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
晏殊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皆工，而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他的词，汲收了“花间派”的典丽词风，语言清丽，声调和谐，得娴雅之情调、旷达之怀抱，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佻，写景重其精神，能将理性思致，融入抒情叙写，在柔情锐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的观照，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
看了柳永仕途坎坷的故事后，不少人可能又要大发感叹，“诗词能穷人”之类的牢骚随着唾沫飞溅不休。然而，正所谓“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北宋初年，其实还是比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另外，大可不必把写诗填词说得如此恐怖，要是那样的话，人人避诗词唯恐不及，俺的书就不好卖了，呵呵。
纵观文坛，辞章傲然不俗，冠冕显赫威风的也大有人在。和柳永同时代的太平宰相晏殊，就是这样一个官场文坛两得意的人物。
位极人臣的大佬哪朝哪代也有，但像晏殊这样堪称仕途一顺百顺的却并不多，他一生安富尊荣，没有“三起三落”那样的大波折，时值四海升平的盛世年景，他也没有遭遇过像“澶渊之盟”那样惊心动魄的事件。一年年，他享尽了花前月下，诗酒自在。晏殊有八子六女，子婿都做京官，堪比“满床笏”的郭子仪。唯一有些遗憾的是，他的寿数只有65岁，略短了些，不过在古代也算说得过去了。
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十岁为神童，二十、三十为才子，四十、五十为名臣，六十为神仙，可谓全人矣。”如果把“为神仙”理解为“仙逝”的话，晏殊完全符合“全人”的标准。
红英一树春来早，独占芳时
在宋代文人中，晏殊的寿数排不进前十名，但他的“工龄”却少有地长。他14岁就成为朝廷命官，为官食禄近五十年。多少书生学子们熬白了头发，一级级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艰难地挤上仕途。而人家小小孩童晏殊，仿佛有游戏中的“通关秘籍”一般，直接就蹦到了彼岸，被皇帝宋真宗录用。
晏殊的出身并不高贵，其父晏固只是一介小吏。不过越是这样，越能增加晏殊一生中的“幸福指数”。富贵功名，如果是生来就有，也就不怎么稀罕了。由苦入甜，那份喜悦才会让人心怡神醉。
晏殊自小聪明，7岁就能写文章，被目为神童。更为幸运的是，他13岁那年，当时的工部侍郎李虚已非常欣赏晏殊的才华，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他为妻。第二年，14岁的晏殊由工部尚书张知白（和晏殊的丈人是正副职关系）举荐，得以目睹天颜，由宋真宗亲自面试。就此，晏殊得以步入青云。
晏殊的成功，当然有“贵人”（其岳父）从中相助的因素，但也不能完全说是“潜规则”。归根结底靠的还是自己的本事，如果他只是一个平庸的孩童，李虚已又怎么会看得上家世寒微的他？就算推举到皇帝驾前，当时一起接受皇帝面试的也不仅仅是晏殊这一个“神童”，他又怎么能脱颖而出，深受皇帝垂青呢？
14岁的晏殊，面对皇帝，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沉稳老练，他和几千名进士一起参加“殿试”，面对由皇帝亲自监考的大场面，面对这些比他多吃了几十年饭的“大哥哥”甚至“老爷爷”们，他丝毫不怯场。《宋史》载：“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宋真宗大喜之下，赐晏殊“同进士出身”——皇帝特别恩准他和其他进士一样，拥有“同等学力”。
小小晏殊，其成熟和老到远远超过了某些活过大半辈子的老臣，所以皇帝很放心地让他陪太子（即后来的宋仁宗）读书。然而，走到这一步，并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这样一个例子，这位神童和晏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同样处在开国不久的盛世，同样早早地被地方官举荐到朝堂，同样被派到东宫陪皇子读书，但是他却不久就被贬出京，一生坎坷多难，少年夭亡。猜到了吧？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
王勃虽然聪明，但性格倔强疏放，对皇家禁忌知之甚少，他的《檄英王鸡》一文自以为是游戏文字，却无意间带有挑拨皇室间骨肉相争的嫌疑，于是唐高宗大怒，将他逐出京城，再不录用。
当时在东宫陪太子读书的并非晏殊一人，还有一个来自福建的神童蔡伯俙。太子年幼顽皮，晏殊每每苦口婆心地规劝，而蔡伯俙却擅长献媚，事事附和太子。宫里的门槛很高，太子年幼个矮，迈起来非常费力，蔡伯俙就主动趴在地上，用后背给他垫脚。又有一次，真宗皇帝查考太子的文章，太子要晏殊代做，晏殊推辞不允，蔡伯俙却抢着当“枪手”替写文章。
后来，真宗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宋仁宗。仁宗对晏殊倍加重用，却打发蔡伯俙去当地方官。蔡伯俙不服，诘问仁宗，仁宗道：“当时朕年幼，不分良莠，现在觉得治国一定要用正直可靠的人。”蔡伯俙听了，羞惭满面，无言以对。当然，也怪蔡伯俙“生不逢时”，如果生在宋徽宗那样的时代，得以充分发挥他“谄媚惑主”的专长，说不定除了蔡京外又多了一名姓蔡的大奸臣。
看来，晏殊能一直仕途得意，也绝非偶然，他不谄不侫，忠实可靠，这是他最出色的个人品质，也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氛围。所以无论是宋真宗还是宋仁宗，都很喜欢和信任他。《宋史》载：宋真宗对晏殊十分看重，有时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就写一个小纸条派人送给晏殊进行咨询，晏殊每次回复时，都把宋真宗原稿和答奏的纸张粘在一起，以示绝无外泄遗漏之虞。这样的谨慎干练，皇帝岂有不喜欢的道理？
露滴彩旌云绕袂
晏殊一生，没有太大的波折，其间虽然也有过几次贬谪，但都不是那种“伤筋动骨”的大挫折，像唐代的李德裕、后来的苏轼那样一下子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情况，晏殊从来没有经历过。
《能改斋漫录》记载着这样一段轶事，说晏殊历任朝中要员，就算到地方上去做官，也是靠近都城的大郡，没有远离过京师。有一次，晏殊被外派到陈留（离京师仅40里）去当官，送行的酒席上，官妓轻唱的词中有“千里伤行客”一句，晏殊听后勃然大怒，愤然呵斥道：“我平生做官，没有远离过京师五百里以外的地方，什么‘千里伤行客’，说谁是‘千里伤行客’啊？”
所以，晏殊的诗词之中，少有浮沉难定、世路艰难的沧桑，罕见关河冷落、乡关何处的凄凉。据说他无日不宴，可谓“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每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晏殊家的美貌歌妓就出来唱词献艺了。而等歌妓们唱罢，晏殊就说，你们献完技艺，该我表现一下了，说罢就让人取来纸笔填词。所以晏殊的词大半为酒宴间的遣兴之作。
相当多的人“认识”晏殊，是缘于他的《珠玉词》，所以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晏殊是位温和娴雅的文士，徘徊踟蹰于小园香径之中，看“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伤怀，望“似曾相识燕归来”而慨叹。《碧鸡漫志》中称晏殊的词：“风流韫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珠玉词》的风格确实如此，但晏殊的性格却有所不同。
《四库全书》中这样评点晏殊的集子：“晏同叔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确实，晏殊的脾气其实并不好。前面讲过，一个歌妓随口唱的“千里伤行客”一词，就让他大发雷霆。而且晏殊被罢去宰相的职位，有一次就是因为乱发脾气惹的祸。
《宋史·晏殊传》中记载，有一次随皇驾去“玉清昭应宫”时，晏殊突然发现自己的笏板居然没有带，如此重要的典仪上，没有笏板怎么行？晏殊急得头上直冒汗，当那个丢三落四的仆人气喘吁吁地送来笏板时，晏殊抡起笏板就是一个嘴巴，打得那个仆人牙都掉了几颗。就因为这事，马上有大臣弹劾晏殊，罢了他的宰相之职。
有人通过此事，感慨道：宋代很重视“人权”啊，晏殊虽是宰相，但打了身份低贱的仆人，竟然也获罪削职。其实并非如此，大臣是这样告状的：“殊身任辅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体……先朝陈恕于中书榜人，即时罢黜。请正典刑，以允公议。”
意思是说，晏殊乃朝廷重臣，百官的榜样，这样暴躁是有失体统的事情，前朝（宋太宗时）有个叫陈恕的大臣，在办公场所用棍子打下人，当场革职，所以对晏殊也要治罪，以免大家议论，心中不平。
看来，并不是什么尊重人权，而是维护朝廷的礼仪，晏殊要是在自己家里，就算把仆人打得满地找牙也没有什么事，或者不是晏殊自己动手，让别人打，也没事。晏殊就因为这件事，被罢去了宰相，去了应天府（现在的河南商丘）“挂职”。
所以，晏殊的脾气是不怎么好的，所谓“词不可概人”（《蕙风词话》），也就是说不能用词的格调推测人的品性，这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晏殊这次贬谪，为时不长，不久又回到京师，重新担任宰相。晚年的晏殊，虽不再担任宰相，但皇帝特意照顾，仍赐其宰相待遇，随从、仪仗的排场上也一如既往。
晏殊最后病死于京城。晏殊病重期间，皇帝欲亲自前去看望，但晏殊多年为相，熟知内情，知道皇帝看望病危大臣时，往往随驾携带纸钱等祭品。因为多数情况下，不是病情特别严重，哪里能随便惊动皇帝？皇帝来探望时，病重大臣往往就咽气了。皇帝日理万机，夜理万姬，哪有闲工夫再重新准备祭品来吊一次丧？所以就形成了这个惯例。晏殊觉得这事很晦气，所以就谢绝了皇帝的探望。然而，65岁的晏殊还是没有再从床上下来，就此溘然长逝。
晏殊多年身居要位，门生遍布朝堂，尽是北宋的股肱之臣，其中有著名的“一韩一范”——范仲淹是百代名臣，韩琦是三朝宰相。此外，还有欧阳修、宋祁、富弼、王安石等，都出自其门下。富弼还是晏殊的女婿，和王安石都官拜宰相。所以，晏殊的小儿子晏几道才有资格骄傲地说：“今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
晏殊生前富贵、死后哀荣。宋仁宗亲自祭奠，谥其号为“元献”。然而，一生安乐的晏殊入土之后，却未得安生。晏殊的坟墓紧挨着一个叫张侍郎的坟茔，盗墓贼先偷偷挖开了张坟，只见里面的宝物琳琅满目，大喜之下，又在晏殊的坟墓上开了个盗洞，哪知费尽了力气后，晏殊的坟墓中居然没有什么宝贝，只有木胎金裹带一件还略值几个钱，盗墓贼恼怒之下，竟挥起斧头将晏殊的尸骨砍得粉碎。
难道是晏殊一生太过顺利，所以身后才有此厄？说到这里不免又想起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他也称得上是一生寿全福满，尽享荣华。但是死后也同样有军阀孙殿英来盗墓，弄得尸骨零碎难全。
当然，人死如灯灭，死后已是无知无晓，这些“磨难”，只是让生者伤怀惋惜罢了，其实于死者无涉。庄子说得好：“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终归要化为乌有的。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
晏殊的词集名为《珠玉词》，翻开后，但见温润娴雅，字字珠玑。《青箱杂记》中曾记载说：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的确如此，没见识的穷人猜想皇帝肯定是天天吃油饼，或者顿顿大鱼大肉，哪里尝过如《红楼梦》中“茄鲞”的滋味？李庆孙那个《富贵曲》，无异于刚发了笔横财的土老帽，穿金戴银地上街招摇，徒自让人笑话穷人乍富罢了。不久前，网上帖了一幅好玩的图：一个坐公交车的老哥，两手戴着四个大金镏子，右腕还外加一晶光四射的金表，评者纷纷笑话他是土包子。
所以，如果想品味富贵娴雅的格调，领略最纯粹的贵族气质，晏殊的词是不二之选。假如我们将柳永的词比做是一位风尘味十足、性感妩媚的妖冶女郎的话，那么晏殊的词就是一位端庄高贵、矜持清雅的贵族小姐。也难怪晏殊不愿意把自己的词和柳词相提并论。柳永的笔下，写起床笫之事肆无忌惮，像什么“脱罗裳、恣情无限”，并且细细摹写做爱不关灯的情景——“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菊花新》）。
从源流上来说，晏殊的词，还是属于《花间》一脉，但不用说比柳永，就算和温庭筠、冯延巳等人的词相比，晏殊的格调都要高出一筹。温、冯等人的花间词，虽然不如柳永更“下半身”，但也常常是摹写女子的心理，其中情怀，十九是离情别绪，说粗俗一点无非就是“想汉子”罢了。大凡小词，一旦拟写女子情态，往往会沾上情色意味，和男欢女爱分不开。
诗话中记载，晏殊的儿子晏几道，曾经力辩其父所写的词和男女之情无关。他曾对蒲传正（神宗时翰林学士）说：“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结果蒲传正反驳道：“‘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这难道不是妇人语吗？”晏几道白了他一眼说：“你以为词中的‘年少’是指什么？”蒲传正说：“不是指女子的情郎吗，也可以称为‘所欢’。”晏几道说：“哦，那我明白了，白居易两句诗是这样说的：‘欲留所欢（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年少）去。’”
争辩的最终结果是“传正笑而悟”，似乎是赞同了晏几道的结论，但我们理性地分析一下，晏几道的说法大有强词夺理之感，也许是蒲传正照顾他为先人讳的孝心，没有继续和他较真。翻开《珠玉词》，明写“妇人语”虽然不多，但也不是绝对找不出来，比如这一首《浣溪沙》：“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这首词中的“旧欢”，说得更为确凿，小晏恐怕再难强辩了吧。
当然，话说回来，晏殊的词中，模拟女子情态的并不很多，他虽然也有“人别后，月圆时，信迟迟。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这样读来让人感到情思婉娈的句子，但都写得十分纯净。而且，晏殊的“招牌菜”并非是这一路。“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清幽娴雅，“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淡淡感伤，才是晏殊词的主旋律。
我读《珠玉词》，常想起一首咏石榴的诗“嚼破水晶千万粒”。晏殊的词，字字婉丽优雅，确实是如珠似玉。不说“无可奈何花落去”、“落花风雨又伤春”这一类最家喻户晓的好词，就翻些“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海棠开后晓寒轻，柳絮飞时春睡重”之类的句子，也足够我们再三赏叹不已的了。
晏殊的词，美丽优雅，伴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气度，在晏殊词中体现得最为完满。晏殊词中的忧伤，就像一位非常高贵有涵养的女子，遇到悲伤的事情时并不嚎叫哭骂，她只是眉间一蹙，珠泪盈盈。此情此态，最堪怜爱。
晏殊一生衣食无忧、官高权重，应该说没有多少别的烦恼。然而，“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晏殊也留不住这似水的流年，他的称心岁月在一天天无情地消逝！
《小窗幽记》中说：“贫贱之人，一无所有，及其命终时，脱一厌字；富贵之人，无所不有，及其命终时，带一恋字；脱一厌字，如释重负；带一恋字，如担枷锁。”其实，不用等到“命终”时，富贵之人就对时光流逝、岁月无情更多一份敏感，多几分触动。
因此，晏殊不断地流露出这样的感叹：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
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
晏殊词中，类似这样的纠结萦绕其中，千丝百缠。有限的年岁，消磨于无限的光阴中，不可挽留。这是人世间无法破解的最大难题，一直到今天，虽然时光流转了千年，人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有着前人难以想象的便利，但每逢“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的时节，每遇“余花落尽青苔院”的光景，我们也会有像晏殊一样的感慨，一样的无奈。
晏殊的词，最适合带到江南三月的古镇中去读。此时，檐牙处的燕子浅浅低回，石阶边的绿痕渐渐洇上。趁着那幽幽的茶烟，翻开这一册《珠玉词》，直看到斜阳却照深深院。那一份深婉蕴藉的情致，就此沁于心中，那一份雍容优雅的气度，也长伴于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