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是水浒的另一个感人至深的情节。关键时刻,雷横的前同事现上司朱仝以自己的权利,私下里放了雷横,将这道梁子自己杠了。而插翅虎雷横,也只能上梁山发展了。
6.5林冲休妻与杨雄娶二婚女
林冲休妻的时代背景
水浒书中写男女家事的地方,集中在五个人身上,林冲与张娘子,武大郎与潘金莲,杨雄与潘巧云,宋江与阎婆惜,卢俊义与贾夫人,别的都一笔带过或者没怎么写男女之事。张青与孙二娘,孙新与顾大娘,算是施耐庵心中难得的模范夫妻,但基本没交代他们两家的夫妇生活,两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像母老虎,连是否有孩子都没交代。秦明、李应、花荣、徐宁、孙立倒是都有家室,但基本也没写具体。王英与扈三娘,是在梁山结为夫妻的,本来可以也应该好好写一笔,但施耐庵心中自有块磊,愣是不写这对世上最不般配的夫妻的生活。
其实,就是写的五对夫妻,也基本上没有好着落。林冲与张娘子是恩爱的,但在错误的时间撞到了高衙内,又在错误的地点闯了白虎堂,结果演绎了一段夫发配妻郁死的悲惨剧,是悲得不能再悲的悲剧,多少人读水浒都难禁泪水。武大郎与潘金莲,是一种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婚姻版本,天下外相丑陋的地方,武大基本都有了,而女人外相上最美的地方,潘金莲基本上也都有了。这桩错误婚姻版本,更重要的是为武松做的英雄铺垫。杨雄与潘巧云(为什么两个不好的女人都姓潘呢,估计施耐庵与姓潘的有些过节。)则是女因为寂寞而旧情复燃出轨,最后情致被杀的版本。潘巧云真正的是否出轨其实并不重要,其衬托的是石秀与杨雄的手足情谊。宋江与阎婆惜呢,则是夫忙妻红杏出墙的版本,是宋江脱离国家小公务员的前夜,梁山日后的山大王要有这样一刼。卢俊义的版本与宋江类似,区别在于贾氏没出墙而在家里找个男人,但与人私通这点是共同的。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五个女人做出了各种选择,但她们的命运几乎一样,都死了,一郁郁而死,三被杀,一人被剐,无一不是悲惨结局。
如果仅此,本文也就没必要写下去了。这五个家庭中,至少有两个女主人,其婚姻是很有些说头的。林冲的夫人张娘子,是被林冲以休书而休了;杨雄的太太潘巧云在嫁给杨雄前,是结过一次婚的。按照常规的理解,张娘子被休,那是奇耻大辱,林冲岳父张教头既不会答应也不该接休书的。不要说林冲只是发配,就是判死刑,也断无接休书的道理。但是,张教头接了林冲的休书?被休的张娘子只是因为一时激动而昏死过去,并没有寻死上吊,为什么?
在说理由前,请允许我引用一下林冲的休书,那确实是水浒传中少见的性情文字,也是水浒传一书少数的真情文字,说明林冲对其娘子抱有万分的歉意。这也是林冲在梁山立足稳定后,想去接娘子到梁山的原因。只是其时斯人已化为花泥,此情可待成追忆了。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自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第八回)
除了偏爱这段文字,我还想借这段文字,谈谈休妻的条件,即男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休妻。按照宋时(其实不止宋时,宋以前大体也是这样)法律规定,七种情况下男人是可以休妻的:
一,无子;二,淫;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忌;七、恶疾。
这七条,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七出”。按照这七个标准,林冲如果主观上想休掉张教头的女儿,是有过硬理由的:无子。其它的理由,基本上不适用;如果一定要找,第七条沾边,林冲的娘子既没生男也没生女,可能有恶疾。但是,林张二人是恩爱的,书中也没有林冲的娘跳出来因张氏没有生育要林冲休妻,所以,在林冲这里,根本没有主观休妻的前提。
再嫁在宋朝是很平常问题
杨雄虽不是达官贵人,但怎么说也是当地检察院的刑警队长兼首席行刑师,算是地方名人。以这等显要之身,为何肯接受一个二婚女人作老婆?
原来宋朝时婚姻观念,与后来的明清时代不同,并没有那么多的贞节约束,男死女嫁人,或者回娘家待价而沽,都不是什么稀奇事。否则,一旦林冲休书到了,张娘子要么当场上吊自杀,要么出家为尼。而以林冲之善,如果休书致爱妻有殒命之虞,他是断不会轻言休妻的。同样,就算杨雄不介意娶二婚女,但世俗力量如家族、朋友是否容他娶,也是个难题。
时光到了宋朝,婚姻关系上取得了较大突破。唐五代时期的非常严格的门当户对观念,此时已经因为经济日益发达而发生了改变。在继续讲究权贵互为婚姻之外,权贵阶层与富裕阶层开始互相攀援,成为宋代联姻的一大特点。前者如王安石,虽其为人执政相当严苛,但在儿女婚姻上,王安石远不像他的政见那么坚定,而是非常务实地选择,女儿嫁给了权倾一时的蔡京(水浒传中有此人啊—博主提醒)的弟弟蔡卞,而另一个女儿则嫁给了宰相吴充的一个儿子。同样,吴充的一个女儿,则嫁入名相文彦博家。
而后者的一个证明,则是名相晏殊选择富弼为婿,富弼后来为相时,则与时俱进般地选择冯京为婿,这个冯京,家中几无政治地位可言,但却是不折不扣的豪门富户。
宋代特殊婚姻景致:榜下捉婿
并不是所有的富户都能攀上太师、宰相这样的显贵。但人富了,时间与空间也就不是障碍了,办法也就多了。于是,每年春闱考试发榜的时候,在京城里,在考生们出入的地方,专门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目不转睛地等着谁在接榜。这个群体中,主要茶商、盐商等商贾之流。这在宋朝,有个特殊的名目:榜下捉婿,是宋朝仅有的寻婚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富人在榜下捉婿时,大多不考虑被选者的长相、家庭,而只考虑其是否中了状元、榜眼、探花。这些问题,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或者说这是可被忽略。毕竟,一旦考入前三甲,就预示着此公下政途的不可限量。果如此,财富与权势的结合,将昭示着一门新权贵的诞生。
作为宋代特有的经济与政治寻租的婚姻现象,“榜下捉婿”在当时是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萍州可谈》中的这段文字,记录的是当时已经成长起来的一大势力阶层--富商阶层选择女婿的一个特殊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捉”字。不仅生动传神,更重要的是,这个字反映了一种主动精神,一个财富阶层通过与政治权力联姻后,家族保值升值的企图心。这个事例说明,日后影响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至少在宋朝就有了前兆。
在中国古代,一桩新兴事物要流行起来,往往是要政治领袖或者意见领袖带动下才可能兴起。榜下捉婿这件事,带头即是最高权贵。宋仁宗当政后,扩大了科举的范围,榜下捉婿也是从这时起兴盛起来的。冯京做了状元后,外戚张尧佐即将冯请到家中,在送金带时,也将女儿许了过去。不过,螳螂捕蝉,难免黄雀在后,宰相富弼也相中了冯京,结果冯京被捉入富门。
有了权贵们做捉婿的榜样,富翁们也就蠢蠢欲动了。宋徽宗时,洪皓前脚刚被点中状元,即有王、朱两大权贵要揽他入婿。一些富商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捉婿有时变成抢婿,大海商、盐商、茶商都是捉抢的先锋。
捉婿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而且每年只有一次,时间与数量都有限,于是,财富阶层与权贵阶层选婿与择妻的目光,很快由榜下跨越到庭前,开始在更为广泛的层面选婿。有意思的是,权贵阶层在寻找富裕阶层,富裕阶层寻找权贵阶层或潜在的权贵阶层,开成了宋代婚姻的一大风景。当然,这道风景的区域是有严格的阶层限制的。
投降宋王朝的吴越王钱俶(即杭州一带供奉的财神爷)的儿子钱惟演,将妹妹嫁给了权贵刘美。刘美何人?宋真宗刘皇后之兄也(其实,在嫁给真宗前,刘皇后的亲夫即刘美,刘皇后为避嫌让前夫做了自己的哥哥。宋时婚姻开化,亦可由此观之),不折不扣的外戚显贵。财神爷的女儿嫁给了最显赫的权贵,是非常宋代的联姻。
说起刘美,还要多说几句。由于出身低微,刘美更愿意长期在市井中厮混,使他得以非常便利且直观地了解富豪们尤其是新富豪的动向。于是,与官场毫无瓜葛的马季良成了刘美的女婿,令很多权贵层非常错愕。其时,马氏的茶叶生意正做得如火如荼,只是很多人少关注而已。
宋仁宗时有件公案,折腾得满城风雨。宰相晏殊推荐凌景阳出任馆职,宋时馆职与翰林差不多,是顶级级文化人的岗位。应该说,晏殊尊为宰相,文章诗词也很了得,推荐的凌景阳肯定也不差,但凌景阳的出任资格还是受到质疑。其中,以谏官王素与文人领袖欧阳修的全力反对,理由是“结婚非类”。
何为非类?后来被披露出来了,凌景阳娶了当时开封(首都)最豪华酒店老板孙氏的女儿。非常有意思的是,凌景阳担心自己年龄稍大,婚前瞒了5岁。婚后才知道,孙氏女胆子更大,整整瞒了10岁。
要不要同情一下这对夫妻?如果凌景阳不是出任那么有争议的职务,如果主张者不是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领袖,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婚姻闹剧了。
而对凌妻孙氏而言,大可以离婚再嫁。在大宋朝,富有而再嫁,是非常受欢迎的。即使不富有,再醮也并不是难事。潘巧云嫁给杨雄,就是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