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一完，当即册封黎胖子为武义亲王。
武义当然指武昌起义，发明这个称号有两大用意：
其一，暗示中华帝国和中华民国在血统上的继承关系，黎元洪既是民国元勋，又是帝国亲王，洪宪帝也就不存在背叛民国的问题；
其二，打消辛亥功臣的顾虑——你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对的，今天赞成帝制也是对的。
命下之日，车队浩浩荡荡，陆徵祥带着一帮文官去东厂胡同的黎宅道贺。
黎元洪撂下一句“无功不受爵”后便一言不发，做起自己最擅长的事——装木头人。
次日，收发室的人误收了袁世凯送来的王服，被黎元洪大骂一场，原件退回。亲信饶汉祥劝他暂且低头，也被赶出来，不再相见。
姿态既已做到，袁世凯不再理会装聋作哑的黎元洪。他拿起那尊刻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的皇帝玉玺，下诏封爵一百二十八人，赐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嵩山四友”封号，赐黎元洪、奕劻、载沣、那桐、锡良、周馥和世续“七旧侣”称号。
袁世凯自况嵩山，取五岳之尊、地处河南之意。诏令说得振振有词（“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但很明显是为了统战需要，把已无职权但极具社会影响力的重要角色拉出来装点门面。
“嵩山四友”的政治待遇很高，不用跪拜称臣，议事平起平坐，每年还给两万元顾问费。但徐世昌并不领情，在日记中写道：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段祺瑞。
同袁氏父子闹翻的他什么也没捞着，每天在家闭门静养，有客来访就怒喷帝制，客人一走便大骂袁世凯。
一天，张佩蘅（袁世凯干女）听见老公又在骂，抢白道：“你今天的地位从哪来的，怎么这么没良心？”
段祺瑞闻言，气得跳了起来，当着仆人的面给了她两耳光。
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公开唱反调，袁克定深感留着只会遗祸将来，必欲除之而后快。张佩蘅听说后，立即去找干妈于氏反映情况。
于氏吹完枕头风，袁世凯叫来袁克定，教育道：“你姐夫（段祺瑞）虽然对帝制有意见，但只是用嘴巴讲讲而已。我听说你想对他不利，要立即停止！他是我们的至亲，现在事还没定，内部就斗起来，将来还敢设想吗？”
确实不敢。
因为西南出事了。
由梁启超执笔、云南督军唐继尧署名的最后通牒摆到了袁世凯的案头，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要求袁贼无条件放弃帝制，诛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两天后，没有收到答复的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誓师北伐。
对此，袁世凯早就有预感。
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遍布大江南北，但，仍有漏洞。
由“外人”掌控的西南四省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一直是袁世凯的心病，动不动就发作，眠食俱废。
终于，他以合乎情理的借口把云南都督蔡锷和四川都督尹昌衡调到北京，用高官厚禄供着，原职则分别代以唐继尧和陈宧。
唐继尧是蔡锷的老部下。作此安排时还没跟进步党闹翻（蔡是梁启超的学生），不能撕破脸。
陈宧也是拖到帝制运动开始前，才以参谋部代理总长的身份出掌四川。
袁世凯晚年，北洋系以“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宧”形容此二人的重要性，事实上陈宧的谋略丝毫不亚于其军事才能。
天生一副苦寒相的他心机似海，以至于章太炎初见其人后悚然道：“一流人物，一流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
陈宧早年在武卫前军当管带，庚子国变中崭露头角，引起锡良的注意，随其入川，主持编练新军，累迁至镇统。
辛亥后投靠袁世凯，献计献策，屡立奇功。比如，建议裁撤“南京留守府”，使黄兴彻底下岗；设计将黎元洪“押解进京”，成为袁的政治俘虏。
以陈宧督川，并抽调冯玉祥部和另外两个旅与之同行，除了说明其深受倚重，也跟他在蜀中有众多袍泽旧属密不可分。毕竟，一旦天下有变，西南的半壁江山要靠四川来支撑。
为了巩固陈宧的忠心，临行前，袁世凯赠金二百万元，并让袁克定跟他拜了兄弟，唤其“二哥”。
南下当天，百官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林立，庄严肃穆，其阵仗除了孙文和黎元洪到北京时，未曾有过。
人群中，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露出倏然而逝的冷笑。
他就是蔡锷。
以一隅而为天下先
蔡锷和陈宧是老相识了，两人的朋友圈重合度很高。
在蔡锷看来，陈宧跟汤芗铭一样，都是没有节操的政治赌徒，随行就市，只不过前者藏得更深，不易察觉罢了。
十三岁那年，蔡锷考中秀才，后被推荐到湖南时务学堂，同总教习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
戊戌政变后，他想东渡日本，却苦无经费，在袁世凯的资助下方才成行，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学成归国的他担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被李宗仁奉为天神下凡的偶像。
武昌事起，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扛起义旗，赶走李经羲，被举为云南都督。
民国头几年，蔡锷紧密追随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认为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极力支持他加强集权，抵御外患。
二次革命前，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明确拒绝，还反劝对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要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
召蔡入京，在袁世凯，固然达成了其调虎离山的目的。而在蔡锷看来，越接近中枢，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可能性就越大，故无论在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还是参政院，都兢兢业业，苦心赞画，直到筹安会的出现粉碎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迷梦。
天津。
梁启超对前来问计的蔡锷道：“我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章公开反对；你在军界大有实力，应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密图匡复。”
蔡锷然其说，每天和杨度打得火热，在八大胡同赏歌逐舞，诗酒风流，还跟名妓小凤仙擦出爱情的火花，把家里那位气得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仅如此，梁启超的《异哉》一文发表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云南会馆发起军界请愿时，又第一个提笔签名，拥护帝制。
暗地里，则以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勘往来京津、居间联络，同梁启超敲定了讨袁大计：一俟袁贼称帝，云南即宣布独立。一个月后贵州响应，两个月后广西响应。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然后会师湖北，鼎定中原。
云南不成问题，但贵州和广西能接受策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不然剧情怎么往下走？
作为偏远小省，贵州一直不受重视。封爵时，督军刘显世只得一子爵，而且很快挨了一记闷棍。
袁世凯没有征求刘显世的意见，就把戴勘调到参政院当参政，换了一个交通系的人接任贵州巡按使。
当惯黔王的刘显世强烈不满，却颇能隐忍，暗自等待发难的时机。
目光下移，广西的陆荣廷，对袁世凯怨憎更深。
清末，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广东提督，一个广西提督，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一手提起来的哼哈二将，互相不服，彼此较劲，却始终在伯仲之间，难分轩轾。
民国后，龙济光主动向袁世凯靠拢，陆荣廷则依旧我行我素。结果两人的差距逐渐拉大，封爵时，前者封公，后者封侯。
对陆荣廷放心不下的袁世凯把其子叫到北京来当官。而随着袁的疑心越来越重，陆荣廷打算终结“以子为质”的游戏，没打招呼便擅自召回了儿子。
谁知，小陆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此事虽说蹊跷，但考虑到湖北是北洋的地盘，袁世凯难脱嫌疑。
动机很充分：做给所有被“扣”在北京的“官二代”看，告诉他们没事别乱跑。
杀子之仇，岂能不报？只是以卵击石，殊为不智。望着袁世凯猫哭耗子的表演（派员赴鄂料理丧事，大力旌表小陆之德），陆荣廷缄默不语。
他比刘显世更需要发难的时机。
北京。
蔡锷见戏演得差不多了，便留下一张谎称病重、赴日治疗的假条，溜到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坐上了开往横滨的船。
梁料理好一切，南下上海，同汤化龙等进步党骨干碰头。
收到蔡锷先斩后奏的呈文，袁世凯无奈地批了个“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私下则对周学熙感叹蔡之精悍，远在国民党诸公之上，自己“纵虎出柙（xia，笼子）”，必酿大患。
心有余悸的他在袁克定等人的劝说下，决定于洪宪元年（1916）元旦举行更为隆重的登基大典，昭示天下，以壮声色。
可惜，取道香港、辗转回云南的蔡锷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同唐继尧和李烈钧（被老同学唐继尧专函请来）商定后，云南成立军政府，恢复“都督”，把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合称护国军，蔡、李、唐分任第一、二、三军司令。
唐继尧提出让老领导当都督，留守云南，自己和李烈钧挥师伐蜀。蔡锷道：“我来非占位置，而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
的确，他早已同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决不在朝。所以，护国军开拔之日，蔡锷向一、二军的官兵道出了心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
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为梦想痛苦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沦为笑谈
护国战争的规模比二次革命小得多，袁世凯以为不日即能荡平。
然而陈宧发现，麾下的三个旅根本不济事。一个旅长是蔡锷的旧部，冯玉祥则不愿为洪宪帝效忠，整天盘算着撤回陕西，投靠舅舅陆建章。
即便如此，川军的兵力也几倍于蔡锷的四千人马。
问题是，四川本土的军队不一定买陈宧的账。二次革命你可以指南方为“乱暴势力”，此番人可是打着“维护共和”的旗号来的，占尽道义上的优势。
果然，名正言顺的护国军连下宜宾、泸州，并策反了一批川军将领。
不过，空间还是为袁世凯换取了时间，以曹锟挂帅、吴佩孚与张敬尧为主力的三万北洋军在川南集结完毕，反攻泸州。
虽然蔡军神编过一本日后成为黄埔军校教材、蒋介石与毛泽东案头书的《曾胡治兵语录》，但过于悬殊的兵力还是让护国军感到空前的压力。
蔡锷一再向后方请饷，唐继尧节衣缩食，下令公务员只领基本的伙食费，挤出十万元送到前线，却再拿不出更多。
面对北洋军汹涌澎湃的攻势，“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语）的护国军没能保住胜利的果实，退到纳溪，与敌军隔江对峙。
袁世凯重赏三军。师长张敬尧加陆军上将衔，旅长吴佩孚授陆军中将，连团长刘湘都得了个陆军少将。
然而，随着已被戴勘策反、假意服从中央的刘显世骗得二十万元财政拨款后即宣布贵州独立，形势便急转直下……
袁静雪最爱吃的零食是五香酥蚕豆。
一天，她的丫头回家探望老人，遵其嘱咐，归府时带回一大包蚕豆，用整张的《顺天时报》裹着。
袁静雪一边嘎嘣脆，一边看报纸，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这张《顺天时报》和她平日所看的论调南辕北辙，当找来同一天的报纸对比时，竟出现了日期一样，内容却截然不同的怪事。
袁静雪找到袁克文，问他怎么回事。
袁克文一点儿也不惊讶，说自己早就在外面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只是不敢对父亲明说。
继而问道：“你敢不敢去说？”
袁静雪：“我敢！”
当晚，袁静雪把这张真报纸交给了父亲。
袁世凯浏览了一遍，问明情况，皱眉道：“去玩儿吧。”
第二天一早，袁静雪听说父亲用皮鞭把大哥打了，边打还边骂“欺父误国”。袁克定皮开肉绽，跪地求饶，袁世凯却一直打到手软方才罢休。
原来，府中的“顺天时报”是袁克定组织写作班子山寨的，充斥着对洪宪王朝的阿谀吹捧，而由日本人发行的正版，立场恰恰相反。
说到底，成天搞外交讹诈的国家哪有立场可言？唯一不变的立场就是削弱中国，趁乱打劫。不然何以大隈重信刚刚宣布“改行帝制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扭头就派特务护送蔡锷回滇，协助梁启超南下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送给孙文一百多万元倒袁，资助宗社党余孽搞满蒙独立……
很快，驻日公使陆宗舆收到日本政府的外交照会，要求袁世凯“切实延缓帝制”。随后，又承认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公然予以支持。
不久，广西独立。英、美、德、俄见局势失控，纷纷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徐世昌来信说：“在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
弃官从商的老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骂电，称袁先生“廉耻道丧，为中外历史所无”；
就连读者以为领了便当的康有为也从日本寄来长信，劝“慰庭老弟”退位让贤。
比多米诺骨牌还快，各地的反袁电文雪片般汇集到北京。对此，唐在礼的解释比较中肯：
本来大总统四年一任，不少人希望自己的上司有一天轮到，将来大家都有鸡犬飞升的机会，各部门的职位大可轮流过瘾。当大总统被袁世凯一人包办，既而称帝，各方人物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不满的当属冯国璋。
作为北洋系最大的实权派，袁总统一旦殡天，冯国璋接替总统之位的可能性极大；而要是洪宪帝驾崩，就洗好脖子等着新帝“削藩”吧。
事实上，这也是梁启超游说冯国璋倒戈的有力说辞。
“五将军密电”由此出炉。
这封没发出去的电报由冯国璋联合张勋、靳云鹏（山东督军）、李纯（江西督军）和朱瑞（浙江督军）作为发起人，征求各省督军签名后，公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结果，传到直隶督军朱家宝手上时，这个在洪宪朝率先称“臣”、改用奏折的倒车司机直接向袁世凯打了小报告。
冯国璋和张勋的倒戈，袁世凯早有预感。
改制之初，冯国璋接到参谋总长的任命，却要求在江苏遥领此职，拒绝赴京。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再次召冯北上，命其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严厉。冯国璋计穷，只好称病请假，让江宁镇守使代行己职。
袁世凯遣使南下慰问，冯国璋毫无病容，握着来使的手哭丧道：“我跟了总统一辈子，他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
袁世凯听说后，愈发不满。
他又想起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征滇。
然而，阮忠枢刚到徐州，还没开口，张勋便先发制人，说全国局势紧张，兵力不敷使用，请转达元首，准其招兵十营……
为了北洋内部的团结，袁世凯都忍了，没想到二人合唱了这么一出。
攻守之势既异，再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还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气急败坏中，他几乎晕厥，对身旁的夏寿田悲凉道：“一切都完了！我昨晚看见天上有巨星坠落，这是平生所见第二次。上一次是文忠公（李鸿章）死时，这次也许轮到我了！”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刚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中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袁世凯就感到身体不行了。
元宵节。
只想一家人吃顿安稳的汤圆，可六姨太嘀咕说袁世凯要是不封她为“妃”，自己就带着孩子回彰德。
八姨太和九姨太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五姨太嫌她们不懂事：“别闹了！你们都当妃子去，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
能谋善断的五姨太是天津人，除大姨太沈玉英外，最受袁世凯宠爱，家里的日常生活全交她料理，连于氏都惧让三分。
结果三个女人合起伙来反讥五姨太站着说话不腰疼。
袁世凯把筷子一撂，叹气道：“别吵了！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起身回办公室去了。
袁克文进来倒茶，转身离开时，被袁世凯叫住了。
很久没跟老二谈心了，他是袁家诸子里公认最有想法的。
袁世凯叹了口气：“为父昏聩啊！”
袁克文把壶放下：“权力之下无真相，因为其本质就是对信息的垄断。而这种垄断不仅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
袁世凯若有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