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园里处处是驻足赏花的人，他们的脸上挂着悦色，摆出各种姿势，狂拍狂照，仿佛要与这粉嫩的花儿争妍。武大的樱花已经成为武汉一景，每年花期都游人如织。真是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好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景致，忍不住要停车坐爱樱园晚，将一切烦扰暂时抛到脑后。单是看看每张脸上挂着的悦色，也是一种享受啊，何况这天气、樱花、名校、胜景、文化、青春都交织在这春天的树下。
却不料几天过后在报上看到一条新闻——“母女穿和服在武大樱园拍照，惹众怒遭轰赶”。那穿和服的母女身份不明，但“操武汉口音”，估计不是“外国友人”，而率先声讨的小伙子，据报道是武汉大学信息学院大二学生。
似乎可以肯定，这并非一场“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矛盾的起因却是因为和服，而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而日本曾侵略过我们，这和服就是罪恶的象征。因此，这矛盾带有浓厚的“敌我”因素在里面，根子在“仇日”，情怀在“爱国”。
要不是因为这和服，一群莘莘学子断然不敢随便轰赶这“操武汉口音”的母女。学生大抵彬彬有礼，非到愤怒不已，不会如此粗鲁。再说，学生一般也惹不起社会上的人，但因为这和服，他们就敢了，人也多了势也众了，而被轰的人只好“收拾东西匆匆离开”。
一群“仇日”的学子如此见不得与日本沾边的东西，连别人穿和服拍照也要大吼：“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我真的费了大劲想不出，那些种在武大里的日本樱花树，他们竟能天天碰面不心烦，竟没有把它们统统给砍了。砍了多好啊，一了百了，别人也就不会挤到武大看樱花了，也不会有穿和服拍照的事了。
是想说“树是无辜的”吗？那人穿件和服拍照就不无辜吗？谁敢说穿和服拍照的人就是洋奴，就心怀卖国之心？如若以着装来判定爱国或是卖国，那么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平头百姓，凡穿西装者是否早就把国卖给西洋人了？将一件器物进行观念的物化，进而贴上国家民族标签，再进而衍生出对物品使用者爱国或卖国的评判，这一系列荒谬的思维，深埋在一些国人的大脑里，随时都能显露出来。
早在百年前，洋务派就突破了这种荒谬的思维。他们开矿山、修铁路、设电话、造枪炮、练新军、办学堂……剥离了国外器物身上的意识形态外衣，目的是吸收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才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早期近现代化建设。
说起来，当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就是张之洞一手创立的，目的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张之洞还十分热衷派遣游学生。而且，张之洞认为，派遣游学生“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三则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据资料显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张之洞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达数千人之多，湖北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自强学堂理应“研精器数”，理应有不少留日本学生，理应受到一点东洋之风的熏陶。
可见，武汉大学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首先要突破器物的意识形态规制，就像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首先要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围一样，要撕掉“姓资”的标签。这个标签不撕下来，推进市场经济就是天大的卖国行为；这个标签不撕下来，改革就无从下手。而且这种贴标签就像愤青派送汉奸、卖国贼一样顺手，让人分明地感受到处处都有雷区，稍不留神就会引爆。
十分遗憾，一百多年过去了，作为洋务运动的产物，武汉大学居然还有这些食古不化、狭隘到头的贴标签者，委实对不起张之洞一番心血。
这样的人不独武大有，也不独大学里有，所有企图给外国器物贴上意识形态标签的人都会做出“标签爱国主义”行为，小到见不得一件和服，大到抵制所有洋货，皆然，区别只是根据需要进行放大与缩小。
孔夫子讲过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迫别人去做。这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自己拒毒品于千里之外，却教唆别人去吸毒，那是包藏祸心。
如果人们总能“勿施于人”，世界倒也太平。世界之不太平，很多时候是“己有所欲，强施于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别人不喜欢，就强人所难，矛盾就来了。愤青有一个特点，就是强人所难，他们抵制美货、日货、法货之时，你不抵制，你就是汉奸，你就是卖国贼，你就是拿美元日元法郎的。“武大学子怒斥和服母女”就是诸多事例中的一例。
之所以“己所有欲，强施于人”，因为愤青常常觉得自己是一片好心，而此时背后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就更增加了“强施”的勇气和戾气。所以，校园学子面对社会上的人，也敢义正词严地警告——“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
倘若觉得自己喜欢的（如偶像）、热爱的（如国家）比什么都重要，自己仇恨的（如日本）、抵制的（如洋货）比什么都可恶，就更有了强迫的理由。别人不“合作”、不“配合”，“简直不是中国人”，不管用辱骂泼粪、出手打人之类的手段来“强施”都合情合理。至于对方的个人趣味审美选择、买卖洋货等于国无损的权利皆不在考虑之列。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狂热的爱国者仇日，一并连和服日货也仇视了，并且因为这种仇恨被视为“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而强求别人也一起仇日。如果人家不仇日，或者虽然仇日，但还是穿日本服、用日本货、吃日本食、看日本片，就用强迫性、攻击性的语言和行为来对待，像“不要穿和服”的劝告，已经相当温和了。不过对于男性愤青而言，日本AV似乎不在仇视之列。
一个人认定的东西可能是事实正确的，也可能是目的高尚的，但因为强迫就可能让其行为变成错误的、可耻的，自诩高尚的人也可能变成极端无耻的人。历史上，无数的人祸，往往是某些人打着高尚的旗号，号令强行、践踏权利的恶果。
因此，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甚至因强制而剥夺别人的自由权利，无论多么高尚的借口，都是值得怀疑的。理由是，再高尚的目标也要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我们爱国，就要爱那并非恶意的、穿了和服的母女，就应该尊重她们穿和服的自由与权利（因为并无法律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穿和服），否则，强迫的行为可以理解为践踏自由权利的恶行。
有些人说，武大有规定不准在樱花园穿和服拍照，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一规定，这一规定是否有法律的依据。根据“法（法律非一般规定）无禁止即许可”，武大能不能禁止别人穿和服有待商榷。如若武大的规定站不住脚，也有“己有所欲，强施于人”之嫌。
对于中国人而言，爱国经常是不怎么需要多说就知晓的，学会如何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却有很多课要补。爱国时，我们以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为前提，不粗暴强行越界，那么，爱国就会变得理性可爱起来，而不会像现在的愤青这样，用践踏同胞的自由权利来换取攻击假想之敌的爱国口号，哪怕使用外国器物是一个人的权利自由，也会被毫无理由地禁止，而且，践踏了别人的自由还觉得自己格外荣光、格外自豪。
只要稍微跟愤青有所接触的人就会发现，每个愤青的脖子上都有一条金灿灿的链子，一条时髦时尚的链子，那是相当的引人瞩目。这条漂亮的链子叫“爱国”，愤青戴着这条链子到处炫耀地拿给别人欣赏。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发乎于心，动之于情。只是我接触的很多戴着链子的愤青，对于我讲了几句不同意见的话，就动用了诅咒式的恶骂，我看到的恰恰是愤青不爱国，或者说还不懂得如何爱国。你爱国，首先是爱这个国家的主体——人，那些恨不得扒一个说了一点不同意见的同胞的皮，争食其肉的人，像暴徒一样，带着“文革”遗风，真的很令人恐怖。那些连人都尚且不爱，不会爱，还大谈爱国的人，真是太有才了。
经典的爱国愤青是一些只讲奉献，不讲获取的无我主义者。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诚然，粗粗地看，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这里的“国家”是“国家”还是“祖国”，是政权还是文化共同体。如果是指前者，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公民与政府立约构成的关系，国家首先是为它的国民服务的“服务员”，我们爱它，是因为它为我们服务得足够好。除了人民的目标与理想，国家与政权应该没有任何额外的目标与理想；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更不应该有任何额外的利益，如果有这些额外的东西，我们就有理由问，这些额外的东西是谁说的？是谁想要的？是谁得到的？是谁利用我们弄到手的？
这样看，爱国并不是一种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或者说为了自由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这个关系没有厘清，我们从何处去谈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经典的爱国愤青没有几个不是民族主义的，在愤青的身上，民族主义是内核，爱国主义是外套。内核裂爆，外套膨胀，两者常常形影相随，招摇而过，有时是很迷人的。
民族主义的极度自恋会变成一种精神病。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逃避自由》，其作者弗洛姆说过这样一番话：“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乱伦形式，偶像崇拜和精神病症。‘爱国主义’正是它的崇拜对象。显然，我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把自己民族凌驾于人性、真理和正义原则之上的态度……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抵制与不抵制法国货的激辩中，愤青们身上的种种毛病都在这句话里得到了印证。愤青们如果以这种方式去爱国，其结果不是爱而是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