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学者夏承焘先生，是现代词学大家。夏先生几十年坚持天天写日记，虽有遗失，但还是有厚厚三大册。前两册《天风阁学词日记》分别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买到并且读过了；第三册是这次出版文集时才出版的，记录的是1948—1965年的经历，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学术史的范围。
由日记看来，夏先生很推崇的学者，一是陈寅恪。1949年3月的日记中，就有两条材料：4日，“陈学恂处借来其友人戎女士在西南联大听陈寅恪讲授笔记，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甚可喜者”。17日，“学恂惠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第二十册，有陈寅恪之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笺证，以当时社会新旧风气解释微之一生婚宦取巧不德之心理，甚为察微”。一个月内连续借读陈的著作，显然不仅是因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需要，恐怕也是因为久闻陈的大名吧。连“讲授笔记”都借来阅读，可见其重视程度。后来的日记中，还有好几次提到陈寅恪，愈加推崇，并且还记录了唯一的一次拜访经过，兹不转述。
其次是对钱锺书的欣赏。1948年9月17日，“阅钱锺书谈艺录，博览强记，殊甚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谈艺录》未必是“积卡片而成”，因为钱氏正是以“博览强记”著名。而“近人著书每多此病”云云，所论极是，只是夏先生没有料到的是，“今人”连卡片也不大耐烦做了，“此病”也就不多了。1949年3月10日日记云：“阅钱锺书谈艺录，博览强记，诚可惊叹。”也不只是“惊叹”，同时也有微词，所以1953年9月8日日记云：“阅钱锺书谈艺录，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在我看来，夏先生的这个看法，也是很“持平”的：我不止一次听到老辈学者有类似的评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讲究“由博返约”，顾炎武言学术有“三难”，“精审难”比“淹博难”更难，戴震云，“学贵精不贵博”，可见夏先生的看法，是有来历的。从日记来看，钱氏也很看重夏先生的学术成就。1958年10月24日日记云：“近将批判钱默存之谈艺录，默存属予提意见。”1959年5月4日日记云：“发钱锺书函，谢其寄宋诗选注及诗，附去感近事一诗。”诗云：
后生可爱不可畏，此语今闻足汗颜。
不信千编真覆瓿，安知九转定还丹。
是非易定且高枕，蕴藉相看有远山。
太息凤鸾满空阔，九州奇翼竟无还。
这不是夏先生诗集中的上乘之作，但中间两联意味深长，虽然是针对当时学术界的“大批判”而言，既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又是对对方的劝慰。查《槐聚诗存》末收《感近事》一诗，但由夏先生的这首和诗，可知大概。
值得注意的还有学界的大事。如1958年10月21日记载：有人“来谈近日批判学术权威事，谓今年须批判人物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郑振铎等五人，校内四五人，以予与（姜）亮夫为重点”。没隔几天，24日记载：科学院朋友来信，“谓文言所开第五次批判郑振铎学术思想（会议）时，即郑飞机失事之日”。而这中间的22日，还特意记载了同事的一句忠告：“与谈近有意整理香山、放翁二家全集笺注旧稿，（同事）怂恿早着手，谓此二家将来打不倒。”这是具有学术史意义的重要材料。50年代和60年代初，古籍整理，大有成就，无论是标点、注释，还是全集、选集，均十分可观，但由此看来，政治的制约，亦在其中。
我还看到一件很让我感兴趣的事，十分惊讶。1959年5月29日记载：“夕王西彦偕常州钱国荣（谷融）君来，华东师大西彦同事。”此时钱先生已经因为那篇著名的《论文学是人生》论文，受到十分严厉的批判，并且因为特殊的“政治需要”，为了以后好“供批判使用”，才有意没有被打成“右派”，已经是人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戴罪”之人，王西彦先生竟然还带着他外出访友，恐怕还一起游了西湖。难怪王先生后来吃了那么大的苦头。
日记中当然有许多关于学术、治学的真知灼见，难以转述。只说一条吧，夏先生认为，鲁迅的《亥年残秋偶作》，“此君旧诗，殆以此首为第一，颇有海日楼骨力。”后一句话令人惊奇，真是“道前人所未道”。其他关于古典诗词的，我就不敢乱说乱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