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难道不能避免吗？
——读崔巍的《女人》
这个题目，很容易使人想到人的命运。这篇小说，正是写女人的命运的。女人的命运通常掌握在三种势力手中，一是自己，二是丈夫，三是环境。这其中，丈夫往往在很长的时间里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压倒丈夫的力量的时候。崔巍笔下的主人公恰恰就是这样。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女人，又是一个能够跟上时代、具有“现代意识”的女人。然而，结果，她还是服了安眠药，毁灭了自己的生命。这女人的命运属于否定型。作者讲给我们的，是一个悲剧故事，整个小说的调子也是凄凉的，尽管作者想用一些轻松的语句调节读者的审美感觉，仍旧无法使人不觉得辛酸。读完小说，人们不由会发出“五四”以来不断听到的“女人，女人”的慨叹。
那么，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
既然丈夫是决定女人命运的一种重要势力，我们就得看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小说主人公嫁了一个有点神经质的男人，读这篇小说，你会觉得他的心理早已变形。他娶下了老婆，却不让她跟别人接触。跟别的男人接触，他以为会发生男女苟且之事；跟别的女人接触，他又以为可能会被勾引坏。在他的眼里，世人都是发情的狗，个个失了理智。而为了防止那种可怕事情的发生，他认为只有把老婆和整个世界隔离开来，社会不允许这样，他就改而采取别的办法。老婆在一个有十几个男人的小单位工作，他就对那些男人都做了调查，谁离过婚，谁“不干不净”。事实上，连一个看门房老头他也无缘无故地怀疑，可见他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淫棍。女人们同样在他的怀疑之中。而且他还创立了“朱墨”之说。他是一个十足的神经病患者。他对人类的性的恐惧，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嫁给这样的男人活该倒霉。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古伊奥尼亚人中间，妇女是最不幸的，平时过着像囚居一样的生活，只能同别的妇女交往。我们的主人公却连这也不如，仅仅因为跟一位女友上了一趟街，又接受了看门房老头的两件孩子生日礼物，就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造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以前，她被监护着，却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关系；那以后，他们夫妻间的关系愈来愈坏，终至使她走上自杀的道路。
仔细推究起来，根子是在那男人的观念上。他并不是反对一切性行为，一切性诱惑，他严防老婆跟别人接触，恰恰是为了自己占有，为了满足自己一人的性要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爱情”两个字是根本不适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用“性欲”来指称他们的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论述了“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的根本区别，那男人所追求的正是“单纯的性欲”。看吧，他才是一个淫棍。第一、第二个老婆离了婚，他娶来了这第三个，第三个还没有离去，他已在考虑万一失去后第四个会如何，会不会再“蹈覆辙”。他一心想着占有女人。在他看来，老婆不过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只具有专供自己使用的价值。这是自家庭形成以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最落后、最不人道的婚姻观，是古老文化的“黑色肉瘤”。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具有正常的、进步的人性。她不仅处在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中，而且懂得什么叫爱情。这是另外一种观念，另外一种文化。问题就在这儿。女人和谐地生活在周围的男女之中，她的占有者却要破坏这和谐，而为了破坏这和谐，他造出种种不和谐。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人性发生碰撞，正确的一方又采取了错误的“反抗”方式，于是发生了悲剧。
小说告诉我们，在女人的生活道路上依然有陷坑，要彻底除掉“女人女人”的慨叹，从男人们的头脑中清除“占有欲”，而提倡“现代的性爱”，使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仍然具有极其迫切的意义。
主题不能算很新。作家在描写过程中，急于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评价直露地告诉读者，更使小说缺少玩味的力量。我所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语言的清丽和略带幽默的味儿。在人物描写上特别是心理刻画上，作家似乎因讲故事而少用笔墨。不过，那个男子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也许有人会说他的做法有点过分，我不这样看。我以为，写出这个人物对自己老婆可能与人通奸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来，反倒使他的形象更加鲜明和强烈。
自立、自强——一种崇高的品格
——读田澍中的《女人》
都是写《女人》，着眼点可以完全不同。崔巍写《女人》，带着一种伦理学家的眼光和一颗佛教徒的心灵，偏于对人物做道德的评判，田澍中写《女人》，换了一个角度，他把社会学家的题目，拿来作为自己思考的中心。他笔下的黄霞，跟崔巍的女主人是同时代人，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似乎可以把黄霞看作“事业型”的妇女，而后者只能算是一个胸无大志、浑浑噩噩、随潮流而行的普通女性。两人的素质不同，摆在她们面前的生活道路自然会出现悬殊，结局也大相径庭。
读着作家对黄霞的描写，我忽然想起赵树理《卖烟叶》中王兰的形象。——又来了！上次评田澍中的小说《山乡咏叹调》，两次写到了赵树理，这次刚谈田澍中，又把赵树理拉出来，你为什么光记着个赵树理？——这倒不是因为田澍中也出生在沁水土地上，容易引起我对赵树理的联想，实在是由于巧合。看，王兰和黄霞不像是姑母和侄女两代人吗？二十年前，王兰从高中退学到村里，当起赶大车的把式。进入八十年代，她的下一辈人黄霞，要开一个“女子运输公司”了。时代大大前进了。请站在县城的制高点上看吧，是王兰的那一辆独来独往的马车声势大呢，还是黄霞将要开办的拥有近百辆汽车的“女子运输公司”，搞着“晋煤外运”的伟大事业，更有气势？显然，还是八十年代的生活像汹涌的长江。
关键就在这里。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物，时代的弄潮儿总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一番大事业，男人是这样，女人也不会例外。但女人有女人的难处。首先是性别的不同，这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生理的，影响到人的体力、气质，以致汽车很多却不见一个女司机。另一方面是心理的：女人能开了汽车吗？其次是习惯势力，这也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把女人和厨房联系在一起的习惯，另一方面是女人一搞事业就会引起流言蜚语的习惯。黄霞的可爱之处，是把这一切都看到了，却又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她有那么一种“反潮流”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学问题来看，这种“反潮流”精神就是妇女要自立、自强的精神。自立、自强，是妇女的一种崇高的品格，也是妇女求得真正解放所必须具有的品质。且不论作家是否有明确的意识，他在这篇小说里所表现的，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
作家表现黄霞的这种精神，用的是粗线条。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女人学艺难”的描写上。“女人学艺难”，既有前边所说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性别不同带来的不利条件。女人要学艺，就得求助男人；求助男人，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样“学艺失身”几乎成了一条规律。小说里的矛盾正是在这里产生。贾万昌以此糟蹋了多少女人！黄霞却以为，决定性的因素是在自己，只要具有坚定的信念，做到既求助男人，又不付出失身代价，是完全可以的。这种信念也是自己尊重自己的表现，统一于她的自立、自强的精神。小说强调了主人公的贞洁观念，这不好，思想境界太低。女子守身，首先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问题。性生活限于夫妻之间，表现了男女的真正平等，也是女人把自己当作一个大写的人来看待的关键。女子卖淫或乱搞男女关系，只能说明，她不把自己当人看，而仅仅当作供人享乐的工具或赚钱的资本。所以有自立、自强精神的女人，往往也有一条防止失身、防止受辱的心理长城。
看得出来，作者田澍中在描写的手法上正在进行新的探索。这篇《女人》跟崔巍的那篇《女人》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崔巍以写出事情的前因后果为重点，田澍中却以揭示人物的心理世界为要务。这就决定了，崔巍把男女两个当事人扭结在一起来写，田澍中却把两个人分开来，一会儿写这个，一会儿写那个，都各有其妙。我读过田澍中的大部分小说，我觉得在创作的道路上，他一直在探着路向前走，没有在一个比较满意的模式上停步。这是应该的。这一篇所做的尝试也许会使他很快发现不足，但我还是宁愿肯定他的那种探索精神。
在人物描写上，这一篇似乎也跟崔巍那一篇相反。崔巍那一篇，女人的形象有些前后不够协调；田澍中这一篇，前后不够协调的是贾万昌的形象。按照小说的介绍，贾万昌是一个作风很坏的人，但作家却让他在吻了黄霞一下，遭到黄霞的痛骂以后，良心发现，叫回黄霞，做了一番自我检查。而促成这个转变的，并不是他思想境界的升华，乃是深更半夜把车开到一个充满危险的歧路上，无人为他帮忙，他因之产生了空虚感。这样的结局安排，仍然使人觉得落入了俗套。当然，我并非主张让这个人物在“灵魂深处”爆发一场“革命”，我只是想说，结局还可以安排得更巧妙一些。这里有个突破思维定式的问题。思维方式要变革，不要老是用“先分后合”的那种结构模式。既然两个人发生矛盾，何必急急忙忙“化干戈为玉帛”呢？作家急于让读者看到矛盾已经解决，那还要他深思什么呢？如果把结局弄得含蓄一些，不是更能使人回味吗？
写出女性世界的众生相
——读赵瑜的《女人》
这是一篇用崭新的手法写的小说，我们也就不能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它。
什么手法呢？小说第三部分写青年作家凯亚的心理活动，说他“这样想着。他在构思一篇纯情绪小说”。凯亚的“纯情绪小说”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描写凯亚的小说，就是一篇“纯情绪小说”。说“描写凯亚”，不太确切，除凯亚以外，小说还写了两位作家，一位是老作家老温，一位是中年作家骁驷。老、中、青三代作家，都被作者收到了笔底。作者把这三代作家当作主人公，让他们分头构思描写女人的小说。这样，小说的描写有两个层次：作者描写作家，作家又去描写女人。在作家和女人这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用哲学上的语言说——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女人是存在，作家产生意识活动；存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所谓情绪，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感情世界所引起的反响。我国古代的哲人有“六情”或“七情”之说，但归根结底，有两情：“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好物乐也，恶物哀电”（《左传》）。所以说情绪也不过好、恶而已。三位作家都是男性。从男人的立场上去看女人，自然会有种种不同的好恶。此其所以叫“纯情绪小说”的缘由欤？
小说有一个主旋律：女人是好写的吗？这句话是老温说的。他人生阅历深，酸甜苦辣都尝过，这句话未免有些苦涩，但却是实情。在他的周围，曾经有过四个女人，即妻子、前妻、“支左”代表的秘书、老教授。四个女人，四个层次，四种世相。“小娇妻年轻化、无知化、生活解放化、吵架专业化，把他苦的什么似的，屈死了。”从第二名起，形象一个比一个好，特别是老教授，那是他的一盏明灯，“光彩照人”。但这样的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只能出现在回忆之中。他以老教授为参照系，衡量回忆中和现实中一个个女人。秘书是这节描写的重点，她的心灵与外形（后背）成了反差，引发了他多种情绪。对她的无端陷害自己，他“叹息”过；对她的多情，他依然留恋。如果说这两个女人曾经给过他情绪上的激动，那么，睡在眼前的“小娇妻”，就使他“在黑暗中淌下泪来”了。人似乎还是生活在回忆中好，现实与回忆总是那样的不相协调。
跟老温不同，那两位中青年作家各只有一个女人出现在记忆的荧屏上。中年作家骁驷是婚外恋的热烈主张者，他认为那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他在行动中贯彻着这种主张。他婚外恋的是一个演员。他本来以为两个人会心心相印，哪里想到，在他去赴会之前，那位他所小看的团长，已先把女演员搂在怀中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性呢？他惊呆了。他的发现是对他的理论的一个沉重打击。青年作家凯亚的遭遇，则又截然相反。他在深山里看到人性最不开化、很不文明的一面，他在汽车上所看到的女人们藏得很深的软腹部跟她们的面孔又是那样的形成反照。这种现实激不起他的喜好，而使他悟出了一种人生哲理：长得最不好看的女人，也需要男人的爱，也会给男人带来一种“不可取代的感觉”，因而也是为男人所需要的。
这就是三位作家记忆中的女性，也是作者所描绘给我们的女性。显然，他用粗略的几笔，写出了女性世界的众生相。老教授无疑是一个天使式的人物，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女性中的芸芸众生，是由“小娇妻”“秘书”、演员、深山里的丑女人构成的。作者写这些人物，跟也以《女人》为题的另两位作者崔巍和田澍中比较，站的是一个不同的视角，选取的是不同的人情世态。崔、田二位紧紧扑住现时代，探讨现代女性的命运。赵瑜却没有把自己的人物跟时代的斗争紧贴在一起，他探求的是女性究竟有哪几种，她们在人类社会中有何作用。作者把那几种女性放在不同的背景上，让作者拿着镜子去映照。作为客观存在的女人是复杂的，作为主观意识体现者的作家，也会在镜子上涂上各种颜色。那物在镜子里映照出来，立即变得明晰了，同时也必然会有变形，会显得平面化。这使小说里的女人形象，更多地带有相关男人的感情色彩。
这篇小说既然是把几位作家作为对生活的观照者来描写的，那它在写法上，就不会不以那几个作家的心理活动过程为描写支点。可以说，小说基本上采取了意识流的写法。它的故事都不完整，作者也没有在人物的肖像上、对话上以及环境描写等方面去下功夫。作者深入到那几个男人的内心世界里，让他们去感知女人世界，并做出自己的反应。小说大量使用了内心独白，除了极少地方有作者的客观描述以外，作者很少露面，他隐去了，他让人物直接跟读者交流。开头“年青的妻在一旁睡得正香，夜色亦好。老温躺在床上，却心情糟透。”这是作者的描述。以下，“谁出这点子！……”便是人物的内心独白了。“谁出这点子”可称为人物心灵闸门上的螺栓，拧开螺栓，闸门洞开，人物的意识之流便汹涌而出，一会儿想到这个女人，一会儿想到那个女人。他的情绪也就在意识之流的汹涌奔腾中起伏跳跃，滚滚向前。小说里几乎没有写任何一个现实过程，所写的都是心理过程。即使描写凯亚的第三部分，也是如此。这部分写凯亚为了完成《女人》的创作而去山里体验生活的全过程，有头有尾，比较完整。但这部分开头说：“刊物上已经发了预告，凯亚第一次感到了女人之不可捉摸！”就是说，作者一开始描写这个人，就是在那人完成了下乡体验生活的全过程之后。因此这个过程不是现实地展现出来的，而是回忆出来的。有内心独白，还有不少的感性印象，人称也多次变换。“而老温，又犯那男人常犯的通病，有时竟念及秘书的人性儿还是好的。譬如街头相遇，五回中总有一回，是她先向咱一笑，怕是想说话儿的意思。”这段话，前半截是作者的客观描写，用第三人称；后半截改为人物的内心独白，便用第一人称了。这种情形很多。这使小说的描写具有更多的主观性。
赵瑜是一位新人。一年多以前，我编发过他一篇散文。这篇《女人》是我所读的他的第二篇作品，也是我读他的第一篇小说。我觉得，这一年来他有长足的进步。他的观察力和表现力都很不错。但这篇小说又显得粗糙。更重要的，是显得零碎。三个部分写三个作家，而他们所感知的对象——女人，又各不相同。这使小说缺乏一个独立的完整性，我们随便删去一部分，或者增加一个部分，都无不可：我想，如果把三个作家合并成一个，或者让三个作家所感知的女人世界中，有一个是贯穿始终的，就好了，至少会使小说的三个部分之间，有一个有机的纽带。另外，小说里的时代氛围有些薄弱，在写到山里女人的社会作用时，只着眼于生物学的方面，而忽略社会学的方面，也不见得妥当。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是一篇“新”小说，若用传统的眼光去看，也许会把它逐出小说之林。我并不认为这种新小说会成为我国文学的大潮，但文艺百花园中应该有它的地位。以此之故，我接受编者、作者的盛意，写出了如上的读后感。我顺祝作者在“热流”的冲击下，更快地成长。
1985年11月7日—14日
（跟三篇同题小说同时在《晋城文艺》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