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新文学
《伍叔傥集》，一册六百五十余页，其中“伍叔傥研究资料”占三分之一，诗集占四分之一，各类文章、讲义和杂著，大约不足一半的篇幅，可见伍叔傥先生确实是一个“散淡的人”。我最先阅读的是其中的学术性的论述文字，兴趣盎然，惊叹其胜义纷呈。
伍先生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大不以为然的，他的兴趣完全在古典文学那一边。但是，他对新文学作家或作品的评论，虽然是只言片语，常常是议论古典文学时的即兴发挥，却很值得注意。比如：
鲁迅除古文学的知识外，还深受医学等科学知识与日本以及北欧文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意境。当代中国文人中有人即使学习了英美知识，但没有古文学的造诣，因此意境偏颇，是无法产生好作品的，巴金和茅盾在这一点都不及格。但曹禺却值得关注。
这里对鲁迅的评论十分精到，完全可以说是被后来的鲁迅研究所证明的定论；说得如此素朴而切实，远比今天的系统化、理论化乃至玄学化的评论高明。在别处，伍先生还说：“像鲁迅一样不畏生命的危险走自由之路的文学家值得崇敬。”这也是很高的评论。伍先生对新文学少有许可，却一再这样高度评价鲁迅，是很有意味的。钱谷融先生是伍先生的弟子，为学、为人均大受其影响。记得当年我在钱先生门下读书时，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点，意见似乎大体和伍先生的这个议论很是一致。只是钱先生常常是“二周”并论的，对周作人的文章称道不已。这本文集中，虽然伍先生从来没有提到周作人，但却不难发现他的文学观其实和周作人是十分接近的，例如：
我不会一概地否认文言，而认为应补充文言词汇相似的口语词汇，应该重视增加表达工具。否则像当今的国语一样贫乏的语言就作不出好文章。而且与其采用俗语增加词汇，不如选择存续了数千年的文语词汇，这样更具普遍性。减少文言，增加白话，从其中寻找调和点，这才是国语改革的方向。今后必须选择简易而有内容的古文辞汇。
这和周作人“五四”时期所提出的“言文一致”的观点大体相同。再如伍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学内容贫乏”时说：“韩愈的《原道》尤其显得没有思想性。”后来又曾说“韩文尤无用，不足用心”。现代学者中这样彻底地否定韩愈，此外也只有周作人了。伍先生否定韩愈的思想前提是这样的：
文学超越了政治。优秀的文人不满足于一切现状。丰富的意境能直达人生思想。与人生理想完全符合的现实社会是不存在的。直达人心才是真正的理想。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中国文人并没有如此丰富的理想，反而着重在技巧上。
要推动文学的发展，就必须给予绝对的自由。
这种文学观也是和周作人十分相近的，让人联想到周作人《〈燕知草〉跋》等文章中的话。
伍先生对现代诗也曾有只言片语的评点：“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诗大概不算成功”；“孙大雨的新体诗是翻译英国诗，已全然没有民族味”。“翻译英国诗”之说，大有识见。对中国古典诗有精深体会和研究的伍先生，大概是不会欣赏白话诗的吧？记得当年钱先生一再对我说过：白话诗成绩很差，小说也差不多，只有散文好点。他和伍先生对白话诗的意见，似乎可以说是很相近的。关于胡适，伍先生还说：“胡适引入在《白话文学史》中的汉魏六朝的白话文学，如果是我的话则会作为文言文学对待。”这个评论极有见地，除了废名之外，似无人说过。胡适把汉乐府乃至白居易诗之类的作品视为白话文学，是因为语言平白易懂，殊不知这样的作品即使语言平白如白话，也依然是文言的语言，其词汇、句法等，都属于文言的语言系统，和白话的语言系统不是一回事。胡适倡导白话文，其功至伟，但他的文学语言观，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二、关于古典文学
《伍叔傥集》胜义纷呈，是指伍先生对中国古典诗的评点、论述和分析。
论五言诗的起源：“《楚辞》不独在思想上风调上与五言诗有密切关系，论修辞造句，学五言的，也不可不在《楚辞》上用功。《楚辞》，便是五言之经典。”这个判断实在是惊人之论，因为说《楚辞》是汉代文学最直接的渊源，历来的定论主要是指汉赋和《楚辞》的关系。根据有三，其一是：
我以为……一天，五言诗作者忽然感觉到《离骚》实在太浮华了，何必加上这么多空字眼，同时又比曹操早些发现出“兮”字的累赘，也提起笔来，专门取他中间重要的几个字，写成像下列的句子来：帝高阳苗裔，朕皇考伯庸，摄提贞孟陬，庚寅我以降。
这个“我以为”，从学理上说，似乎确如伍先生自谦是“逞其臆说”，但却有学术研究的难得的天才之“灵感”的价值，亦近乎历史研究中所谓的“同情之理解”，可谓事或未必然而理或有其然。根据之二是将这个天才的发现验证于事实所做的文本分析：将《古诗十九首》之《行行重行行》改成《楚辞》的形式，又将王粲的《登楼赋》改写成五言诗，“由此可以想象文人苦心改创终于成功作成五言诗了”。古人是否类似这样“作成五言诗”的，是史无凭据的，但这个推论却是有了一定的文本分析的依据。根据之三则是：在《世说新语》中提到当时酒和《离骚》被世人所喜好。当时的世人反复鉴赏玩味《离骚》曲调的过程中，自然就悟出其精髓中心，然后就想到了作五言诗。
终于有了一条史料，但却是对《世说新语》中这句名言的创造性的解释，不尽依原意，却发挥得好。我细致地推敲、归纳《古诗十九首札记》和《谈五言诗》两篇文章中这样论述五言诗的起源，其论点和论证均十分惊人，只有惊叹伍先生天资绝伦，悟性之高堪称绝顶。
也不仅仅是悟性，伍先生其实是对汉魏六朝诗文下过大功夫的，功力之深，也是惊人的。比如他说古诗《行行重行行》的“行行”是重复，而非如有人所说的有空间性和时间性之分别，以“汉代古诗中，以叠词起首的有三十六首之多”为依据，得出“重叠词可调整诗的格调缠绵情绪，所以在古诗中被常用”这个结论。可见是做过细致、枯燥的统计，排比的分析的。再如评论陶渊明的诗，一一列举陶诗结句屡用“聊且”的例子，然后归结说：“在陶公五言一百十四首当中，用“聊且”作结，就有十四首，不可谓不多了。显然是词病。”这也是细致、枯燥的统计，排比的功夫。
功力之深还表现在遍读诗文之外的一切汉魏六朝典籍，所以伍先生的判断的可靠性就不仅仅是来自其绝佳的审美判断力，而且还有充分的历史意识。比如他说：
把锺嵘《诗品》列成一个表，知道五言不过诗骚二宗。《国风》一传而为曹子建，《离骚》一派则流衍而为王仲宣。晋后诗篇，皆由此分支的。而王派流传较广，后来陶谢，皆属于这一派。总之，王粲确是一代大家。所以陈寿《魏书·王粲传》，便是《文苑传》，把魏国所有文人，都附在他底下。这就是一时的舆论。
引史籍来证实“一时的舆论”，支持其文学史的分析，可见其文学史眼光和视野；对《诗品》的评论也十分精到，对诗骚的地域流传和曹王分别在中原、荆楚的生活经历的历史考察，可以证实这个文学史的判断。
再如关于陶渊明的论说：
《文选》和《诗品》也具有那个时代的意义。那么六朝的品味是什么呢？这可以从锺嵘的《诗品》中得知。在《诗品》中陶渊明位列中品，“其源出于应璩”。六朝时期陶渊明只是一个远离世间风尚的诗人，并没有受到很高的评价。清代王世祯指责六朝的品味，在《诗品》中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视陶渊明为中品，这一论断是无视六朝的品味。虽然好友古直指出引入宋本《太平御览》的《诗品》把陶渊明归为上品之列，我还是难以赞同。
这个“知人论世”的分析自然是十分精到。钱锺书《谈艺录》中的几乎完全一致的分析，今天已经成为常识性的定论了，但没有想到伍先生早有先见之明。
还有诸如对唐诗、宋诗的总体批评和对白居易、苏轼诗的评论，亦极其精彩，难以一一引述。本书附录的《伍叔傥研究资料》中，有伍先生同事、学生的回忆文章，很好看，“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由文字想象其名士风采，别有情趣。借用朱光潜引用过的一句话，可谓是：“慢慢读，欣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