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思缜密的大头清楚，皇帝多半已被监控，便道：“古今各国的变法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若非有内忧，便是有外患。请皇上忍耐待时，一步步经营料理。如果操之过急，必会产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其要得人心，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这样的人赞襄主持，方可上承圣意。新进诸臣，固然不乏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密。倘有失误，累及皇上，关系就重大了。总求十分留意，则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袁世凯所言，基本是披肝沥胆的心里话，不然光绪也不会“颇为动容”。
但以太后宠臣张之洞为例，显然也讨好了慈禧。
见光绪不答，袁世凯只好请安退下。一侍卫大臣趁机拍了下他的后背，小声赞道：“好小子。”
显然是慈禧派来的耳目。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
汽笛急促。
通往天津的列车上，徐世昌再次向犹豫不决的袁世凯分析了告密的必要性：即使康党侥幸成功，光绪重树权威，也无非是加强中央集权，结束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此一来，离亡清的目标更加遥远。
袁世凯不再动摇。
选择荣禄作为告密的对象，皆因他牵涉其中，不敢等闲视之。并且，卖一个人情给后党新贵，何乐不为？
中南海勤政殿。
对伊藤博文的接见只持续了十五分钟，屏风后慈禧阴鸷的眼神使之成为例行公事。
伊藤进殿时，张荫桓主动上前握手，又挽着他的衣袖，带到丹陛之下。慈禧看不懂这一西方礼节，也不会理解成他二人有基情。于是，只能觉得张荫桓在光绪的纵容下愈加放肆。
直隶总督署。
告密也要讲究策略。康党的密谋，袁世凯没有全部抖出。他只说围园，对杀后却只字不提。
这样一来，既保护了光绪，也避免了慈禧大兴刑狱，波及到一度与康党走得很近、名列强学会骨干的自己。
署中人来人往，袁世凯刚说了个大概便被阻断，只好先行告辞。
第二天一早，荣禄来到袁府，听袁世凯说完，立刻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
袁世凯：“此事与皇上毫无关系，如果危及帝位，我只有服毒自尽了。”
反政变
紫禁城的上空，阴云笼罩。
凌厉的声音穿过重重朱门，在空旷的广场上回响。镜头缓缓下降，直至乾清门的门梁顶住了画面的上方，使人心生无尽的压抑。
乾清宫，慈禧阴沉着脸，端坐在铺着黄缎的龙椅上。
变法期间所有的奏章已检视完毕，虽说围园杀后的惊世创举尚未暴露，但各种反动言论琳琅满目。
于是慈禧决定在这一天宣布训政。
御座的一边跪着孤零零的光绪，另一边是王公大臣，正中则摆着实行家法用的竹杖。
慈禧狂喷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挑选留下来辅助你的，你怎么敢随意不用！康有为什么东西，能胜过我选用的人？你怎么这么昏聩，不肖成这个样子！”
喷完右边开始喷左边：“皇帝无知，你们为什么不尽力谏阻？以为我真的不管，听任他亡国败家？年春奕劻再四地说，皇上既然肯励精图治，说我也可以省心了。我想的是外臣不知内情，且有不学无术的，反倒以为我把持朝政，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可算是知道他不行了吧。他是我拥立的，亡了国，罪过在我这儿，我能不过问吗？你们不谏诤，就是你们的罪过了。”
刚毅趁势道：“我屡次苦谏，每回都被谴责训斥。其他几位军机大臣，有劝谏的，也有不说话的。”
慈禧对光绪道：“变乱祖制，臣下若犯了这条，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试问，是你祖宗重要呢还是康有为重要？”
光绪战栗道：“儿臣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想要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非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听到洋人两个字就来气，声音立马高了八度：“难道祖宗反倒不如鬼子？康有为图谋不轨（直觉颇准），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吗？”
光绪默然无语。
很快，一纸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缉拿。同样被革的还有宋伯鲁，同样被拿的还有康广仁。
当步军统领衙门到南海会馆抓人时，康有为已通过李提摩太登上了太古公司的“重庆号”，驶往上海。梁启超也冲进日本使馆求救，据公使林权助回忆，“他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可见事态非常。”
最高兴的是杨崇伊，三个月如一日地上蹿下跳，终于点燃了“戊戌反政变”的导火索，如此天大的乐事何忍独享？他蹦蹦跳跳跑到天津，向荣禄报喜。
结果得到一个意外收获。
荣禄派人叫来袁世凯，递给他一杯茶，开玩笑道：“此非毒药，你可以喝了。”
杨崇伊带着袁世凯告密的信息，按捺不住狂喜的心情，又飞奔回了北京。
反政变的烈度由此扩大。
谭嗣同预感不祥，帮康广仁料理完狱中饮食后来到日本使馆，劝梁启超出走东洋，并以书稿相托。
诀别时，浩然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与梁启超一抱后，谭嗣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使馆。
当晚，梁启超换上西服，断发走东瀛。
康有为的逃亡却像老年观光团一样悠闲。他根本不知道反政变已经发生，只是谨遵圣旨，赴沪办报，还恋恋不舍，一步三回首。
神棍一般都如有神助。清政府的“飞鹰号”没日没夜地狂追“重庆号”，眼看就要在烟台赶上了，结果燃煤耗尽，船开不动了。
更玄幻的是，康圣人像裹了一层护法光环，竟然有恃无恐地在烟台下船活动筋骨，还去闹市区购物，就差街拍发微博了。
其实，缉捕康有为的电报早已发给登莱青道，可此道道台正巧不在烟台，于是成全了“老年观光团”的山东一日游。
然而，终点站的天罗地网已经布下。
上海道蔡钧收到电报后磨刀霍霍，恨不得让市民上个公厕都要安检，终于惊动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
在白领事的安排下，抵沪的康有为还来不及逛外滩就被护送去了香港。
9月23日，通过奕劻接到杨崇伊状告康党围园密谋的慈禧立即下令逮捕军机四章京和张荫桓、徐致靖，并幽禁光绪于中南海湖心岛瀛台。
风声鹤唳中，既非康党也没参与密谋的御史杨深秀主动跳进了火坑，见义勇为地上奏质问慈禧凭什么软禁皇帝，并“请太后迅速撤帘归政”。
上完折子便行动起来，亲自去南苑游说董福祥进京救驾。
结果一出门便被抓了。
谭嗣同和王照妄想绝地反击，一个找大刀王五，一个找日本人，均不了了之。王照浪迹日本，谭嗣同则于次日被捕。
当晚，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反政变自然成为席间议论的主题。
伊藤的随员大冈育造坐在李鸿章旁边，问他康有为所犯何罪。
李鸿章：“无非煽动人心，犯了众怒。”
大冈育造：“依在下愚见，与其搜拿惩办康有为，不如加以培植，为振兴中国留些余地。毕竟康所行之事，无非是在扩充中堂大人未竟的功业。”
李鸿章：“你说的全对，康有为日后可以大有作为，只是从眼下的情况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慈禧最恨者，张荫桓与康有为二人也。
前者整个一翁同龢加强版，后者更是丧心病狂要劫持自己。两人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几乎把洋人引进了朝廷，堪称“带路党”典范。
现在康有为跑了，张荫桓赫然成了匪首，不出意外，铁定永垂不朽了。
人生没有如果，却往往遭遇但是。
在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干涉下，张荫桓被摘了出来，改为流放新疆。望着英国公使几近恫吓的辞令（“处决张荫桓这样一位在西方各国闻名的高级官吏，将会引起很坏的结果”），慈禧恨得牙痒痒。
当然你会问，怎么戊戌年日英两国这么关心中国的内政？
都是让《中俄密约》给逼的。为了阻止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日英联盟，共同寻找中国政界的代言人。而宠命优渥的张荫桓和过蒙拔擢的康有为自然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雷霆能否启寐
剩下的人犯里，官职最高的是徐致靖，保举康梁的是徐致靖，用四川话说就是“跑得脱，马脑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徐家同李家拥有一段极深的渊源。打了很长时间酱油的李鸿章终于在力保徐致靖一事上发力，重托荣禄，说：“年侄致靖是个书呆子，好唱昆曲，并不懂新政，你给讲个人情。”
虽说为难，但李鸿章的面子还是要买。荣禄以“徐致靖升礼部侍郎后，皇上从未召见”为由劝慈禧给条生路。
查完档发现确实如此，于是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
真相是徐致靖耳背，光绪为防隔墙有耳，不好跟他大喊，故有事相商，往往派人传话。
9月26日，清政府宣布：恢复被光绪精简掉的机关单位；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一夜回到百日前。
本来还想立一座依法治国的牌坊，让奕劻会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理军机四章京和杨深秀、康广仁，最后慈禧实在怒火难平，直接让拉到菜市口砍了。
戊戌六君子，最冤属广仁。他既不是公务员，也没有参与康党的阴谋，只是寄宿在他哥那儿，偶尔帮帮腔。
因此抓人时，连跑都没跑。
谁知后果非常严重。
狱中的康广仁整日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是被“六君子”了。
谭嗣同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的煤屑，在墙上作书。林旭则笑对一切，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9月28日，传唤人犯。康广仁以为死期将至，又大哭。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说：“这是提审，非就刑，毋哭！”
既而牵引从西角门出，刘光第这才愣了：按惯例，绑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
于是大骂道：“未提审，未定罪，就要杀头吗？何以昏聩至此！”
人山人海的场景不禁让人疑心穿越回了明末，那次围观的是袁崇焕。250年过去，除了脑袋后面多了条辫子，似乎什么都没变。
监斩官刚毅色厉内荏地坐在台上。
刘光第大声道：“祖制虽盗贼临刑呼冤，亦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
虽说杜鹃啼血，诚可哀怜，但你也不是第一天在中国混了，难道不明白所谓国体只是你死我活而已。政治斗争从来就不讲程序，只讲三十六计。
在这个国家，最痛苦的其实是学法律的。
刘光第用他那套刑部思维方式一再质问，刚毅最后两手一摊：“我不过奉命监刑，其他的不知道。”
狱卒强令六人下跪，刘光第倔立不屈，杨锐悲凉道：“斐村（刘光第字）跪跪吧，权当是遵旨了。”
乃跪下就戮。
谭嗣同很平静，说“吾有一言”，让刚毅上前。
气场如此强大，逼得刚毅不敢动弹。
良久，谭嗣同放声大笑。刽子手举起了鬼头刀。突然，像从浮云里划破了一条长空，谭嗣同的喊声震动了天地：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此日，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身在北京的严复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燕市天如晦，宣南（宣武门以南）雨又来”。
长沙。
李闰抚摸着夫君的照片，淋漓襟袖啼红泪。
那是谭嗣同摄于南京的，时年三十二岁。月白色的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于腰间，右手持那柄伴他行走江湖的凤钜剑，浓眉俊眼，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正气。
谭嗣同只有这一个妻子，两人琴瑟和鸣，恩爱有加。
应召去京前，夫妻二人曾秉烛夜话，对弹“残雷”与“崩霆”。
十六岁那年夏天，谭家宅院一颗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谭嗣同以其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之为“残雷”“崩霆”。
如此剑胆琴心，却物是人非。望着两琴，李闰恸哭写下了“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更惨的是杨深秀和林旭的妻子，听闻丈夫死讯，双双仰药而殉……
杀六君子者，非袁世凯也，实康有为也。
甚至连那首著名的绝命诗《题壁狱中》也未能逃脱康党的毒手。为了抹去诗中“杀太后”的政变计划，谭嗣同的原句“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也被篡改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后者的确更有气势，但出处却是太平天国将领苗沛霖的《秋宵独坐》……
康圣人自言“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其实并非无为，而是乱为。
公认的说法是，杨崇伊的奏折启动了戊戌反政变，袁世凯的告密则扩大了反政变。
事实上，慈禧既已决心训政，康广仁也已下狱，审出康有为蹩脚的谋反计划只是时间问题。
换做任何人，面对谭嗣同拿着一份伪诏，就逼你押上全家老小像阿汤哥一样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七千人对七万人），都不可能贸然答应。
而且，康党素来冒失，事机不密，风声一旦传出去，不告密势必连累自己。袁世凯避重就轻地把“围园杀后”说成“围园劫后”，已然仁至义尽。
反观康有为，在香港接受英文报纸采访时对慈禧痛加鞭笞，还谎称光绪给了自己衣带诏，以便找英国人求救，恢复帝位。
自己倒是爽了，可以跑到海外继续招摇撞骗，却把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
白浪翻滚，海鸥啁啾。
大岛号的甲板上，梁启超心事浩渺，轻声吟诵着刚刚草就的《去国行》：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舰长见他一天到晚倚着船舷发呆，怕他想不开投海自尽，便把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消愁解闷。
柴四郎的这本玄幻小说颇具国际视野，很有大片气质。他虚构了四个主人公：日本青年东海散士、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美女红莲以及从事复国运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
这帮人聚在美国，把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乃至东学党起义、甲午战争贯穿一线，各国历史名人也相继登场。
书中有故国沦亡，有男情女爱，简直就是百年前的大河剧，看得梁启超感同身受，不忍释卷。
受此影响，到日本后不久，意犹未尽的梁启超便模仿《佳人奇遇》写了一本架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六十年间中国的变化。
小说伊始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南方各省实行自治，到1912年开设国会，成立“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暗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恬）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首任总统。
第二任总统是缔造共和国的功臣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好契合了后来的黄兴（字克强）。
经过五十年改革，中国的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
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首都南京，庆祝中国维新五十周年，“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同时，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上，专家纷至，学者云集，而博览会也不只展示科技，更是各种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的论坛。
可惜，像紫霞仙子一样，他猜准了开始（1912），却猜不中结局（1962）。
一个月后，荣禄采纳大头的建议，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四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右军（驻天津小站）、前军（驻天津宁河）、后军（驻天津蓟县），并自募27营直辖，称“武卫中军”（驻北京南苑）。
合编而成的武卫军拱卫京畿，由荣禄统率，成为清末最强的国防力量。
袁世凯此举既投荣中堂所好，又让慈禧找到了“中央集权”的良好感觉，可谓一箭双雕。
当再有人向荣禄搬弄是非说“袁世凯先前同康党走得很近，后来又检举康党，首鼠两端”时，荣禄只是摆手道：“袁世凯是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我的人”，官场上经久不衰的口头禅。
望着扩建为一万人马、雄姿英发的武卫右军，袁世凯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