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麐不知道的是，前不久政事堂的一次密会上，针对由劳乃宣等遗老刮起的复辟风，袁世凯曾道：“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朝帝统取自朱明，最好找个明洪武的后人，实在寻不着，朱总长（内务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
当然，据此便指责袁世凯连心腹（冯国璋）都骗，也不客观。称帝是何等大事，既想又怕很正常，表现出来便是一面默认，一面否认。
杨度跟夏寿田一合计，觉得既然呼之欲出，岂能袖手旁观？袁克定既然不喜欢北洋老人，背后唤徐世昌为“活曹操”，对段祺瑞的不满更是写在脸上，若日后登极，新朝宰辅的位子还不是他杨、夏二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杨度径自面见袁世凯，提出组织专门的机构宣传帝制。
袁世凯摆手道：“不可，外人知道你我关系，以为由我指使。”
杨度正色道：“我主君宪，十有余年，如办君宪，我当为发起人，且有学术上的自由，总统不必顾虑。”
见杨度意气激昂，袁世凯让他回参政院找孙毓筠商量着办。
想当年孙参政的“皖督”被柏文蔚抢走，一气之下投了袁世凯。
陆徵祥组阁时，孙毓筠被提名为教育总长，结果老东家同盟会极力反对，愣是给压了下来。
新仇加旧恨，孙毓筠开始天天挖同盟会的墙角，还主持起草了“袁记约法”，成为袁世凯的马前卒。
杨、孙一碰面，立刻决定成立以拥袁称帝为己任的“筹安会”，二人分任正副理事长。
另外四个理事是胡瑛、李燮和、刘师培和严复。
胡瑛是黄兴的弟子，同盟会元老，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曾任山东都督，二次革命后逐渐倒向袁世凯；
李燮和是光复会的二当家，曾被以怨报德的陈其美抢走“沪军都督”。作为反袁急先锋，李燮和名列筹安会纯属乌龙事件。杨度再三威逼利诱他都不松口，最后被磨烦了，敷衍道：“我退隐已久，不问世事。诸君怎么做，各请自便，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结果就上榜了；
刘师培乃一有才无德的国学大师。专治古文经的他名列《清史稿·儒林传》，早年跟章太炎好得跟基友似的，结果加入同盟会没多久便与之反目，又迫于经济压力被端方收买，为其提供情报，导致上海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投入端方幕中后，被陈其美派来的杀手找到，魂飞魄散的刘氏夫妇献金求饶，总算苟且偷生。保路事起，随端方入川，被哗变的起义官兵扣留，幸得孙文通令全军，一致护卫，再得不死。经人引介，跑到山西去给阎锡山当顾问，又蒙其推荐赴京任参政院参政。四个理事里，属他最敬业，写了《国情论》和《君政复古论》等文为帝制张目。
严复是六人里的大腕，也是袁世凯在前清时就一直想拉拢的硕儒，但他总是不屑一顾道：“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辛亥后，严复的铁饭碗没了，一大家子等着吃饭，只好放下清高去找袁大总统，捞了个北大校长和海军部少将衔的闲差。严复主张君宪，但他始终认为袁世凯的才干只相当于一个督抚，绝非皇帝的理想人选。因此，他没为筹安会做过一件事，只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毕竟，写过“男儿生不取将相，生后泯泯谁当评”的他从不甘心只当一个思想家。
据说，当袁世凯听闻严复也参加筹安会时，极为欢悦。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除了严复，能入袁世凯法眼的国士就剩梁启超和章太炎。可惜，与二者的关系都已搞僵。
本来，常年不爽孙文的章太炎同袁世凯有过一段蜜月期，但因思维方式的差异，终归昙花一现。
当初为了笼络章太炎，袁世凯任命其为“东三省筹边使”。这跟“蒙古屯垦使”“西藏宣慰使”一样，听着吓人，实则都是大而无当的空衔，作为荣誉称号收着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但章太炎认真了。
他兴冲冲地跑到长春去上任，结果发现从都督到道尹，根本没人理他，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宋教仁遇刺后，章太炎对袁世凯的印象急转直下，到“二次革命”爆发，甚至帮国民党起草反袁檄文，遭军政执法处盯梢。
行动受限的章太炎把袁世凯颁他的勋章挂在扇子上当扇坠，破衣烂鞋地跑到中南海门口骂街，刷出“民国祢衡”的称号。
卫兵客客气气地把他请到接待室，说总统正在议事，不便会客。章太炎就坐下等，从早到晚，越等越生气，最后把房间里的花瓶茶具统统砸碎，赖着不走了。
代价是软禁龙泉寺。
根据袁世凯亲定的“优待措施”，章太炎的幽禁生涯并不煎熬——起居饮食，用款不限；骂人毁物，悉听尊便。每月发五百元薪水，比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高。
同时，章太炎还享受讲学和会友的自由，但抨击时政的文字不得外传。
龙泉寺传出的骂袁之声日甚一日。章太炎在桌椅板凳上遍写“袁世凯”三字，每日以杖痛击之，呼为“鞭尸”；又用不同字体写满“袁贼”二字，扔进火堆焚烧，伴以“袁贼烧死矣”的大呼小叫……
杨度也清楚，所谓的“筹安会六君子”，刨开严复，就是五个二线演员。因此，他对外只敢宣称这是研究国体的学术机构，等不明就里的会员参加了几次组织生活，才发现是以“劝进”为目的、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
筹安会通电各省，发表宣言，把古德诺搬出来鸣锣开道，论证“中国不能不用君主政体”。
舆论大哗。
梁启超给袁世凯去了封长信，告其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张謇跑到总统府当面苦劝，说到口干舌燥。
肃政厅全体肃政史联名上文，请求取缔筹安会。袁世凯的批示整个一和稀泥：“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不应逾越范围”，让内务部查清后予以警告了事。
筹安会深受鼓舞，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公民请愿团”，如“商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乞丐请愿团”，代其拟写请愿书，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呈递，要求立法变更国体。
天津。
梁启超悲哀地发现，国民党解散，进步党失势，自己要再不站出来振臂一呼，天下就任袁世凯予取予求了。
绝非故作惊悚。三年来，以商人裘平治、湘民章忠翊为代表，上书泣求恢复帝制的情愿接连不断，帝王思想在民间根本就死而未僵。
心念及此，梁启超提笔凝神，平生最得意的文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蹴而就。
同后续的几篇雄文一道，梁启超汪洋恣肆地痛斥了变乱国体的群丑，如平原惊雷，振聋发聩：
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左手挟利刃，右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
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袁世凯得知后大惊，以给梁父祝寿为名，派人带二十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租界，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遭到拒绝。
很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报纸一抢而空。茶馆、旅店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辗转抄读，更有不少人直接跑到报馆请求再版。
群情激奋下，加上一向敬重的严修跑来规劝，袁世凯不得不作出回应，让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读了自己的声明，称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当前来讲是不合时宜的。
袁克定慌了，召集杨度等开会痛骂严修，商量办法。
于是，怪力乱神出现了。
一天，袁世凯正在午睡，女仆端碗进来，一不留神给摔碎了。
袁世凯被吵醒，问怎么回事。女仆不慌不忙道：“我端参汤进房间，见大老爷床上盘着条龙，一害怕就把碗给打了。”
不久，四川督军陈宧来电，说宜昌的溶洞里发现酷似“神龙”的化石。
袁世凯当然不信这些鬼话，他更重视的是同朱尔典的一次密谈。
一战正酣，英国担心袁世凯倒向支持其称帝的德国，让朱尔典向袁大总统表达了对中国改行帝制“极为欢迎”的立场，只要不因此产生内乱。
美国也强调只要改制出于民意而非武力，便不干涉。至于日本，翻开其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可以看到赞成是大于反对的。并且，政治学权威有贺长雄不止一次面劝袁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
自信满满的袁世凯开始着手制造“民意”。
在他看来，由无权无势的文人小打小闹的筹安会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且已成为众矢之的，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推进此事。
以梁士诒为首，朱启钤、周自齐、阮忠枢、张镇芳、唐在礼和雷震春等十人组成的“总统班底”秘密开张。
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
梁士诒失宠久矣。
没有人比他更懂经济，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让袁世凯产生“离不开”的感觉。
从清末到民国，梁士诒打造了一个以叶恭绰为代表、围绕于他的“交通系”，遍布铁路、关税、银行和各大国企，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财权之外，梁士诒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又牢牢把握着事权，同交通系的朱启钤、周自齐形成攻守同盟的铁三角。
搞钱能力一流的梁士诒也很受洋人喜爱，替英国代工步枪，跟美国合组太平洋轮船公司。逐渐，有入见袁世凯禀报工作者，总能听到“问梁秘书长去”的回答，其“二总统”的名号也因此越叫越响。
在梁士诒看来这显然不是什么荣誉称号，毕竟，以杨士琦、周学熙为首的“皖系”不爽他久矣，天天拿着放大镜找茬儿，袁克定也在杨度的影响下巴不得他滚蛋。
侍奉雄猜之主，获其信赖很难，而要摧毁建立起来的信任则再简单不过。
由于经常与各省军阀密电往来，时间一久，某些梁士诒自认的琐事就没有请示，而是自行处理。再加上反对派的挑拨离间，袁世凯的疑心病渐渐发作。
随着内阁被改为直接向大总统汇报的政事堂，居间联络府院（总统府、国务院）的总统府秘书厅撤销，梁士诒被贬为税务督办（国税总局局长），周自齐也从交通总长变成了农商总长。
当然，袁世凯决不会扔掉自己的钱袋子，而称帝这种兴师动众的事则更需要交通系的鼎力支持。
问题是梁士诒从内心抵制帝制，被袁世凯召见十四次，每回都顾左右而言他，决不松口。
袁克定建议敲山震虎，“五路大参案”旋即爆发。
铁路系统的官，一查一个准。在肃政厅的严参下，津浦、京汉、京绥、沪宁和正太五路局长营私舞弊的黑幕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时间舆论沸腾，对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心交口称赞。
五个司局级撤职受审，由此牵连出的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也被停职。
见火候差不多，袁世凯叫来绝望的梁士诒，道：“参案本有君，我令去之！”
袁克定更直接，找到梁士诒问他肯不肯帮忙操盘，恢复帝制。
为了保全交通系，一身冷汗的梁只好点头。
财神的加入如虎添翼，运动进入快车道，五路参案也化作青烟，随风而去。
在总统班底的运作下，由段芝贵牵头，二十个省的军政首脑联名通电，劝袁世凯“速正大位”。
当然你会问，这帮人无法无天惯了，怎么突然步调一致起来？
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各逞其私。
有搞政治投机、图谋再上层楼的，如湖南的汤芗铭；
有阳奉阴违、暗中磨刀的，如云南的唐继尧；
有和光同尘、人云亦云的，如山西的阎锡山；
当然，也有指哪打哪的李逵，如安徽的倪嗣冲。
不过，北洋系资格最老的段祺瑞、冯国璋和张勋始终没吭声。
懒得伺候太子的段祺瑞已把陆军总长的帽子扔给王士珍，甩手不干；冯国璋正因老头子欺骗了自己生闷气；张勋对复辟是喜闻乐见的，但他拥戴的皇帝是溥仪而非袁世凯。
“民意”被迅速伪造出来。参政院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各省代表在当地投票表决国体。当然，代表资格都是经过审查的，选票也是实名制，保证万无一失。
以四川为例。在陈宧的安排下，会场每个代表的桌上都放有毛笔一支、墨水一盒、点心一盘，在笔杆、墨盒与点心上，全部刻有“赞成帝制”四个字。
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张选票，全部同意改行君主立宪。
更搞笑的是，在朱启钤的暗中叮嘱下，各省的推戴书毫厘不差，一看就是统一的模板：
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接着便是三推三让的老戏。鉴于大总统曾有“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杨士琦舞文弄墨，强词夺理，极力辩解；袁世凯则口口声声“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自拉自唱，配合得天衣无缝。
忠心耿耿的张一麐自觉是最后一道防线，泣血劝阻，无效后当众顶撞袁世凯道：“果犯天下大不韪，群必起而共击之！”
帝制派下来就进谗言，说：“不诛少正卯，何以平众愤？”袁世凯打断道：“一麐罪不至此。”
政事堂开会讨论登极仪式，张一麐起立力斥帝制之非，遭到群嘲，应诏旁听的倪嗣冲甚至拔枪怒目而视。主持会议的徐世昌赶紧去拉张的衣角，说“仲仁随我来”，方才平息冲突。
事实上，连徐世昌也已经跟不上袁世凯的节奏。
他可以帮慰庭老弟独裁，但坚决反对称帝。
无他，料定必败。
徐世昌悬节而去，只留下一封措辞委婉的辞职信：
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
袁克定奉命登门劝解，徐世昌淡淡道：“我不阻止，亦不赞成，诸君好自为之。”
袁世凯无奈，只好把陆徵祥搬出来当傀儡国务卿。
失望的张一麐也跟着辞职，不想失去诤臣的袁世凯马上改命其为教育总长。见能远离是非，张也不再固辞，只是就任后涛声依旧地唱衰帝制。
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未能达成共识。
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经常同四弟克端、五弟克权讨论老爸究竟是王莽还是曹操，最后一致认为是妄图篡晋的桓温。
不仅如此，他们还公然嘲讽长兄，说他一个瘸子，岂能君临天下？
袁克文则发挥特长，写诗讽劝袁世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然而，神也拦不住袁世凯称帝的步伐。1915年12月12日，他发表申令，接受推戴，改元“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恍惚间，大隈重信似乎看到中华帝国的军队正在琉球抢滩登陆。
不应恐惧死亡，应恐惧未曾真正活过
中南海，居仁堂。
早上9点，登极仪式在仓促和低调中举行，各部司局级以上官员参加。
是日，袁世凯没穿定做的龙袍，而是身着大元帅服，立于龙座旁，接受百官朝贺。
段芝贵传洪宪皇帝的话，说行礼简单些，三鞠躬即可，但众人仍旧跪拜，个把奴性重的还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现场没有司仪，一片混乱。
只行鞠躬礼的张一麐鹤立鸡群，引来众人侧目。一莽夫冲上去将其强行摁下，一麐含泪哀鸣。
袁世凯左手扶椅，右掌朝上，不断向行礼者点头。对年长位高者，则做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流露出一种内心受用而故作谦逊的复杂表情。
仪式草率结束，给时任参谋部次长的唐在礼留下的印象是“坐在家里称天子”。下来后，照常上班的官员们彼此交流着心中的疑惑。
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
袁世凯注意到，黎元洪没来。
黎胖子已经消失三个月了。自从袁世凯帝制自为以来，他就一再请辞参政院院长和副总统的职务。
除了不愿附逆，还有一点私心——共和国的副总统，再不济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可能；退回帝制，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吧。
以袁世凯之精打细算，怎么可能放弃黎元洪这张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