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继任直督的人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抛开私人恩怨，李鸿章属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凯，甚至传言其曾亲口告诉于式枚“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洋人也青睐既懂外交又很开明，关键时刻还能保护他们不被乱民砍杀的袁世凯。
慈禧更无异议。一来对大头的好感达到顶点；二来列强能饶她一命殊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见；三来武卫军四支部队皆被打残，只剩武卫右军兵强马壮，正需袁世凯带上来护卫京师，安定人心。
当然，竞争对手不是没有，比如刘坤一和张之洞，资历都比袁世凯老。
问题是前者再过一年就要挂了，后者压根儿不想离开老巢重打江山，毕竟湖北新军已初具规模。
众望所归之下，盛宣怀致电袁世凯：
旋转乾坤，中外推公。
大头自然觉得“非我莫属”，连推辞的场面话都霸气外露，说我一走，“齐鲁必乱”。
这肯定是耸人听闻，不过袁世凯一走，有人必定难逃一死。
山东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识了，以前当御史时便参过大头一本，说袁世凯滥杀小站附近的百姓。
真相却是一帮投机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军营里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败，结果被大头逮住一个为首的砍头示众。
虽然荣钦差的暗访还了袁世凯一个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击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大头接掌山东后——胡景桂恰巧是其属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剧了，只好小心谨慎，低调做人，尽量不让袁抚台抓住把柄。
岂料，袁世凯竟主动与他冰释前嫌，还让胡景桂在武右卫军里兼了个差，以示竭诚重用。
当然，胡臬台也不是废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领域坚持秉公执法、依律办案，赢得了大头由衷的钦佩。
年终密报给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凯对胡景桂的评语是“诚朴亮直，任劳任怨”。
如果仅此而已，你可以说袁世凯不过是大公无私罢了。
可当洋人要求惩办祸首的“黑名单”出炉后，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头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将其摘除时，这只能用高风亮节来解释了。
袁世凯一向痛恨主战派误国，却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问他何故，回答只一句：
值此时局，尚闹意见，成何体统？
不是收买人心，也不单单是以大局为重，而是真切地认识到人才难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来，关系的深浅远近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拔不遗余力，官位金钱在所不惜。
看一个上司是否有所作为，值不值得追随，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唯亲即可。凡器度窄小、爱搞小圈子的领导，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
可惜，现实的土壤更适合培养碌碌无为的庸才，芸芸众生的理想早被无情地磨灭，只剩下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胡景桂成为大头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终追随其左右。
人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求才若渴绝非空话，而是你兜里只剩一块钱，还舍得分给别人八毛。
时无英雄，盖因无人能做到袁世凯的十分之一。
倒是戏子盈路，呈现了一台比《钦差大臣》还滑稽的闹剧。但舍弃真心，《罗织经》也救不了你。
离鲁前，袁世凯又去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看了看。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唯一遗产，北大前身）之后，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由大头一手创办，教学内容涵盖中西、文理兼备，首任校长周学熙。
残雪犹存的官道上，一队从济南开出的人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进。众星拱月般护卫着的，正是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太子少保衔的袁宫保。
身旁并行的是即将赴任津海关道（天津海关关长）的唐绍仪。两人一路谈笑风生，来到河北境内。
周馥早已携带官印在高阳县恭候。
香案前，袁世凯率领随官遥望两宫行在，叩首行礼，谢主隆恩。权力交接就在这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隶总督署，保定与天津各设一处，直督隔段时间便往返一次，体验不同的办公环境。
作为通商口岸，天津经济繁荣；作为北京的门户，又承担着防御从海上登陆之敌的重任。因此，逐渐取代保定成为直隶总督的常驻治所。
然而，《辛丑条约》虽已签订，天津临时政府却仍未解散。
袁世凯愤怒了，待在保定，郑重宣布：天津临时政府一日不撤，联军军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
唐绍仪前往交涉，一面以强硬的姿态告知各国“此事不办，条约里的善后事宜将无从谈起”，一面通过英美居中斡旋，总算搞定了这帮赖皮。
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
1902年8月15日，天津顺德饭店。
欢送宴会上，一个德军少将举着浅褐色的威士忌，劝慰那些盯着精神抖擞的袁世凯垂头丧气的同伴道：
别忘了，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套子。没有军队保障的政府会是什么样？到时，他还得来找我们。先生们，天津永远是我们的！Cheers！
原来，条约规定，天津及周边十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但以为如此便能难住袁世凯，就大谬不然了。
三千名武卫右军的士兵换上新的警察制服，开进天津市区和秦皇岛、塘沽等地，担负起维护治安的重任。
此乃“警察”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因不属于军队编制，故不在条约限制之内。
这项被洋大人逼出来的“发明”，意义远不止于偷换概念、保家卫国。三年后，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设立巡警部。
从尚书侍郎到一千多名基层公安干警，几乎全部被大头的人包揽。
有了这支情报网，京城的一举一动尽在袁世凯的掌握之中。
列国均已收兵，俄国越来越被动。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清廷订约，承诺分批从东北撤军。
西安行宫。
调整后的军机处只剩下四人：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
鹿传霖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常年抚陕，政绩斐然。
瞿鸿禨少年天才，二十一岁便高中进士。加之帅哥一枚，长得很像同治帝，故深受慈禧喜爱，仕途畅通无阻。
当然，也得益于他变态般的自律。
如果说晚清还找得出一个官员竟然真的一分钱不贪，那非瞿鸿禨莫属。
为官多年，回乡服丧。返京时，居然连路费都不够，不得不变卖旧宅，凑足盘缠，方才上路。
这就是儒家经典为数不多的高明之处，至少能培养几个清廉自守的样板装点门面，不至于连内裤都被扯了去。
大难不死的慈禧学会了妥协，连月来的磨难促使她开始思考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这一严肃的课题。
思来想去，萌生了亲自挂帅，充当改革急先锋的冲动。
于是，她连颁三道懿旨，宣示变法的决心，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一、消灭蛀虫，裁汰各部书吏；
二、开经济特科，录用西学人才；
三、命各省选派公费留学生；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五、责成地方督抚，上奏变法方案。
即使如此，张之洞接旨后仍不放心，向京中眼线打探慈禧唱的这出到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
一个军机章京透露说确实出自圣意，但奏复变法时，最好“勿偏重西”。
张之洞空喜一场，不爽道：“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
为保险起见，他致电鹿传霖，试探道：“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那些套话，有何益处？”
鹿传霖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畅所欲言，但还是不敢把话说死，劝他道：“不必拘泥于西学的名目嘛，免得授人以柄。”
一个个如履薄冰的并非多虑，毕竟天威难测。谁敢担保这不是引蛇出洞？
张之洞不再出头，而是跟刘坤一等封疆互相通气，决定就变法拿出一个共同方案后再联衔上奏。
袁世凯觉得很搞笑，给张、刘各去了一封电报，让他们不要怀疑朝廷改革的诚意。
和书呆子不同的是，他根本不看上谕里“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那类漂亮的废话，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一语道破了天机——不举行新政，慈禧不敢回銮。
第一，各国对清政府的守旧排外惧恨交加，慈禧的脑袋和位子之所以能保住，端赖李鸿章。现在“消防队长”已死，回京后，谁知道洋人会不会出尔反尔；
第二，各国都希望中国变法，你不变，回头他以此为借口，罗列条款，要挟照行，反而被动。
因此，不塑造出锐意改革的开明形象，西太后是不敢回京的。
摸准了慈禧软肋的大头不像南方督抚那样扭扭捏捏了大半年才搞出一个《江楚会奏》。他抓准时机，上了变法十条，内容包括教育、实业、吏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以雷霆之势开启了举世瞩目的“北洋新政”，在废墟之上再造了一个全新的直隶省。
办新政除了热情和智慧，最主要的还是烧钱。
袁世凯已继承了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将其幕僚杨士骧、杨士琦兄弟及于式枚、赵秉钧、孙宝琦等召至麾下，此刻又将其多年“截旷”“扣建”积存的八百万两淮饷收入囊中。
截旷和扣建是当时侵吞军饷的普遍手法，不懂这两个专业术语，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在军队里混过。
由于军饷的预算是全年的，一次性下发。而一年中常有兵员出缺，替补往往在很多天之后，中间省下来的兵饷谓之截旷。
朝廷拨饷，按农历每月三十日计算。但实际一年中有很多小月（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军官发饷时要扣除一天，按二十九天实发，名曰扣建。
按理说这两笔款子均应上缴国库，但在天朝，除了私人腰包，它哪也去不了。
因此，有多年户部工作经历的王文韶听说这笔淮饷竟被充作公款、分文未动时感慨道：“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而文忠却漠然置之。”
只有这笔钱还是不够，袁世凯打起了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的主意。
大头清楚，对天朝的官员来说，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根本就不是罪名，而是入行许可证。连捞钱都不会，还好意思当官？
直隶总督署。
望着召集来的官员们困惑的眼神，袁世凯缓缓道：“直隶百废待兴，急等钱用，先暂借各位大人的垫办，以后归还。”
结果全在意料之中。除了哭穷诉苦，便是咒骂洋人，一毛钱都抠不出来。
袁世凯不动声色地遣散了这帮铁公鸡，暗中派人同天津的几大钱庄取得联系，说要把公款存到其票号里，问他们利息能给多少。
钱庄说最高只能到八厘，来人假称太少，作势欲走。掌柜不愿放走大主顾，急忙取出账册，向他指明某官存款多少，某官利息几何，意思是“给你的已经很高了”。
来人一一记下，回禀袁世凯。
两天后，官员们又被叫到督署。大头面带微笑地公布了调查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道：
诸位一向廉洁奉公，岂会有如此巨款存入票号？可见这些掌柜在冒用你们的名义招揽生意，实在可恶！我已经把那些冒名顶替的存款充公了，还尔等一个清誉。
当场有人晕厥。
会当凌绝顶
两笔钱都有限，袁世凯要用在刀刃上。
保定。
慈禧一行由此乘火车回北京。
当逃难团到达保定车站时，站台上彩旗飘扬，军乐队奏起了响亮的《马赛曲》——袁世凯不知这是法国国歌，只觉抑扬顿挫，振奋人心，便定下来欢迎西太后。
三十多节的火车是袁世凯特意为慈禧定制的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谁能想到，十年后它成了孙文的专车？又有谁能想到，再过十六年，当它载着张作霖驶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上了天？
乐声骤歇，迎驾的群臣开始向慈禧敬献珍宝。
袁世凯虽弯下腰，眼睛注视着地面，但从他神气倨傲的奏对声中，可以料想必有惊人之举：
奴才蓄有鹦鹉一对，乃是特地打发人从印度寻觅来的，为的是献给太后赏玩，以表奴才一片孝心。
呈上宝物时，方才看清：精致的笼子里，镀金的短链拴着一红一绿两只毛色光洁的鹦鹉，并肩立于一株玉枝之上。
片刻，其中一只发出清爽的鸣叫：“老佛爷吉祥！”
正当人群啧啧称奇时，另一只也不甘鸟后，脆声道：“老佛爷平安！”
慈禧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逃难团回到北京，发现一件让他们生不如死的事：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全被洗劫一空。
以李莲英为例。国变时仓促离京，临行前将几十年受贿攒下来的银子藏在一个只有他亲戚知道的地方。
联军入城后，不知哪位义士打听到了这笔赃款的所在，跑去报告法军，结果全部没收。
李莲英闻此噩耗，比死了亲妈还痛苦，脸上从此没了笑容。
权贵中，同样遭遇的不在少数。大头拟定了一个名单，让杨士琦带着白花花的银子，坐镇北洋公所（北洋驻京办），专事进贡。
雪中送炭从来更胜锦上添花，京官们对袁世凯的颂扬之声此起彼伏。
对官员尚且如此，对慈禧可想而知。
西太后第一辆私人轿车即来自大头之上贡，还是德国名牌奔驰。但慈禧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她前面，不成体统，名车也就成了宫里的摆设。
如果说亡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么知己知彼显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为了刺探军情，袁世凯煞费苦心。
总督衙门的电话房可直通内务府的管事太监，宫中动向，弹指间传至天津。慈禧的好恶喜怒，朝廷的人事更张，袁世凯了若指掌，同步更新。久之，深得太后欢心。
为了维系宫中奥援，大头无所不用其极。
老部下张勋率领一营守卫颐和园时，同太监马宾廷交好。马太监经常给慈禧说书，是太后跟前的红人。
大头得此信息，通过张勋认识了马宾廷，结为兄弟。
一次，袁世凯和张勋同至颐和园。张走在前面，马宾廷出迎，招手示意他进其厢房。
张勋道：“宫保还在后头呢！”
于是，马宾廷站在院子里继续等。
袁世凯远远瞧见马，赶紧趋前。走近后，居然单膝跪下向马宾廷请安。
文官给太监行此大礼，有清一代，难寻先例。马宾廷受宠若惊，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稳住内廷的袁世凯继续发力，在李鸿章出殡时送上挽联：
公真旷代伟人，旋乾转坤，岂止勋名追郭令；
我是再传弟子，感恩知己，愿宏志业继萧规。
“郭令”是为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萧规”则化用了“萧规曹随”的典故。
不久，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袁世凯又撰联曰：
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阳（郭子仪），敢诩临淮壁垒（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
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希望继承衣钵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图恐怕还是想借机收拢人心，将淮军旧将、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自己身边，拧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绳。
万事俱备后，袁世凯叫来周学熙，对他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干吧。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
大战之后多通胀。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一时间阖津拜服。
袁世凯乘胜追击，创立银元局，以周学熙为总办，铸造铜元，取代已经贬值的银币，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源（铜元比价高）。
手头有粮，办事不慌。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袁世凯立刻批准。
和盛宣怀不同，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唯知提倡劝导，绝不越俎代庖，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力求工学一体，开通观念。
1903年，国际银价波动，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步入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