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桥基》(载《黄河》1985年第4期),是李克仁的新作,比起他的另一个中篇《柿叶红于二月花》,我以为在选材角度和立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柿叶红于二月花》以写农村改革为主,在一个三角恋爱的大框架中,两个姑娘各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出发,对专业户吉艮的人生道路做出评判。这样的构思并不新鲜,作者的笔也多在一些表层生活现象上兜圈子。《桥基》里虽然也有吉艮式的三角形的投影,但它的总体构思不同了,作者没有局限在表层生活现象上,而是把笔深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里,对新、老两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积淀进行剖析。读《桥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们如何生活,如何痛苦、烦恼或欢乐,还看到了在滚滚向前的生活洪流面前,两种不同文化的巨大差距。一种是现代文明,它要在黄河上环境最恶劣的葫芦口修桥;一种是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们的愚昧,它不是把修桥当作一件好事,而是当作招祸之源。两种文化、两种处世哲学发生了碰撞,老一辈人的喜怒哀乐,年轻人的婚姻、爱情,都跟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小说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生动地展现了两种文化的碰撞过程和文明必将战胜愚昧的客观规律。
作者所着力刻画的石留根,是人类愚昧的象征。他顽固地相信“天意”的存在,他愚蠢地把自己的生命、把整个家庭交给“天意”去主宰,他极力反对在这一带修新桥。然而,他又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守在铁索桥头,等着背人过桥,是为了人们的安全。他不让儿子、女儿参加修桥,是怕受到报应。一颗好心和那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形成了反差,越是好心地介入他人生活,越显出他的可笑来。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人类愚昧的象征,曾经是文明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小说写了两次修桥过程。第一次,是阎锡山派来桥工队修软桥(铁素桥)。那时,村上人们怕遭报应,概不参加,只有他一个人参加。在修桥过程中碰到蛇群,又是他勇敢地把那一条条蛇“挑入黄河里”。为什么在人类向文明的挺进中,那个原来文明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到八十年代却一下子站到了反面呢?这正是作者所要回答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自然之力所造成的偶然事件。在人类的蒙昧时代,人们对自然之力无法理解,常常归诸“天意”,归诸“神力”。正是在那个时代,神话产生了,迷信也产生了。这几千几万年的历史,现在凝聚在石留根身上。一两次的偶然事件,把他原来的世界观彻底轰毁,而真诚地皈依了“天意”。可见,环境的闭塞,科学知识的贫乏,是造成人类愚昧的肥沃土壤。作者笔下的这个人物,有巨大的历史真实性。
就石留根这个形象来说,作者写了他性格上由外到里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修桥与“干背人过桥的买卖”的矛盾。“干背人过桥的买卖”他已做了许多年,那里有他的辛骏,也是他唯一的挣钱之道。现在要修硬桥了,对他自然是个冲击,他情绪上接受不了。这个矛盾,就他性格而言,也仅仅引起情绪上的不快。由于写到“背人过桥”,则有便于作者对往事的回叙。接着,在对儿子石桥的婚事上发生了冲突。按他的意见,是和义女春草成亲,儿子却选择了红杏。他之所以坚持跟春草成亲,是他觉得“顺乎天意”。这就进入到心理上的层次,并为展开修桥与“天意”的矛盾做了引线。修桥与“天意”的矛盾,是这个人物性格的第三个层次,即哲理上的层次。这个层次,如前所述,有个由不相信到相信,再到坚信的曲折过程,它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哲理,指导着人生,深入到哲理的层次,便写出了人物性格的最高境界,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这里。
所以,这篇小说是写文明和愚昧的冲突的,它的结果,当然是文明战胜愚昧。对这个结果,作者主要写了春草、红杏两人被黄河冲走,又意外活着回来的情节,以此说明“天意”之不可相信。春草和红杏被冲走后,石留根感到“伤心”,又以为“葫芦口修桥,惹下天老爷,该死不得活”。偏偏两个姑娘活着回来了,他先是一惊,“呜呜地哭”,听了春草的叙述后,终于对“天意”发生了怀疑,觉得“有些老话,不一定就说得全在理”。
从创作思想上说,作者似乎想着重写好石留根这个典型。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石留根的形象基本上可以站得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几个青年人的形象却显得单薄,与之不大相称。另外,作者似乎在有意淡化对修桥工程的场面描绘,这样,就既不能很好地衬托几个青年人的活动,又不便于展示修桥工程在石留根心灵上引起的冲击波,更重要的是,使小说最后一个情节——即石桥被灌注进桥基之中的情节——与整个情节缺少紧密的联系。从小说开头的作者题词来看,这个情节是他写这篇小说的原动力,又是小说描写的重点,由于大部分篇幅用于描写石留根,就使这个情节成了游离成分。
1985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