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官学还有若干隶属于国子监的学校，相当于国子监的附属学校。这类学校有算学馆、俄罗斯学馆、八旗官学和觉罗学，他们以特殊方式附于国子监的学校，它们自成系统，学业由国子监兼管。
算学馆是从钦天监算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钦天监是国家天文台，以观测天象、编制日历为职责。因此，需要计算天体运行速度，预测二十四节气发生的日时，预报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发生等等。
钦天监历来有天文生在钦天监官员的带领下边观测边学习。1670年，清政府从八旗官学生中挑选满学生6人、汉军学生4人在钦天监学习算学。后来将钦天监算学生拨出，于1713年在畅春园设立算学馆，仍派八旗官学生学习算学。
1739年将算学馆划归国子监，仍在畅春园，称为国子监算学馆。1745年，准许钦天监派天文生24人交算学馆代培，称为“附学肄业”。此后，算学馆确定学生数额为：满洲八旗官生12名，蒙古八旗官生6名，汉军八旗官生6名，均由考试录取；汉人12名，由国子监会同算学馆教官考试录取。
算学馆学制为5年，前三年学习《御制数理精蕴》，分线部、面部和体部，每部限学一年，后两年学《七政》。
《七政》，原本指北斗七星以及北斗七星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的运行关系。将其推广到人道，《七政》则包括了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即天象与四季的确定，各种天文现象以及在地域的表现。
人道《七政》还将天文现象与人间治乱联系在一起，通过天人感应学说把自然灾异和天体祥瑞等与施政之良善联系起来，用以推测人心的向背。算学生毕业后由吏部安排就职。
俄罗斯学馆是为在华留学的俄国人设立的学校。《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往来渐多，不断有俄人来华留学。
1728年，俄罗斯官方正式派遣其陪臣子弟鲁喀、佛多德、宜畹、喀喇西木、米海拉等到京，要求在华学习，雍正帝批准在会同馆设学。会同馆是礼部属下的机构，主管接待外宾、翻译外国贡书。会同馆懂俄语的官员充任俄人教师。其后每10年派遣一批俄国留学生来华，换回学成者。此外，俄国东正教传道团亦每10年派人来华留学。
1741年，清政府在国子监设俄罗斯学馆，从汉、满助教中选二人专门教授俄国留学生。俄国留学生在华学习语言、“四书”、“五经”、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对俄国了解中华文化和清朝国情起到重要作用。
八旗官学和觉罗学也是国子监的附属学校，但这两个学校的自身体系相对完整，八旗官学更是如此。
八旗官学是专门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学校。清顺治时期，清政府在京师八旗驻防地，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派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由此，八旗官学建立。
清政府规定，八旗子弟每10天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演射5天一次。其训练方法，较国子监普通学生为严。八旗官学学生的学习内容有骑射、经书、时文、翻译等，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科举及考取监生逐渐获得官职，或直接考取笔帖式、中书等官职。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八旗官学达于极盛。
八旗官学在起初设立的时候就明文规定：八旗官学生，由八旗选择俊秀子弟咨送，由国子监祭酒等挑取18岁以下者记名补进。1645年9月，顺治皇帝下诏增加官学生员额：每佐领佐领各取官学生1名，以10名习汉书，余习满书。
由于一些旗人不肯习武，专尚读书，故顺治皇帝于1656年又下谕限定读书者名额，余俱令习武。顺治帝在诏书中强调：
文武乃治天下之极要，不可偏向。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尔部酌量，每佐领下应读满汉书几名，更定具奏。凡部院考用者，俱照额定读书子弟内选用考试，额外私自读书者，部院不准选用考试！
诏书中的“尔部”指的是礼部。这年礼部规定：满洲、蒙古、汉军，前经题明，每佐领止留一人读书。满洲、蒙古官学生不往外省做官，只许在部院衙门选用。且奉恩诏：满洲、蒙古三品官以上，荫一子入监，遇部院衙门考用之时，此等亦可选用。
在礼部的规定中，对于汉族军官的学生，则采取内外并用的办法，在每佐领一人外再添一人，其考试生员、举人、进士及部院衙门选用，俱应额定人数，额外私自读书者不准考选。
八旗以骑射为本，为了维持民族之间的和平，清代政府仍然极其重视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重视骑射，因此对国子监汉贡监生不学武事则可，而八旗官学生不学武事则断不可。于是，定例八旗官学生员额，每牛录不得过几人。且私自读书者不准应科举，不给予出路。只有进入八旗官学的读书人，才为官方和社会所承认。
八旗官学生在清初就有做官资格，但满、蒙学生“不往外省做官，止许在部院衙门选用”，而汉军官学生则“内外并用”。据《钦定国子监志》记载，在1652年之前，笔贴式旧例由官学生库使补授。1652年规定，举人、生员亦得选补，1657年吏部题准：
各部院笔贴式有缺，止用官学生补授。盖满、蒙、汉军举人、生员，国初有更重要的职务让他们做，故官学生专做笔贴式。
笔贴式在清初升迁极快，不数年而飞黄腾达者很多。这也是八旗官学生学习文、武各科的动力之一。八旗官学生的员额是与出路相联系的，在此出路决定了员额。
不久，由于蒙古官学生补用缺少，议定每两牛录选一名官学生。又因此时八旗停科举之例，汉军官学生也不应试，于是减少汉族军官学生员额为每牛录1人。这都说明了出路与员额合一，由出路确定员额的情况。
1662年，清政府再次下谕，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同时，“只许武官及甲兵子弟开送，文官子弟不准开送”。这是顺治帝逝世之后辅政四大臣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作出的决定。四大臣皆战功赫赫，为清政府立了汗马功劳。他们看不起“无寸箭之功”的八旗文官，以至于排挤文官，优遇武官，不准文官子弟入八旗官学。
到了清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改变了上述不合理制度，据《清会典》卷84《八旗都统》记载，不论文武官员子弟，皆“令本佐领将可学之人移送本监教习”。这表明康熙皇帝的汉化思想。
在当时，做八旗官学的学生是通往仕途的一道桥梁，大家皆争取入学，佐领看在与一些人的特殊关系上，顾及面子，常不顾其素质，滥取滥送八旗官学生。
这一弊端，在清雍正时期的1723年经国子监主管监务的司业博礼条奏，为吏部与皇帝所知。博礼得到的复准文中写道：
应于该佐领下，无论官兵子弟，不许瞻徇情面。择其资性颖秀，可以读书上进者一人，著参领、佐领保送都统验看。
于是，佐领可以保送八旗官学生的权力受到了限制，选择官学生必须经过参领、都统两道关卡的准许，才能入学，从而保证了官学生的素质。
1727年，吏部议准每旗额定八旗官学生：满洲60人，蒙古、汉军各20人，满洲额内以30人在满洲书房习满文，30人习汉文，凡有学生缺数，不必拘定佐领，可以选拔聪明俊秀子弟，申送本旗都统验看，交国子监当堂考录。
这一规定，使八旗官学生的录取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以佐领为单位录取的旧例被以旗为单位录取的新例所替代，同时取消了佐领选送官学生的权力，由各旗都统验看聪明子弟入学。提高了所录取八旗官学生的整体水平，有利于教学，有利于整个满族民族素质的提高。这是八旗官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下五旗包衣，原来是不准做官学生的。1768年奏准：每旗各添设下五旗包衣官学生10名，满洲6名，蒙古2名，汉军2名，但不给钱粮。这就是说，从此开始，除八旗各100名官学生外，又有下五旗包衣生50名，于是八旗官学的学生总额为850名。此永为定制。
1769年奏准：官学生已考取中书、笔贴式、库使等官，已经有出路者，不宜在学继续读书，应退学并将其缺由另行挑取的新生补足员额。
清道光时期，道光皇帝诏令，如果八旗官学生已经考取了举人，就不得留校占据名额，应归于铨选，便于录取新的八旗子弟入学。在这种情况下，包衣学生可借补额缺。
至于八旗官学的考试制度，1651年规定，八旗官学学生参加乡试，但单独命题，只考一日，内容要简单得多。这标志着八旗官学开始纳入科举制度的轨道。1687年，令八旗官学生同汉人一起同时、同地、同卷参加乡试，使八旗官学更进一步融于全国普通教育之中。1813年，将驻防京师八旗所属官学学生原来必须到顺天府参加乡试的规定，改为参加驻防省份的乡试，使八旗官学的特殊性进一步减少。但清代八旗官生参加乡试和会试始终单立名额、自为一榜，使之与普通学校一直保持区别。
清代八旗官学生的录取手续是：10岁以上、18岁以下的八旗平民子弟，经该旗都统同意后，用印文咨送国子监，八旗助教带领这些弟子上堂，当堂考验翻译、作文、背书等科目。
清光绪时期，还采取了照顾贫寒子弟、准予转学、供给早点等措施，都颇有益于八旗官学事业的发展。
觉罗学是清初为皇族子孙设立的官办学堂，创立于1729年，满洲八旗各设一学，总称“八旗觉罗学”，隶属于宗人府。
觉罗学额设总理王公8人、副管16人，掌管学务；稽查觉罗学京堂官8人，轮流稽查本翼四学课程；清书教习15人、骑射教习8人、汉书教习15人，分掌清书、骑射、汉书的教授。
觉罗学学生从8岁以上、13岁以下的觉罗子弟中挑补。并定有额数：镶黄旗61名，正黄旗36名，正白旗、正红旗各40名，镶白旗15名，镶红旗64名，正蓝旗39名，镶蓝旗45名。在学学生，每人每月给银3两、米3斗及纸张笔墨，并且冬天给炭、夏天给冰，待遇优厚。
凡觉罗学学生均读书习射，满汉文字兼学，每年春、秋考试两次，每3年钦派大臣会同宗人府考试一次，其优者记名奖劝，次者留学教训，劣者黜退。学生学成之后，与旗人一同应岁科考试及乡试、会试，并可考用中书、笔帖式、库使等官。
觉罗学在清末与八旗官学一起改并为中、小学堂，均由管学大臣管理。1908年改设八旗高等学堂，及左右翼高等小学堂、初级小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