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是通过“密记处”来处理有关议罪银事宜的。因为议罪银是非公开的，所以“密记处”也是秘密设置的，它统属于军机处，其负责人皆由满人充任，但在清朝《吏部则例》中找不到有关这一衙门的任何记载。可是这一机构又千真万确存在着，目前保存的《密记档》中“前件交密记处领讫”、“交密记处库使德楞额领讫等”记载就是明显的证明。密记处工作人员除库使外，还设有若干笔帖式。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一件《密记档》中有这样的记载：“四月十六日，片一件，广储司银库呈报三月份收过明兴议罪银一万两，交密记处笔帖式和宁领讫。”和珅曾指示属下人员，“所有密记银两交圆明园、广储司、造办处银库。嗣后将收到何项银两，数目若干，并收到日期，按月呈报军机处，以备查核汇奏。”这里的“按月呈报军机处”，实际上就是呈报军机处属下的日常办事机构密记处。按照和珅的要求，不管内务府三库是否收到何等银两，都必须按要求，每月均要向各密记处呈报在案。
乾隆后期，议罪银制度一直不间断地实行着，仅从现存在《密记档》统计，在短短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
正因为和珅在议罪银制度实施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荣辱和认罚或不认罚的大事，所以不少官僚要向他献媚取宠。正如嘉庆帝所说：“当和珅势焰薰天之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多有阿附取容者。”这些人中即使有被罚议罪银的，也不敢表现一丝一毫的怨气，反而要感谢他的。例如内务府总管西宁，为了交议罪银而变卖了家产，并写信给和珅表示感谢。信中说：“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指和珅）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谨呈。”
议罪银就是官员有过失或皇帝认为其犯有过失者，均须交钱，“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皇上认为某人有油水可榨，就可以给个罪名叫他出钱；皇上不想严惩某人，即使犯了“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肯多交银子，照样允许“赎罪”。反之，如果皇上想整治你，交多少钱也不行。
议罪银的形式多是采取官员“自行议罪缴纳”的形式。缴纳的钱数一般也是有规律的，大致以职位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少、官职的肥缺而定。如果臣下想对皇上表示“忠心”，往往就“自愿”从重交银。交议罪银最多的往往是那些负责财政经济方面的官员。据目前保存的《密记档》可知，缴纳议罪银最少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某，只交议罪银1550两；其次是原任郎中舒成之子松筠，交议罪银5000两；交议罪银最多是两淮盐政全德，一次就交纳白银38．4万两；其他多少不等。如：（1）巴延三因辖区内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而情愿交自行议罪银8万两；（2）西宁因“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而情愿交自行议罪银8万两；（3）李天培因“遣犯脱逃，重囚办监毙”的罪名，而交议罪银4万两；（4）伊龄阿因参窦光鼐不实，自认“错谬”，而交议罪银3万两；（5）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之事而交议罪银3万两；（6）特成额因失察汉阳县民人余方得自缢一案，而交自行议罪银2万两；（7）郑源璹因承审谭体元控案不实，情愿交议罪银3万两；（8）毕沅因牵涉勒尔谨、王宜望等贪污案，而缴自行议罪银3万两，另罚养廉银2万两；（9）李质颖因关税短少而缴自行议罪银17万两；（10）范清济（皇商）因拖欠额铜数十万斤，而“自议交银8万两”；（11）文绶自议缴银8万两；（12）尚安自行交议罪银4万两；（13）福崧自交议罪银20万两；（14）姚成烈自交议罪银3万两；（15）富纲自行交议罪银2万两……不一而足，在当时来说，这些事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但皇上想罚你，你就得乖乖拿出钱来。
据初步统计，当时每年大约罚议罪银五起左右，罚银近30万两。这一笔钱的85％上缴内务府各库，供皇帝个人享用，只有15％左右奉旨解往户部或地方工程备用。
议罪银的实施加剧了乾隆后期贪污的盛行和吏制的腐败。议罪银给贪污大开了方便之门，是官吏贪污的一个遁词。正如当时的御史尹壮图所说：“近有严罚示惩而不觉反邻于姑终者，如督抚自蹈愆尤，皇上不即罢斥，仅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自请若干万两者……其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失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到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从这里可以得知，乾隆后期贪污案件层出不穷、越惩越多是与议罪银的实施有一定关系的。乾隆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尹壮图虑有此等情弊，奏请将罚银之例，永远停止，固属不为无见……。督抚中或有味良负恩之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做助，而属员亦借此敛派，以为逢迎之地。此等情弊，不能保其必无。”
自行议罪银的实施不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许多官吏和商人受到很大打击，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以致加深了社会危机和不安定的因素。
此外，和珅对内务府的一些成例也作了不少改动。如，他对于内务府关于分府庄头的规定，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的关系等都作了更张。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曾提出所有分府庄头由王府自行办理，内务府以后不再办理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又建议乾隆帝把本来不同的投充庄头与“老圈”庄头（即清入关初清圈地时的庄头），“均照下圈地家奴一体办理。”
（三）在文化方面，和珅获宠之后，除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外，主要是参与文化方面的事情，并积极鼓动乾隆帝在文化方面进行更张。他不仅担任了多种大型书籍的编纂负责人，而且经常参与科举考试工作，充任主考官。他主张对读书的知识分子严格控制，对不满现实的人要严厉打击。他经常“苛责诸士子”。乾隆中后期文网严密，文字狱叠兴，是与和珅有很大关系的。和珅直接参与限制、打击知识分子的一些事情。正如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所说：“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予文字之役……坤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则妄摘瑕疵，以指甲深划之。”和珅在推行乾隆帝的文化专制政策上是不遗余力、变本加厉的。有人认为，《红楼梦》等书所以能公开发行，就是由于他推荐给乾隆帝首肯后，找人修改，并且指令高鹗等人按他的意旨续补了后四十回。
除此之外，和珅在文化方面也作了许多手脚。乾隆五十六年，在辟雍（国子监）刻石经。和珅任正总裁，另有总裁8人，其中彭元瑞任校勘，并授命编撰《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日：‘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已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由此可见，和珅的气量何其狭小，嫉贤妒能，别人得到皇上褒奖，他心里就不舒服，千方百计进行诋毁和诽谤，以达到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目的。
穷则变，变则通。我们也应看到通过和珅的改革，当时的清王朝才逐渐摆脱了财政等方面的危机，为乾隆分忧解难，充实了国库。
6．勤敏练达，招财进宝
贫富差距自古就有，同样的出身，同样的环境，最后身世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人的头脑。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永远只能停滞不前；勤敏练达，头脑灵活，才能招财进宝。
和珅是一个头脑灵活的人。他聪明干练，办事机警，还表现在他敛财有术、生财有道。在20多年内，他能积累起那么多的财富，应该说是与他善于理财和敛财分不开的。
和珅敛财的方法和途径主要有三种：
1．窃取：和珅一手独揽了政府和皇家财政的主管权。他利用乾隆帝的信任和重用，拼命地向地方官吏和富商大贾要钱，当然这沉重的负担最后还是要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他在经济方面采取“变更”成例的措施，主要是为了增加皇上个人的收入，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更方便地窃取。
2．纳贿：和珅经常利用职权，任用私人，把一些有实权、好捞钱的差使分给他的党羽和亲信，然后再让他们以各种名义，采用不同形式回报自己，有时一次就纳贿几万或几十万两。例如，肃亲王永锡为了能承袭其叔缊住之王位，竟把自己坐落在前门外的两座商业用铺面房拱手给了和珅。
3．营私：和珅在给皇上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对自己的财富积累也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到处捞钱，变尽方法攫取社会财富和吮吸百姓的膏血。他平日不仅注意开源，也十分注意节流。除了他的妻子儿女等少数人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外，他对家中使女、奴仆和一般佣人都十分苛刻，有的人每天只给少量稀粥，根本不让吃饱。他家进出的银两，除了委派少数管家负责外，有时他还亲自称量、过目。他家的账本与现金分开保管。其中保管账本的专门有四个不识字的使女，每年由专人核对一次。昭闷在《啸亭杂录》中曾作了如下记载：“和相则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这里不还可以看出和珅治家的办法，他家的各项支出，也多不发他的“私财”，而“由下官承办”。其次，他家一次劳务工作，也是尽量找不用花钱的人来承担，仅步军统领衙门在他家服役的官兵，有时竟达千人以上。
和珅敛财的办法多、路子广，在整个清朝官吏中也是罕见的。他不但疯狂掠夺、占有大量土地，收取高额地租，而且还在京内外购置大量房屋，出租收取高额房租；他还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同时他也从事工商业活动，经营范围非常广泛，只要能赚钱，他几乎什么都干。他家开当铺、鞍□铺、粮食铺和酒店、杠房，并在京西门头沟一带开办煤窑等。此外，他家还拥有80辆大马车，长年从事运输业。因身份和地位的原因，他往往并不一定亲自出面经营，而是身居幕后进行操纵，成为后台老板，出面办事的往往是他的管家和长随，如刘全、呼什图和马八十三等人。再有，和珅还利用他家的婚丧嫁娶之事，索取他人财物。
和珅的财源主要有：
（1）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是和珅家的重要财源。和珅拥有大量土地，世传他家有地“八千顷”（80万亩）。因在官书中没有记载准确数字，所以很难确定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据清朝有关档案记载，和珅家拥有“取租地共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两者相差比较悬殊，但档案中记载的仅是“取租地”，如果加上和珅的庄园（旗庄）和他家的非出租土地，肯定不止这些。
和珅家土地虽遍布各地，区域很广，但主要集中在直隶（今河北省）、热河、奉天（今辽宁）以及京津地区。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包括清苑、蠡县、定县、完县、雄县、容城、定兴和安肃等；北京东部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宝坻、任邱、静县、文安县、蓟州、清河、大成、霸州等；北京地区主要包括大兴、宛平、通州、昌平、顺义和平谷等。此外，在承德附近的墙子路、古北口等，东北奉天的锦州地区也有一些土地。例如，他在安肃等县有土地72项，共有土地766顷70亩7分1厘，共值价银118065．12两，价钱3800吊，每年取租银2546两，取租钱26926吊728文；他在蓟州地方有地19项，按契载共地117顷64亩7分3厘，共值价银28922．4两，每年共取租钱3519吊；古北口等处有地3项，按契载共地382顷，共值价银6850两，每年共取租银952．4两。这三个地区的土地加在一起，共计有94项，1266顷35亩4分4厘，共值价银153837．52两，价钱3800吊，每年共取租银3498．4两，取租钱30435吊728文。
（2）占有大批房产、出租房屋，是和珅的另一个重大财源。在直隶新城的白沟河地方，和珅开有一座恒兴当铺，共建有砖瓦房28间。
和珅在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除有庆堆房一座外，尚有出租房六所，其中有坐落在西街路南万通店一所，又该街路北新盛店房一所、又坐落新街开杠房一所、又坐落东大街路南空闲房一所，另有铺面房一所、又坐落北街路西北磁器铺房一所、又坐落北关竹子厂开玉成小店房一所。又，他在涿州等地有取租房279间。
和珅在直隶三河、蓟州、昌平、宛平、密云、顺义、文安、容城、天津、静海、交河、青县和安肃、大城、新城及易州等地的分镇中，尚有不少零散房屋，有的房屋是和他家的土地一起租给佃户居住的。和珅在蓟州的新坟茔周围也盖有多处住房，供他家看坟人居住。
这些房屋的来源渠道很多，有乾隆皇帝赏赐的，有的是花钱典买的，有的是他主持修建的，有的是靠坑、讹、拐、骗得到的，也有的是为别人帮忙得到的报酬。甚至连皇子永锡为了能承袭肃亲王的爵位，也要走和珅的后门，把自己在前门外两所铺面房送给了他。
（3）放高利贷，从事典当业，获取暴利，也是和珅敛财的重要手段。什么行业赚钱，就从事什么行业，这是和珅的原则。仁义、道德在和珅眼里都一文不值。正如兵书上所说：兵出诡道，也就是不择手段的意思。
放债取息与开当铺、银号、钱店都是属于高利贷的范畴。高利贷本来是伴随着人类私有制的出现，特别是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作为社会交换和金融流通的中介手段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货币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以金钱作为主要计算单位、借贷关系和典当关系便日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变时期，社会经济比以前有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同时，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也进一步加强，封建剥削更加残酷，贫富分化的速度也更快。因此，借贷、典当业的作用也更加重要，发展很快，十分活跃。
和珅本着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的原则，大力从事放债、开当铺、银号和钱店等高利贷剥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