机来到祖坟，他所摆出的供品，也不再是传统的蒸馍，而是“叮当作响”的罐头和他当作“外国人喝的酒”的“风行全世界的可口可乐”。这近似恶作剧的祭祖活动，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日趋没落。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这些创造者的愿望也总是要变成泡影。对马长江和方鸿儒的方案之争，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用谁胜谁负的方式解决，而是说，由于国际上原油价格的不稳，影响到普宁露天煤矿建设计划的完成。
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人是生活在环境之中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着环境的制约。从郭福山的人生道路，到马长江、冯尊岱等人的事业，莫不如此。人与环境，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命题，但它又有多少文章可做。作者把人生作为他思考的题目，又取了那样一个广大无边的视角，必然使小说里的人生显得残缺不全，同时，读过小说之后，我们还隐约感到了一种人生如梦的低沉情绪。小说开头写冯尊岱和他的考古队挖掘古墓，最后写老福海寿终正寝，入土安葬，堆起了一座新的坟墓，这还不是又一个人生怪圈么？看，子孙繁衍，生生不息，走在前边的成为后来者的研究资料，后来者重复先行者的足迹，以单个的人来说，他就像是历史上的过客，来去匆匆……
话说回来。我们固然可以为小说中缺少一种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感到不够满足，但作为一种美学理想，作为一种对现实主义的要求，我们又不能不赞赏作者的努力。因为人生本来是要进行不断的拼搏才能前进的，不可能“万事如意”。人生短暂，那是不可违拗的客观法则，问题在于，人如何利用那短暂的时间，使他的生命更有意义。作者几次写到了“永恒”，并且把死跟“永恒”联系在一起。不错，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人却是永恒的；人的肉体是短暂的，而他的业绩是永恒的。“这块土地上”无数风流人物都死了，但“生”却存在着，唯其有“生”，我们才知道这里有过“死”。即使郭福山这样一个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变成“地下文物”，也比老福海有意义，因为它可以说明他曾经培育过、负载过那压在低层的落后的“农耕文化”，让后人知道“这块土地”的历史有多悠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即使渺小如一粒沙子，只要你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链条上出过力，就算没有白活。
四
读这篇小说，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它的美的力量。它不是那种读过一遍就想放开的小说。它紧紧地抓攫着你。
小说的美感，不是来自人生的残缺不全，而是来自人物心灵的美好和感情的真挚。郭家两兄弟在口外买女人一节，读来感人至深。兄长郭福海让弟弟买下，既是成全弟弟，也是救那女人，一片好心。郭福山本来可以像哥哥那样，前半辈子过光棍生活，后半辈子鳏寡一人，但他还是“要”下了那个大肚子女人。对人的怜悯和爱惜超过了对未来生活重担的担忧。从女人方面说，我们不能责怪她甘心把自己作为廉价商品出卖，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她对郭家兄弟的真诚的一心一意的顺从。当把孩子生到野外而不是原先商定的生到家里时，她问对方：“你还要我吗？”尊重他人，不迁就，不耍赖。这是真心，也是真爱。
考古队的几个人，也都生活在一片真诚的空气中。丑牛子是作者当作一个奴性人物来写的，但他的乐于为他人做事，仍不失为一种美德。那一对青年知识分子，同样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情操。雯佩不接受陈冬的爱情，是她不想给自己喜爱的人添麻烦，宁可永远孤独下去。陈冬矢志不移，不是出于对那个残废女人的可怜，而是忠于共同的志趣和深入的了解所培养起来的感情；他跟世间那些喜新厌旧、朝三暮四者大相径庭。
小说应以情动人。这篇小说里的情，是饱满的，真挚的，深沉的。像冯尊岱，一个年过花甲的考古学家，把整个身心投注到自己的事业上，这情是多么深！小说写出了他对挖掘出有价值文物的希冀之情，可能挖不到时的失望之情和在挖到一件虽不理想却自有其重要性的文物时又喜又悲的复杂之情，曲折、细腻，富有层次。如果说冯尊岱的这种情，是一种对未来（发掘结果）捉摸不定的虚幻之情，那么，郭福山所流露出来的就是由对过去的农耕生活的留恋而凝成的孤僻、冷漠之情，孙贵兰所流露出来的则是由对现实的冷静思考而生出的痛苦之情了。甚至连负责普宁露天煤矿基建工作的马长江，也有一种由对自身责任感和威望的明确意识而生出的孤傲自负之情。作者是很善于描写人物感情的，他所选取的生活镜头，又都充满了感情。这些情无不切合人物性格和当时环境氛围，因而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逻辑力量。
五
最后，我们回到作品的表层，看一下它的结构模式。
这篇小说除《引言》和《想象的结局》以外，共有十二节。小说采取“散点透视”，一节写一个生活场景，只有第二节和第十一节集中在一个场景上。其中有些人物是重复出现的。而所有的人物，并不是结合在同一个生活圈子里，而是分别组成三个不同的生活圈子，即河口堡的村民们、考古队和矿区建设者。现在我们用ABC分别代表他们三家，则得如下阵式：
节次：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描写重点：A B C A B C A B C A B C
三个生活圈子也就是三条线，它们各据一方，平行发展，互不联系。如果我们把整篇小说打烂，让它们重新组合，AB两条线完全可以成为两个独立的短篇。以A线来说，前后四节，也就是情节发展的四个段落。第一节写露天煤矿建设工程对河口堡村民们的震动，重点是对搬迁村庄的不同反应。作者在做了概括说明之后，立即把笔触集中到郭家兄弟身上，同时拉出黑子和孙贵兰二人。于是在描写这个系列的下一节里（第四节），便是黑子与孙贵兰的幽会情景，到这个系列的再一节里，作者又着重写郭福山。在第十节，老福海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实现了他的最崇高的愿望：被热热闹闹地安葬到祖坟里。这条线所写，虽都是一些生活片断，但由于人物集中，又大体以时间先后为序，所以具有了相对的完整性。B线则更像是一个故事了。整个这个系列，以冯尊岱挖掘古墓、寻找有价值的文物遗存为经，有机地织进了雯佩修复古物的情景、丑牛子对使用“奴才”（力气）的议论、陈冬的求爱信以及陈冬雯佩关系的回顾。但作者并没有让它们独立成篇，而是把它们捏合起来，又予以分割，然后交叉在一起，成了浑然的一篇。
这种结构模式是比较独特的。作者采取这种结构模式，显然与他的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艺术构思相一致。要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就不仅要写出世界最大露天煤矿的建设情景和它对古老的农耕文化的冲击这横的两极，而且要从纵的方面表现出“整块土地”的史的变迁，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考古队和它的影子，两千万年后可能会有的考古队这第三极。这三极也就是三维。作者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三维的，立体的。也正因为是三维，要用一个完整的故事说起来，十分不易。事实上，作者曾经想用一个故事笼盖所有的人物，后来他放弃了那个设想，而创造了这个独特的结构模式。结构的最高境界，是与它所表现的生活、感情、心理流程相和谐，这正是本篇的特点。小说的三条线，以ABC的次序，四次有规则地出现，但每一节的长短、详略，不完全相同。这是规则中的不规则。正由于三条线有机地、规则地交叉在一起，那三条线便取得了一种合力。又由于每一条线分割成四个段落，中间插进别的生活场景，又无形中使每一条线都有了张力。这样，小说美感的静态构成与小说结构的动态布局，完美地和谐地结合起来了，使它的有限容量含无限意蕴。小说的境界之广，含义之深，都产生在它的独特的结构之中。
小说也有不足。它的不足是在C线上。可能由于作者对世界最大露天煤矿建设者缺乏深切的了解，C线基本上是文献的摘录，而未做生动的描绘。这就使三条线不够协调。幸亏小说的结构方法把C线显得单调的叙述分散到不同场合去了，使它成了一组节奏符号。这条线如能增加一点形象的描绘就好了。我佩服作者笔下的那些外交式的语言，并且隐约看到了说着那些外交式语言的人，只是想看得更清晰，更有质感。
1986年春
（原载《小说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