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老诗人冈夫的长篇小说《草岚风雨》出版了。它以抗战前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为背景，描写了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种种斗争，讴歌了他们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献身人民的崇高品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抛出所谓“六十一人案”，诬陷一大批老一辈革命者。这部小说以真实可信的画面和强有力的生活逻辑，驳倒了“四人帮”的胡说，维护了历史的尊严。在当前众多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不多，写“反省院”里斗争的更没有，仅这一点，这部小说就很值得注意了。
我们曾经看到过上饶集中营和小说《红岩》所写“白公馆”“渣滓洞”的恐怖情景，《草岚风雨》所写敌人的残暴和阴险，跟那些地方并无二致，但“反省院”却是要用物质的力量，摧垮革命者的精神世界，使你改变信仰，做反动派脚下驯顺的奴仆。在作者笔下，以尹坚、詹英为代表的革命者先后进行了四个回合的斗争。在军法处审讯时，詹英第一个受审。他摸清了那些法官的特点，为大家确定了对策。以后，针对“反省院”生活条件恶劣的现状，他们及时提出改善伙食等项要求，既向敌人显示了力量，又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加强了团结。“一二八”以后他们要求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参加抗日，这已是政治上的进攻战了。这场斗争发展到集体绝食，形成高潮。最后是抵制“反省”，粉碎敌人要他们登“反共启事”的阴谋。这几场斗争，一次比一次深入，从表现人物说，一次比一次更深地揭示了他们美好的精神世界。
詹英是作者描写的重点。他是一位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敌人面前，他像泰山一样崇高，像磐石一样坚定。对同志、朋友，他又是那样热情诚恳。他是一团火，给人温暖和光明。作者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了这个人物的美好心灵和宽广胸怀。尹坚是又一个革命者的典型形象。他是知识型的革命家。他既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又抛弃了教条主义习气。他为了捍卫真理，不惜牺牲了自己。林陶、齐远山、颜季仁、徐彦、左易达、邓天池等人，也都是作者所着意刻画的，他们或热情或沉稳，或心直口快，或天真活泼，各有特色。邓天池是在经过一段思想上的消沉之后，虚心接受党的教导，在狱中入党的。他后期的表现，说明党依然是青年人心中的太阳。齐远山对党忠诚，对同志赤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敢于提出个人看法，又勇于服从真理。这使这个形象具有一定的立体感和厚度。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写了另外一种“难友”，那就是软骨头赵琪。既然“在这里吃官司的人，都是因了叛徒的告密而被捕和拘押起来的”，那么“吃官司的人”里出现软骨头赵琪，也就毫不奇怪。作者花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很少，但相当生动。他胆子小，信奉活命哲学，詹英做了许多工作，他仍未振作起来。思想动摇是走向叛变的第一步，而两步之间的距离是极短的。这个形象是对黎化冰形象的很好补充，他的出现反衬了真正共产党人精神的可贵。
住敌人的“反省院”，是对每一个人灵魂的考验，一些人在敌人的屠刀威胁和利诱下叛变了，而广大共产主义战士，却只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正气歌》中的句子，也是对詹英、尹坚、徐彦、林陶等人的赞颂，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就是一座座纪念碑，光照日月。他们在狱中的表现说明，他们是党的好儿女，他们是洁白无瑕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这部小说是以历史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又进行了必要的艺术概括而写出的。作者冈夫是所谓“六十一人案”的当事人之一。早在狱中的时候，冈夫就曾想过：“假如能活着出去的话，我定要把这所见所闻亲历的血淋淋的事实写出来，向社会作一番控诉。”他的宏愿终于在他年近八十岁时实现了。
（原载1986年2月6日《山西日报》）
对灵魂的考验
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曾有一个“六十一人案”震惊全国。事实究竟如何？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草岚风雨》，以其真实可信的历史画面和强有力的生活逻辑做了回答。
小说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阴暗龌龊、最能折磨人和摧残人性的地方——国民党的“反省院”。国民党的“反省院”（有的叫“自新院”），是专为对付共产党人和“嫌疑”分子而设立的，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迫使革命者改变信仰，变成他们驯顺的奴才。这就决定了统治者除了残酷毒打等等“硬”的一手外，有时还不得不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显出一点“人性”进行所谓的“感化”。因此，小说不仅写了敌人的狰狞面目，而且写了革命者是怎样抓住一切有利条件，揭穿敌人，捍卫自己的强者形象。面目狰狞的敌人可以反衬革命者的勇毅，而表面“软弱”的敌人常常掩盖着阴险和狡诈，且又反射出革命者的机智。“反省院”里革命者斗争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小说的主人公叫詹英。他被任命为中共顺直省委的军委委员，前来上任。在接头的时候，他被捕了。同时还有许多人被捕，用小说中人物的话说，顺直党组织被“一锅端”走，形势十分严酷。这时詹英想的却是“必须打破这种沉闷，遏止这股逆流，坚定人们的信念，鼓舞人们的斗志！”为了安定人心，他和古易达商量，制定了“约法三章”；为了保护同志，他自己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狱中斗争，他和尹坚等人组成了地下党支部。狱中斗争，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詹英既有坚定的党性，又有崇高的人性。他对形势的分析，他对斗争策略的掌握，都说明他是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者。特别是在最后，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坚持了革命的气节，拒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詹英的形象是令人难忘的。
小说中写到的尹坚、顾亦雄，林陶等人，也都闪烁着革命者的性格光辉。尹坚是知识型党员，论职务，他比詹英高，但在成立狱中党支部时，他提出詹英情况比他熟，担任支书比较合适，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种。在被抓到东北军军法处以后，面对敌人，他无所畏惧，慷慨陈词，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多侧面的性格刻画，使人们看到了他的美好心灵。顾亦雄在小说中出场不多，他给人留下了临危不惧、英勇就义的闪光镜头。作者笔下的小通讯员尤其可爱，他是对顾亦雄形象的极好村托。林陶则更多地表现了普通共产党员的那种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概。另如颜季仁、邓天池、徐彦、古易达、齐远山、戚焕仙（女）等，都是一些各具特色的革命者形象。这些人汇在一起，成了一座青铜浮雕。他们都有一颗美好的心灵，都是一些为了广大人民而勇于牺牲的人。
小说中写了另一种人。顺直省委能够被敌人“一锅端”，那么多共产党人被关进敌人的监狱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内出现了叛徒。作者反复描写的黎化冰，就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作者写叛徒对革命事业的危害，采取了点与面相结合的办法，对黎化冰写得比较细，对其他的叛徒就只有粗略交代了。作者在描写黎化冰这个叛徒形象时，突出了他心灵的丑恶——想到国民党那里去当大官，却反被统治者所蔑视，从而有力地显出了他灵魂的卑微。
跟黎化冰相近的另一个形象，是赵琪。他出现在小说的最后。如果说黎化冰曾经有过一点“左”，是一个“形左实右”的典型，那么赵琪就一直是个软骨头了。他刚到监狱，就写文章表示愿意“重新做人”。虽然詹英等人对他做了许多工作，他最后还是自首了。小说生动地描写了他在敌人的淫威面前是怎样一层层撤下自己心灵上的防线的。他本来没有答应在措辞最轻的那份《启事》上签名，只是由于思想上的动摇，最后不得不在措辞最恶毒的第三份《启事》上签名。赵琪自首投敌的过程，一方面说明革命的不坚定性导致投敌叛变，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到，敌人为了逼使革命者叛变革命采取的手法多么卑鄙！
这部小说，除了表现革命者与敌人，共产主义战士与叛徒的斗争以外，还写了革命者内部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冲突以及由于误解等等造成的一时的隔阂。如女青年戚焕仙，就曾经被误认为叛徒，使她蒙受了一段时间的不白之冤。但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心怀二志。当然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后，革命者之间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革命队伍内部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在斗争策略上出现分歧，也是正常现象，通过辩论，必将在更高的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十二章所写詹英和齐远山在对十九路军奋起战斗的意义上所做的不同估价，就是如此。小说所写这第三条线上的斗争，丰富了那一小块天地里不自由的革命者的生活，把他们跟那块小天地之外的广大世界联系了起来，使他们的思想显得更深更广。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在题材表现、人物描写等方面有多少“开拓”“突破”，我们最主要的考虑是看他在自己所限定的领域里对历史忠实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在这方面作者达到了他的目的。这部小说所写的是发生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和一个特定地方的故事。作者紧紧捕捉着那个历史环境，实事求是地做了真实的描绘。从而使我们看到，在那一伙多少讲一点“法理”的东北军军法处法官们面前，在那个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社会心理氛围中，革命者用坚决的斗争抵制自首出狱，是必然的，符合生活逻辑的。“四人帮”制造“六十一人案”，把一批老革命家诬蔑为“叛徒”，只能是他们的痴心妄想。而这本书，唯其写出了历史的真实，才是对“四人帮”诬蔑的有力驳斥。
（原载《文化宫》198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