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忍者为王，成于有形
善忍之人，往往忍于无形，成于有形。缺乏忍耐力是人类的弱点之一，人欲提高忍耐力并非一件易事，否则，就没有“忍者为王”之说。善忍与不善忍，其结局差别甚大。
有些人让领导批评指责总是感到气愤或伤心，而有些人却心平如镜，又表现出让领导满意的效果。前者属于不善忍之人，后者属于善忍之人。
“忍”字头上一把利刀，既说明忍困难，又说明忍的重要。善忍者，喜忧随人，得意一生；不善忍者，“心口”时时与锋刀相对，祸灾罩于有形和无形之间。
很多人由于不善忍，结果毁灭了自己的一生。于是有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有关忍耐的哲理。
请你记住：能善忍人所不能忍，方能为人不能为。
很多人都明白忍耐的重要性，在家里墙上挂着“忍”字，甚至在手上刻着“忍”字，然而，由于他没有掌握忍耐的方法和技巧，始终无法成为“善忍者”，在关键时刻还是忍耐不了。
和珅是善忍之人，“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比如：有一年新年刚过，乾隆坐在假山的南面，背着太阳，在那里吃着南瓜子，和珅把他嗑过的南瓜子壳一个一个从嘴边接下放在盘子里。乾隆极讲养生之道，每到冬天都要学白居易脊背向日，叩齿吞津，虽然没有哪一个帝王不好色，乾隆亦多风流但绝不耽于淫乐。
他却已有些老态，嗑着瓜子，嘴角流出涎水来，和珅不时地为他擦下，接着他吐出的瓜子皮。
这在常人眼里，是很难做到的，但和珅却乐此不彼，不厌其烦，恭恭敬敬。梁启超说：“若和珅意志与忍耐力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深明忍耐的困难性，于是说了这样一句醒世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的本意是想让人们明白忍耐的困难性和重要性。总结和珅的一生，其忍耐之术给我们以重要启迪，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目的。确立忍耐的目的一是为了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二是为了避灾挡祸，顺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2．不断加强信心。自叹过去不忍耐的原因是还未确立明确目的；相信自己确立目的后，能忍耐任何一切；蔑视“忍耐困难论”，暗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忍耐。
3．提高想像力。经常假设遇到各种困难、挫折或被人辱骂、受委屈等等，然后找出对付的方法，并自言自语地说：“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让我大发雷霆、冲动暴怒或颓废、自卑、自弃的了。”
4．自我满足。忍耐是意志的磨炼，是智慧的体现，不忍耐是不明智的；忍耐不是屈服，不是甘为人奴，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每当成功地实现一次忍耐时，就自我庆祝一番——我离奋斗目标的距离又近了一步，我应为自己送上一点礼物。恭喜、恭喜也！
5．增强忍耐的力量。倘若能把忍耐变为习惯，并运用自如，即使有所谓恐怖这个大敌，也能平静地、勇敢地将之驱逐出身体。所以，平时要多一点请求别人提缺点和不足，多一点在实践中磨炼自己的忍耐力，以便真正增强忍耐的力量。
4．巧妙周旋，敢入虎穴
班超出使西域，到楼兰，遭受冷遇。
在一次酒宴，班超怒激部属：
“今你我陷此绝域，倘不作谋，恐楼兰王翻脸拘捕我们，转献给匈奴使者……”
随军的部属皆异口同声说：
“现在我们都身处危急存亡之地，愿意服从命令。”
班超接着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是夜三更，班超部属已定，遂领着其余的二十几名吏士，每人手执兵器、弓弩，隐藏于各个敌舍的门外。等一切布置好了，班超立刻燃起一把火，顺着风势纵火烧敌。
这时，先前潜伏的十个人，看到火光，不敢怠慢，握起拳大力击鼓，鼓声大作，和着四起的喊声，响彻云霄。敌人果然惊慌失措，被烈火烧死的烧死，想冲出营舍的，也一个个被击杀，无人幸存。
从此，楼兰对汉朝不敢再做敌意，重新臣服于汉。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经历风险，又如何能采到天然燕窝。班超可谓一位大智大勇之人。和珅是一位精明过人的圆融之士，既敢入虎穴，又敢巧妙斗虎，只不过，他是加了保险系数的。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撒拉旗、回族人民在苏四十三的领导下起义。苏四十三是甘肃循化撒拉族伊斯兰教新教的首领。当时因清朝延用宗教纠纷、重用旧教派首领对这个地区进行残酷镇压，再加上吏治腐败，贪官污吏满天飞，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很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四十三登高一呼，民众纷纷响应，随即聚众起义，杀死旧教派首领、大地主韩三十八，很快攻占河州（今甘肃临夏），不久就渡过洮河，直逼兰州西关，声威甚盛。乾隆帝闻奏，立刻派驸马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等率领军队前去剿灭。大兵出发之后，乾隆帝觉得这是和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就命他为钦差大臣，偕同大学士阿桂前去督师，负责前线指挥事宜。弘历的这番安排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知道，苏四十三等人的造反规模不大，所派出的几支军队都是训练有素的劲旅，和珅虽无军事才能，此次作战也不会有很大的闪失。再加上同时派出了久经沙场、很有谋略的阿桂，此行更是万无一失。这样和珅就一定会借光立功的。
和珅和阿桂一起动身，不料阿桂在途中突然患了伤风感冒，身体不佳无法日夜兼程，只好让和珅先行。和珅虽内心空虚，但也厚不下脸皮说自己不懂军事，只得壮着胆子前行。等和珅到达前线时，海兰察已经与造反的队伍开战并取得了胜利。这时，起义军退守到一个大山梁山，清军远离山梁下寨，两军迎相对峙。
和珅见打了胜仗，胆子立刻壮起来，便急于求成，兵分四路，进攻义军。但打仗不是儿戏，盲目指挥就要败兵。结果清军大败而归，和珅一筹莫展，只好等阿桂到来。
几天后，阿桂来到军营，众将见礼后即纷纷离去。阿桂是名威望重的老将，此次前来的将领多数曾经是他的部下。阿桂又出身名门，部署起来有条不紊，滴水不漏。常言说的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阿桂未到，士气颓靡，人人丧气。阿桂一到，士气立刻就振作起来了，将官们个个精神抖擞、磨拳擦掌，纷纷请求出战。
和珅先行至军，没能取胜，反而由于指挥失误打了败仗，暴露了和珅毫无军事才干的本相。但他毕竟到过前线，没有功劳亦有苦劳，没能因此邀功却给别人留下了舍身之勇的假名。
5．不拘旧规，变更成法
“墨守成规”往往更快地导致事情的失败。对新事物要敢于尝试，敢于发展，并且要不断努力地发现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和珅在他当政的20多年中，在乾隆帝的承允下，对清朝前期所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成法都一一做了系列的更改，可惜某些具体做法，现已无文件可考证，原由是在和珅伏法后，许多的原始档案都被销毁，成了无凭无据了，关于这一点，在嘉庆帝的上谕中就有所反映。
嘉庆十九年（1814年）五月，国史馆进呈和珅列传时，嘉庆帝看过后非常生气，他在上谕中说：“和珅逮问伏法，迄今已越十五年，始将列传纂进，大觉迟缓，迨详加披阅，其自乾隆三十四年袭官，以至嘉庆四年褫职，三十年间但将官阶履历挨次编辑，篇幅寥寥，至伊和生事实全未查载，惟将逮问之后各谕旨详加叙述，是何居心不可问矣。”亦即和珅死后不久，有关他生平事迹的史料被有意删除殆尽了，并没有载入史册，以至他个人传记也是非常简略。和珅更改成法的内容主要以下几点：
（一）在政治方面，和珅利用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职务，以乾隆皇帝作为后台，先后对内阁、六部以及军机处等衙门进行了改造，并对一些成例进行更张。正如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洪亮吉所说：“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屏除。”这就是说，和珅对当时国家机关的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变，以至他伏法后，哪些是成例，哪些是他改动的，都弄不清楚了，甚至到嘉庆帝亲政多年后也没有完全“摒除”，有的依然实行着。
和珅初政时，老臣阿桂任首席军机大臣，因此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当阿桂一死，他便升任为首辅，独霸军机处。首先在用人上作了变动，他规定：军机处的章京不设具体定额，“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即连皇上都不知道什么人在军机处办事，什么人离开了军机处。这样和珅就可以选用他的私人，把军机处办成了一个“和家班子”。和珅还将朝臣以前可以把奏章直送御前，皇上亲拆亲阅的传统做法，改为“凡有奏折令个副本关会军机处”。即必须把奏折一式二份，正本送给皇上，副本则要交送军机处，说白了就是交给他和珅。这样，和珅便把朝臣上奏言事渠道控制了，谁人还敢举发、弹劾他呢？又，和珅还规定，凡是各级官员、外国朝贡使臣向皇上进贡物品，都要事先向他打招呼，准进与否要由他来决定，这样他便可从中渔利，上下插手。
台谏之臣是皇帝的耳目喉舌，对各级官员有监督、弹劾的权力。和珅为了使他们“缄默不言，免于纠劾”，便来了个双管齐下：一方面他拉拢一些御史，为己所用；另一方面他又规定今后再有御史出缺，一律要提名60岁以上的“年老平庸之司员”充任。这些圆滑的老官僚，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升迁和禄位，谁还敢多嘴多舌地说三道四呢！舆论的渠道就这样被他控制了。
（二）在经济方面，和珅更改了许多成例，而最主要是在军机处内设立“密记处”，实行议罪银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多向下属官员搜刮，增加皇室收入。
议罪银也叫“罚银”、“罚款”、“罚项”、“自行议罚银”等。它是产生在乾隆后期的一种旨在增加皇帝个人收入的特殊的财政制度。正如御史尹壮图所说：“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款代罪。”从目前尚能找到的资料，特别是专门记载议罪银的档案——《密记档》来看，议罪银制度大约开始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此时正是和珅官运亨通，掌管户部、吏部与内务府三库等国家财政大权的时期。这项制度一直到乾隆帝驾崩（嘉庆四年初）才告终止。
议罪银与清初以来罚银不同。罚银亦叫罚俸，我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着这种制度，大约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清朝入关以前就开始开实行这种制度，是对犯有过失官员的一种行政处分。清朝前期，罚俸数额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至一年、二年等等。到乾隆统治时期，个别人有罚俸四年的。例如，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字晓岚）在充任覆校时，因发生文津阁《四库全书》古烈女传尧二女颂内祜，误为祜安；遵旨积算有五字错误者，……罚俸一个月。罚俸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所得银两亦归户部封存；而议罪银是秘密进行的，它是皇上借机叫臣下，尤其总督、巡抚和布政使等地方高级官吏以及掌管盐政、织造和内务府的官员，包括一些富裕商人，如皇商、盐商和参商等自行认罪纳银的制度。它由军机处所属密记处负责，罚得款项由内务府各库收存，以备皇帝个人需用。长期以来由于议罪银不是公开进行的，且它只在乾隆晚期实行了一阵子，故人们对议罪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不甚了解，常常把罚俸与议罪银混为一谈。
议罪银并不是如乾隆皇帝所说是一种非正式的罚银，“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它是一种精心策划的，长期实行的罚款制度。
和珅与议罪银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有密切关系。他是议罪银制度制定的主要倡议者，又是该制度付诸实施的负责人。正如牟润孙先生所说：“这种自行议罪银做法极可能是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任户部尚书后，替弘历策划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实行起来。”乾隆帝之所以采纳和珅的建议，是因为此时他极需要新辟财源，以弥补其巨大的开销。和珅也就是在这时开始高官连迁，势焰薰天。他于这一年当上了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和内务府大臣，使他几乎终生主要是处理财政事务，与钱打交道。
和珅在建立“密记处”及实行议罪银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从现存的《密记档》中就可以反映出来。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和珅在上奏中说：“臣等遵旨将各关例应交纳并裁革陋规以及寓例等项银两删除不入外，今将各员自行议罪、认罚各项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嗣后遵此办理，按委具奏。”从这些话中可以得知，和珅是有关议罪银事宜的负责人。他大概每隔一年，至多半年，要向乾隆帝汇报一次工作，并列有“清单”呈乾隆帝御览。这从同年六月初一日的另一件奏折中反映得更为清楚。“臣和珅、臣福康安遵旨查办各处关税应银两，并自行议罪银两各折，自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十三日查明奏后，陆续存记之案，统计二十七件，现已解到二件，已交尚未完全者十三件，未解到者七件，交往浙江海塘工程备用者五件，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所有稽久未经纳者，除臣等别行查催外，为此谨奏。”像这样的奏报，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乾隆六十年（1759年）闰二月十一日等奏折中也有记载。
和珅还承担着议罪银代奏的任务。因为在清朝时不是所有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折的。按规定，“在京宗室王公，文职京堂以上……在外各省，文职按察使以上”，才有资格上奏。“凡在京例不准递奏折人员，如特旨派往外省查办事件，及任学政、织造、关监督理头工作科道及抽查者，亦得递奏折。”既使是有权上奏的官员，在个别情况下也须由其他大臣代奏。例如，和珅就利用其特殊身分为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主事）、浙江巡抚福崧、直隶总督刘峨、直隶巡抚梁□、闽浙总督雅得、布政使李天培、郑源璹、内务府总管品级休致长芦盐政西宁、董椿、苏州织造全德（此人后来又担任两淮盐政）等代奏过自行议罪银，是所有为人代奏议罪银大臣中最多的一个，可见他在议罪银制度中是起到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