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不能脱离研究人性善恶的基础，没有这研究，就无法得出世道是否有救的结论。
孔子不讲人性善恶，但讲君子与小人之别，其学说核心是仁。
他所处的年代虽然乱象以显，但并不是没有恢复的可能。
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以消除各自争斗，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每个人都安守本分的礼治时期。
孔子死后，儒家一分为八，这八派里面最突出的思想家是孟子。
孟子生存的社会要比孔子那时更加动荡，大国之间互相打来打去，小国之间也互相打来打去，大国还要吞并小国。
因而他认为克己复礼已无作用，只期待有诸侯能像周武王一样，一怒，而安天下百姓。
基于这种需求，他为诸侯取代天子地位提供了‘天意即民意，天命实为民授’的合法竞争依据。
以此为出发点，孟子思想在胸怀天下之外还具备了孔子所没有的反抗精神。
他的浩然之气与大丈夫气概也是儒家思想里面最宝贵，和最值得学习的东西。
而在人性善恶方面，他讲人性向善，并希望儒家思想能引导每个人心中的善，就像大地引导河流归于大海一样，以避免多国国战造成一场杀人盈野的浩劫。
然后，儒家由荀子接棒。
孟旬思想在那时其实是并称的，谁都不比谁差。
只不过荀子的思想里面有法家的影子，所以宋代的儒生视他为儒家叛徒，对其思想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刻意抹黑，将他的名声打压了下去。
荀子时期，大国吞并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大国之间要为兼天下而战。
儒家做不了这种事业，能帮助国家自身变的强大，对外战争能横扫敌手，并完成天下大一统的只有法家。
所以那时各国要发奋图强，都得先重用法家人物，像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秦国的商鞅，齐国的邹忌……这些人就都属于法家，他们主导的变法工作也为各国增加了国力。
荀子立足于这种现实，就不得不将儒法两家思想取长补短，进行了融合。
他所融合出来的新思想在后世被称为儒表法里，也就是儒家是面子，法家是里子。
荀子认识到人性有恶，而他认为礼法能制恶。
所以礼法就成了塑造社会的重要因素，而礼法也应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是以荀子重法。
法家与儒家不同的是，它不做过多抽象的理论探讨，而是脚踏实地的定下目标，克服困难。
它直接将人性定义为本恶，于是也不信任个人的道德自律，而信赖严谨精密并有力高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因此法家不讲善恶，讲利害。
法家思想是以谋士角度为君主所创立，所以它的利害是只对君主而言的，维护的也只是君主的安全与权威。
对君主有利的，法家主张高官厚赏，引诱人们前赴后继的去做。
对君主有害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并且判刑从重，执法从快，多抓多杀，吓的人们魂飞魄散不敢去做。
而如果道德对君主有利，那法家不就成了维护道德的工具？
恰恰在荀子的观念里，君主是必须要有道德的，否则又何以称之为无敌于天下。
因此在他这儿，制定礼法的君主是教化天下的枢纽，有规定百姓的权力、义务并时刻监督的责任。
这样的君主，需要有极大的权威。
而这，也为后来的君主个人专制埋下了隐患。
儒家的道德大中至正，法家的效率独步天下，两家各有好处，两好合为一好，自然是好上加好。
荀子所忽略的是，既然有了效率，那还要道德干什么？
君主有了法家的赏与罚就可以治国了，还用得着身体力行的去做道德榜样吗？
所以先秦时代，荀子作为儒家最后的大师，其弟子里面不但有精通帝王术的李斯，竟还教出了集法家之大成，并主张对儒生、侠士、贵族、商人等群体进行肉体消灭的韩非子，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韩非子说，打仗只靠耕战，耕就是农民，战就是士兵，再加上管理农民与士兵的官员，这三者就是君主维护安全和争霸天下的资本，是为王资。
只要有了王资，道德什么的，很重要吗？
很重要，但韩非子不会知道了。
始皇帝嬴政兼并天下，靠的是法家猛如虎的苛政，以牺牲百姓的利益发展国家主义。
结果二世而亡。
新作人家的汉帝国吸取秦亡经验，知道可以马上打天下，但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只靠法家，不足以使帝国长治久安。
虽然开国之君刘邦说他看了儒生的帽子就想拿下来当尿壶，但汉帝国还是用了独尊儒术来安定人心。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对统治者有利，秉持实用主义的汉武帝刘彻就将儒家定为官学。
可汉武帝的独尊不是独存，罢黜也不是消除，百家依然存在，百花照样盛开。
只是儒家被栽进了花坛，百家只能长在路边。
汉武帝也知道儒生们做不了治军理财一类的实事，所以只将儒生们高高捧起，名为帝王师，他真正治理国家，却是靠法家的刀笔吏。
刀笔吏不惟道德是从，惟上是从。
也就是皇帝说某人某事不对，哪怕在道德上是对的，刀笔吏也能找出不对的依据。
皇帝说某人某事对，哪怕在道德上是不对的，刀笔吏也能找出对的理由。
如此治国，当然能施展宏图霸业。
荀子的儒表法里，也就此成为了汉帝国的政治架构。
这一认知，在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教训太子‘柔仁好儒’之弊说的时候就讲的很明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难道纯任德教？用周政？
霸王道就是法家，德教周政就是儒家。
周天子就是用礼治德教才让中央对地方失去了控制力，东周时期天子如同摆设，春秋战国也是诸侯们的舞台。
所以只用儒家治国，怎么能行？
造成的影响是，汉帝国的儒生们有地位没权力，除了高谈阔论和腐化堕落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他们也就真的变成了只会夸夸其谈和贪污腐败的蛀虫。
等汉帝国崩塌，儒家思想受这些名不副实的儒生们影响，几乎成了虚伪狡诈的代名词。
所以之后的魏晋人对儒家弃之如敝履，转而追求真性情。
他们认为只要一个人有真性情，能够言行一致，不说一套做一套，那也可以称之为英雄，哪怕这个人不是好人。
看看表面上大谈仁义道德的人都做了什么吧？
曹丕篡汉而立，司马炎代魏称帝，哪一个践行了口头的忠孝之言？原来说的都是骗人的话。
后面就是五胡入华，南北对立。
那是一个胡人汉人相互仇杀，南北两地长期分裂的乱世。
乱世中的人需要精神寄托，佛教由此而兴。
南朝的四百八十寺，北朝的几千佛窟佛塔就是在那时修建的。
之后隋唐帝国登场。
隋帝国打穿南北，唐帝国融合胡汉。
两国高层却都不怎么重视儒家，主题思想也是儒释道三家同流，更有西域文化夹杂其中。
于是等到了宋朝，儒家地位便几乎不保。
偏偏宋太祖赵匡胤要实行以文制武的政治，而能在全体文官之间统一思想的却只有儒家。
但此事也不能强制推行，要有理有据，证明为什么只有儒家可以当做官学。
这个推行的过程，一直到了南宋末期，由理学家朱熹的应运而生才算将将完成。
在朱熹的理学之前，儒家思想只是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必须要落地执行的规矩，而他的理学则将这价值观所导致的行为进行定格，使儒学思想，尤其是儒家的礼治制度在指导人们生活规范上有了神圣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人性中的善恶在理学这里也进行了升级，善的叫做天理，恶的叫做人欲。
所以想天下太平就要存天理去人欲。
落到具体事物上，天理与人欲又该怎么分辨？
比如说是吃饭，吃饭为了活着是天理，而若是为了享口舌之福就是人欲。
比如说是夫妻生活，为传宗接代过夫妻生活是天理，但有了子嗣之后还过夫妻生活就是人欲。
再比如说是读书，读儒家经典学习怎么当圣人是天理，读杂书，学习技术、军事及儒家以外的其它思想就是人欲。
因为你学那些东西，肯定是带有除了当圣人以外的其它目地性，是坏了心智的体现。
理学说，一个人，除了维持生存和学当圣人这两条需求之外，不能有其它想法。
有了其它想法就是有病，有病就要治，治病的方法理学称之为杀贼功夫。
在内心进行天人交战，天理战胜了人欲，那就是治好了。
人欲战胜了天理，那就是没治好，得继续治。
等人人都治好了病，人人都不贪恋身外之物，人人都没有私心邪念，人人都秉持着君子固穷的态度而努力学做圣人，天下岂能不太平？
可惜在源头上来说，理学自身也有病，还是大病。
因为它规定的天理当中其实很多都是违背乃至扼杀人性的，做不到还非要教人去做，那人们就只能装作是做到了。
这就又成了汉朝儒生虚伪狡诈的样子，即使不虚伪，不狡诈，那也是僵化腐朽。
悲天悯人的儒家思想最后竟变成了一种文化极端，程朱理学对此要付主要责任。
但不管理学扼不扼杀人性，对统治者而言，它对国家维稳是很有用处的。
你又不贪恋身外之物，又在学当圣人之外没有其它私心邪念，这种臣民，简直不要太好统治。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便将程朱理学抬到了吓人的高度。
同时又删改了对统治者不利的哲学书籍，还搞了文字狱。
搞这种文化恐怖的出发点也不是因为当时的文人们真的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更不是为了维护理学的至尊地位，而是要让文人们在忠君思想之外不能有其它语言。
你们就学当圣人，坚持三纲五常就行了，全国就只有皇帝一个人能有其它思想。
在理学教化之下，臣民即无条件服从皇帝的命令，也不会有因为被驱使压迫而产生反抗的念头，还能再有比这更好的统治工具吗？
用被改造的儒学将所有人都变成王化之民，看来朱元璋才是将法家思想修习到了登峰造极的恐怖存在。
从这方面来看，后来的大清真的要算是大明的半个学生，还是成绩优异，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那种。
可是，被理学改造，又被朱元璋阉割的钦定官方思想学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理学主张知行分开的学习方法具体操作起来也很累人。
因为它的‘行’是要格物，通过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从而得出‘知’的结论。
但这个结论不能像是西方物理一样是属于事物的本身规律，更不能是个人结论，而是朱熹的结论。
但这个结论其实也不是朱熹自己的，而是孔子孟子的。
这就让人疑惑了。
孔子孟子的结论不早就已经得出，并写在书本上传承下来了吗？
为什么还要再格物致知，去得到早就已经得到的答案？
既然无论怎么格物，怎么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一种，那付出的精力时间远比它得到的要多的多的多，不值得吧？
格物既不容易又累人，还会使人生病，将心学发扬光大的王阳明格竹子时不就把自己格的病倒了吗。
厉害的是王阳明另辟蹊径，转而在心学上创造发挥，并使之有了一套完整的系统，为其在本朝成为显赫学说打下了基础。
后来他又把知行合一归于简单的‘致良知’三个字，由此，看着好像简单一点的心学便成为了文人们另一种不错的学习方法。
而心学与理学看似不同，其实却都是基于儒家思想才发展起来的产物，只不过是验证儒家思想的方式不同。
王阳明曾说他自己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相信某些道理的人，否则他也不会对着一根竹子格上七天七夜。
他在成长过程中，也先是想成为名将，后来想当神仙，热衷军事，关注禅学，最后归于儒家，是因为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证明了儒家思想的正确性，所以才会彻底信服。
因此他的知行合一，知的也是孔孟之言，行的也是孔孟之道。
理学和心学，就如同‘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区别一样，但重要的都是经，不是我。
但，心学的致良知是有危险性的。
像后世人在不精通儒家思想的情况下就学习心学会导致未信先横一样，此时代的人也会将自身对事物善恶的判断得出于孔孟结论之前。
而在没有统一的将儒家思想认为这就是个人良知的前提下进行判断，就会因不同人对事物善恶的标准不一致而造成判断出的结论不一致。
标准不一致，判断不一致，结论不一致，思想也就会不一致，理学的独尊地位乃至于儒家思想本身就会受到冲击。
受到冲击是必然的，因为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制度并不一定是真理。
在它创立之后道家墨家法家就都对它口诛笔伐，就证明了它本身是有逻辑漏洞和不合理的地方。
而道家、墨家、法家能被创立，也证明了它们是有合理存在依据的。
现在，人们由于致良知对理学产生了质疑和反对，加入到其它学派转而攻击儒家思想制度的行为会发生，也是合理并符合人性的。
这是要重启百家争鸣！
这可不单单是思想学术界的事情，实际上它会影响到整个大明皇朝的安危。
皇权靠理学使儒家三纲五常的教化身入人心，理学靠皇权获得思想学术界的独尊地位，这两者相辅相成，哪一条路线都不能出事。
没有理学的教化，百姓就会变得不好统治，内乱与造反的事情也会不断发生。
没有皇权专制，被改造阉割的儒学在思想学术界中还有活力吗？也没有。
所以在朱元璋的设计中，他的帝国是要凝固起来的，绝不能有任何变化。
治理这个帝国的文官集体也不希望社会有变化，好使得社会固有矛盾所造成的问题与他们呆板低能的管制手段相协调。
所以大家都不想创新发展，只想维持现状。
可是，儒术治国，基础不牢。思想泛滥，地动山摇。
统治者于关键时期若再不具备法家强调的手段和权力，就不能止住动摇，稳固基础，那整套帝国系统也就会彻底崩盘。
心学，阴差阳错的就成了那一道开闭思想泛滥的闸门。
大明中后期，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口不断增多，朝廷科举录取的名额却还是那么少，就使得大量文人混迹于江湖靠卖弄才学为生。
这些文人没了当官的可能，也就不会去钻研理学，而会去学习用于谋生的实际学问。
对他们而言，心学好像不用皓首求经的去将圣贤经典翻遍，也不用不厌其烦的去格物，核心只是致良知，也可理解为做人做事只要摸着良心问自己对不对就行了，那自然是他们愿意学的，这便打开了思想泛滥的闸门。
有些人可谓是远见卓识，能够从微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于是他们聚合在一起，开始了重振正统思想的整风运动。
这些人，就是东林党的前身。
不管他们竖起理学大旗，批驳并压制心学肆意流传的行为对不对。
但这方向是对的，因为朱元璋创下的帝国必须要有统一的思想，统治阶层也确实有这种需求。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大国，所以要有同一种思想使各地区的人们步调一致才能便于管理。
而思想上，出于之前看得见的稳定和长久以来的惯性，也没有让儒家之外的学说进行代替的可能。
因此，心学弟子在儒家思想之外发展个人思想，是会让国家治理变的越来越复杂的，并有可能掀起思潮推翻皇权专制和理学独尊的政治制度。
这必须要严加防范！
但东林党是儒生，儒生坏就坏在他们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做事手段也实在不行，无振兴之术而强行振兴之事，结果就导致了党争。
实际上东林党的对立面也没什么阉党，阉党只不过是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这些同乡官员依靠宦官与东林党抗争的一个群体。
它们互相斗争的手段是指责对方是小人，标榜自己是君子。
主张是让小人遗臭万年，让君子流芳百世。
目地是让小人的权位被剥夺，而由自己这些君子们取而代之。
这手段、主张、目地又与他们双方所鄙夷的小人行径有多大区别？
这就难保大家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何况东林党在政治诉求上建议的那一套也实在没有可操作性，高喊让朝堂用官要选贤选才，这哪有标准可言？
你说你贤，我比你还贤，我家是卖盐的，你说我贤不贤？
你说你有才能，我看这事情也就让你给做了，要是我做那肯定比你做的更好，你信不信？
这不就又成了清谈误国？
而且，他们还代表了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的利益。
谁在党争中胜出，谁就能获得切实的好处。而谁被踢出局，谁就连原本的利益都保不住。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因此这些党之间简直就水火不容。
按理说，皇帝在群臣出现了矛盾时是应该进行调节或者辨明是非的，这种时候，更是要拿出独断专行的态度，明确讲出自己支持哪一方。
因为面对党争可不能考虑谁对谁错，而是谁对国家有利谁就对，都对国家不利，那就都不对，都要铲除。
可那个关键的时期，在位天子偏偏是小家子气的万历，他由于更换太子的诉求不被官员们所支持，又认为儒家虚伪法家残暴，转而信了佛教，所以用不合作不上朝的非暴力手段报复群臣，也就更不会管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乐得坐山观虎斗。
皇帝不上朝还与百官对立的这种行为既违背法家思想也违背儒家思想，让皇权专制和理学独尊的根基进一步受到动摇。
而朝堂中枢党争不断，又使地方失去约束，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几乎丧失。
祸端，由此而来。
至于为什么在皇帝不管的情况下，东林党和阉党还谁也不能奈何对方？
就因为东林党和阉党两个群体都没有才具，在实际做事上都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庸才，国家政策在他们手中改来改去怎能不乱？
等万历死后，党争也彻底失去了调和的机会，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如今图穷匕见，有无数的新仇旧恨要清算。
明光宗朱常洛登基之后也不知看清没看清这些问题，反正在位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
然后就是明熹宗朱由校接位，这也就是天启皇帝。
这个人在当皇帝一事上简直是废物。
有独断人间的至高权威，却倾心于做木匠活。
为了专心做木工，竟然敢放手让阉党一支独大。他成了天字第一号的木匠，魏忠贤倒成了真皇帝。
魏忠贤贪图权势富贵，做事没有一点道德底线。
地方因而对朝堂更加没有信心，认为它不再有管理全国的能力，阴奉阳违与贪污腐败也就更加严重。
因为魏忠贤这一大奸大恶的亲身示范，等于是向天下人说明，本朝的政治措施已经与其立法精神相脱节，道德是道德，富贵是富贵，说一套做一套才是实际。
那不靠道德就能得到富贵，还要道德干什么？
这就无怪乎那么多人，甚至不少曾标榜自己高风亮节的大官们，都给魏忠贤修像建祠，拼着命的要给他当干儿子干孙子。
这样的皇帝，与桀纣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不作恶，却给魏忠贤以权力去作恶。
幸亏天启死的早，要是那时候流寇反贼也拥有如同现在一样的实力，简直就有了吊民伐罪的正当性。
后面就是现在的皇帝崇祯登基，他与天启恰恰反过来，一开始就错信了东林党，皇位还没坐稳就把魏忠贤杀了，可这时候东林党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个东林党了。
杀了魏忠贤，清除了阉党，空出的权力就全被东林党掌控。
等他发现治国没权力不行，继而想让皇权再次恢复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又以皇帝的身份与整个文官集体做争夺。
熟不知，文官集体在成熟壮大之后，早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不需要也不想要一个权力无限大的皇帝来管制他们。
否则他们荣华富贵权势熏天，却能由于皇帝的一句话就被诛九族，这如何能接受？
由此本朝中后期的皇帝其实已经没有了行使权力的职责，而只能作为文官行使权力的一种象征。
官权早已限制皇权，崇祯皇帝要想继续专制就很难，只能以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术一点点去夺，不顾三七二十一的摆明枪马硬来，那就会玉石俱焚。
愚傻皇帝正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不按文官集体的规定做一个无为而治的道德榜样，偏偏痴迷于酒色财气和热衷军事，就会被文官集体进行压制。
正德被逼的人格分裂，不但产生了皇帝朱厚照和大将军朱寿两重身份，就连死因都成了谜团。
崇祯皇帝不顺应现实情况，并按照已形成的这种规则，不露声色的往对的方向进行微调，却直接下场参与权力争夺。
结果就是下面抗拒横生，君臣之间离心离德。
等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那场天家惨剧发生的时候，整个北京城的文武官员都见死不救，甚至还有不少乐观其成的。
皇帝和皇后的遗体在东华门暴尸三日，才有一个实在看不下去的六品小官将之草草收敛。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
只不过万历如同不关心生死一样，任由国家步入深渊，天启是在等死，崇祯倒像是在找死。
其实，找死的崇祯在姜洛心中却实在算不上什么昏君。
对方十几年如一日的勤政勤俭行为就表明了他不是亡国之君，只是时逢末世，接手了祖父和哥哥留下来的烂摊子，成了末代皇帝。
考虑到崇祯登基时只有十四岁，也只好说，年轻人不知世务，轻举妄动，结果把事情弄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