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帝不废
冬天到了。
太液池开始结冻。
内务府向管理皇家园林的下属机构奉宸苑传达了一条懿旨：
瀛台周边河面，现已冻冰。著奉宸苑即刻派人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不准冻上。
便是溜冰高手，想见光绪，也就此成为泡影。
很快，一道奇怪的上谕明发中外，要求内外臣工保荐精通医理之人，为光绪看病。
刚被软禁就病倒了，政治信号再明显不过。
舆论迅速发酵，以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特意发电问驻华公使林权助：“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
总理衙门当然否认光绪的死讯。问题是专制国天天辟谣，到头来鬼都不信。
坊间传言愈演愈烈，说脉案和药方都伪造好了，驾崩的消息就在这两天。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甚至联合一千多人，公开通电西太后，要求皇上“力疾临御”，结果遭到跨省追捕。
慈禧想必非常后悔，为了把“圣躬不豫”的戏做足，公开征求名医，结果法国大使馆推荐的医生诊断下来发现不过是慢性肾炎——谎言不攻自破。
慈禧锲而不舍，继续埋头铺路。
先放出风声，说光绪之所以病成这样，盖因服用了康有为进献的“红丸”（春药）。再派荣禄私下去找李鸿章，让他探探洋人的口风。
光绪的年号已叫了二十多年，岂能说废就废？李鸿章明确反对，警告荣禄说：“这是何等大事，试问你有几颗头颅，敢于尝试？若果行之，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不可胜言！”
荣禄不死心，还是想听听洋人的意见，李鸿章便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试探英国公使。
对方的回应斩钉截铁：“他国固然没有干预（中国内政）之权，然遇有交涉事宜，英国认定光绪二字，其他一概不知。”
之所以后来押上棺材本也要跟十一国同时宣战，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
按理说西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但她连康南海的面都没见过，这种恨很抽象，也很无力。
对光绪则不同。看着长大，翅膀硬了，想谋害自己——这种卧榻之侧的危险，必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慈禧开始频繁召见宗室近支中“溥”字辈的幼童，并五天一次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的病情，搞得皇帝就快挂了似的。
这等于是逼封疆大吏站队了。
迟迟不表态，必然得罪慈禧；积极表态，又违背人臣之道，会引起舆论的抨击，有损政声。僵持不下间，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挺身而出，高声道：“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公开反对废君。
谏疏原本是和张之洞联衔上奏的，结果信使刚走，张大人就了，命人追回奏折，删去自己的名字。
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张之洞）小事勇，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惧？”
面对内外交口反对的局面，复仇女神慈禧望而却步了。
荣禄出了个主意：既然“破”的难度这么大，可以想办法先“立”嘛。
然而，“建储”不符合清朝“不立太子”的祖训。荣禄这一损招不仅引狼入室，把自己置于边缘化的境地，更为即将到来的全民狂欢埋下了伏笔。
慈禧挑中的皇储人选是自己弟弟桂祥的外孙溥儁（jun）。
溥儁年幼，具体张罗的是其父端亲王载漪（1856—1922）。
在为数不多的几场戏里，载漪都是以大反派的面目出现的。时而同奕劻恭请慈禧出山训政，时而跟刚毅、徐桐聚在一起咒骂新政，可谓反动派的杰出代表。
眼看就要从“慈禧侄女的老公”变成“皇上他亲爹”，载漪行动起来。
问题是再行动胳膊也拧不过大腿。立储的上谕发布后，西方公使不仅不入宫庆贺，还纷纷照会总理衙门，警告说如果光绪被废，后果将非常严重。
但对徐桐、刚毅等人而言，不扳倒光绪后果更严重。毕竟皇帝春秋鼎盛，等熬死了慈禧重操权柄，这帮守旧派一个都跑不掉。
偏偏时局给了“端王党”（载漪、徐桐、刚毅和庄亲王载勋）一个不要脸的机会——民间排外势力发展壮大，山东闹起了义和拳。
暴戾的黄河横穿而过，使得山东全境都饱受洪涝之苦。自然灾害连同列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让本就民风彪悍的山东盗匪横行。
曹州教案表面上看不过是两个大刀会的成员跑到教堂里砍死神父偷走钱的随机事件，而隐藏其后的深层矛盾却是延绵几十年的教民冲突。
把义和拳出现之前民众的反教史扣上“盲目排外”的帽子是不客观的。
农民的选择始终符合其利益逻辑，最初入教的那拨人显然不是因为梦到了耶和华，而是为了寻求政治特权。
曹州教案爆发后，特权在清政府的一纸脑残文件下进一步得到强化。
为了把教案消弭于地方，不再上升为外交事件，朝廷规定：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中，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大神父相当于司局级，神父相当于县处级。
有了体制内的身份，传教士随时可以面见同级的地方官，遇有教案，还能干预司法。而鸡犬升天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也能毫无压力地求见县官甚至知府，愈发猖狂。
比如：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除非给点什么东西。逼得没办法，不卖不行，我就把地卖给了他。那年这里的地价是一亩120吊，可咱只得算80吊一亩……
再比如：
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上发现了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了出来，从此英庄便可以合法烧盐了，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
奇葩周汉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还体现在迎神赛会上。
迎神赛会在当时乡下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和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一场需要大笔开支，通常由村民凑份子。
洋教传入后，教民们以“教义不合”为由，拒绝缴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若仅限于此，乡民也认了，权当尊重信仰自由。问题是个把猥琐的教民，不但不缴份钱，还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这就人神共愤了。
再加上诉讼等各方面的特权，教民与平民的恩怨日积月累，最后发展到你要是一开水果店的教民，都没人去买你的水果。
由此可见，当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之时，所针对的既不是基督教本身，也不是传教士，而是那些传统社会的“逆子”，那些借教民的身份在原本自洽的乡村规则中制造不公者。
当越来越多的乡民受教民之害而反教，寻求官府庇佑未果，最终也选择入教后，矛盾开始升级，谣言逐渐四起。
最经典的传言莫过于“教堂迷拐华童，割眼剖心制药”，让曾国藩晚节不保的天津教案即发轫于此。
明摆着无稽之谈，却大有人信，只能解释为政治体制迟迟不改革，直接拉低了人群的平均智商。
事实上，所谓文化冲突云云，背后的实质都是利益纠葛。左派视而不见，无限上纲上线，煽动民族主义，打着启蒙的旗号蒙人，连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都传“剜眼挖心”之谣，结果摇出一个奇葩——周汉。
作为山西候补道，周汉蹭蹬到四十岁也没捞到什么实职，便于1884年返回老家长沙。
时值洋人来湘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夜以继日地撰写反教文章。截至1898年，已刊布以《鬼教该死》为代表的30余种非法出版物，名震寰宇。
虽说这批反教书籍里充斥着“教士窃取婴儿脑髓”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天朝人口基数大，排外愤青们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周汉还是一跃成为年度话题人物。
但对时局来说，周汉的谩骂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挑起事端，使长江流域的教案数激增。一时间，在华传教士人心惶惶。
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抗议。
张之洞也很为难。周汉不事生产，专心反教，坚信自己搞的是万世不朽的事业，信誓旦旦地说“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早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这种颇有群众基础（主要在士绅阶层）的人你还杀不得，弄不好就会酿出民变。
总理衙门遭受了空前的外交压力，强令张之洞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李鸿章支了个招：调查周汉的劣迹，比如经济问题。如此则既不触碰民意，又能给洋人一个交代。
但出乎张之洞的意料，周汉似乎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竟然半毛钱问题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在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荒诞的神奇国度里，一切皆有可能。
周汉被精神病了。
湖广方面请旨革去其候补道的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看管。
洋人勉强表示同意。
但清政府一向对“右”严防死守，而对“左”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周汉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在曹州教案爆发时又跳了出来，四处张贴文告，号召湖南人一起驱逐洋人，烧毁“耶稣猪精”，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张之洞深感“办无从办，放不能放”的周汉是块无比烫手的山芋，因为其理论基础坚不可摧。
周汉认为，大清没有定鼎中国之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向清廷称臣。现在大清虽受各国欺辱，但毕竟未灭，而有的人却等不及要叛变，要投靠他国了，这是放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罪不容诛的。
然后他祭出官方意识形态“忠孝”，说忠臣孝子是万世万国都尊崇的。此法不定，纵使国力再强，又何以自守自立？
由是观之，统治阶级已无法自圆其说，周汉只能被精神病。
然而，人心是最微妙的东西，当你察觉到它的力量时，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仅1899年，山东就发生了六百多起教案，四百多教民丧生。混乱中，民间帮派大刀会声名鹊起，威震武林。
大刀会以一套铁布衫法为看家招式，行走江湖，端的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习此功者，当诵咒焚符，冲入水中跪饮，三日即能抵御刀砍，久之便是火器亦无所惧。
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大刀会不知疲倦地捉拿盗贼，在乡民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很快便在曹州一带发展到十多万人。
义和拳的前世今生
作为民间神秘文化的大合集，义和拳后来居上，在德州府平原县一带打游击，掌门叫朱红灯。
朱红灯原名朱占鳌，他冒充明朝皇室后裔是别有所图，而非后来宣称的“扶清灭洋”。
他身穿红裤，头戴大红风帽，以二郎神杨戬为偶像，称其“太老师”。
拳师有和尚，有道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平日互相以“师兄”称呼，喊朱红灯为“大师兄”。
一天，大师兄神秘地告诉列位师兄：“明年是‘劫年’，玉皇大帝将命诸神下凡。”
至于下来做什么，大师兄没说，估计是还没想好造反纲领。
义和拳的吃饭家伙是同铁布衫齐名的金钟罩，俗称“刀枪不入”，颇有跟大刀会分庭抗礼之势。
客观来讲，个别早期首领如二师兄心诚和尚等，确实有些硬气功。常年浸泡药水、运气吐纳，虽没有少林寺扫地僧那么玄乎，但胸口碎个大石还是易如反掌的。
后来会员日众，连女人都成了拳师（红灯照），各种怪力乱神便纷至沓来。
有吞符念咒号称孙悟空附体的，有神志迷乱口吐白沫的，还有像刘谦那样变魔术的。
最轰动的一次演出在山海关举办，当时路人纷传“此系真正神团”，看来之前没少遭遇假的。
表演开始时，拳民袒腹站成一排。百步之外，洋枪装药填子，对准射击。
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子弹及身，不仅安然无恙，还被拳民接在手里示众。
就在主持人又要故作惊叹时，一在场高人揭穿了把戏。
原来，开枪者先将白面搓成一小团，滚以铁沙。射击时，面丸化为青烟，表演者则将手中预先藏好的真子弹快速亮出，迷惑观众。
如此拙劣的骗术之所以能流行村野，皆因其走了一条顺应民心的道路——反教。
山东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乃至挟制地方官，已成为社会公害。
遇有教民生事，官员每每息事宁人，平民往往饮恨吞声，只有义和拳的大侠时不时拔刀相助一把，逐渐成为“哥谭市里的蝙蝠侠”。
曹州教案发生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已接到调令，升任四川总督。结果还没来得及走就出事了，不由让人感慨天道循环，因果不昧——李抚台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实在天怒人怨。
李秉衡迅速缉拿凶手，向德使请罪。可德国已经决定借机蚕食山东，德商都开始酿造青岛啤酒了，赔罪没有任何用处。
清廷被迫将李秉衡革职。德国勒索了一笔赔款，并取得在山东开矿修路的权利。
继任者毓贤堪称加强版刚毅，在当时是蜚声海外的大清酷吏。
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塑造了一类清廉到清贫的地步，却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昏官，毓贤即为个中翘楚。
毓屠夫当曹州知府时以捕盗为名，不分良莠，三个月杀了一千五百人，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累迁至山东按察使。
以毓臬台宁可错杀一千的魄力，办案效率自是一日千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毓贤还积极致力于发明创造，在满清十大酷刑的基础上研发出“站木笼”这一惨绝人寰全球领先的尖端科技。
木笼内壁布满铁钉，将人吊于其中，在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笼内之人，稍有动弹，身体就会被刺得千疮百孔；而当你踩到砖时，对不起，还是要减血，衙役马上会抽去一块。一直将其人折磨到油尽灯枯、遍体鳞伤，方才惨死。
对大刀会与义和拳的不法行径，毓贤一直卖力弹压，还处死了滥杀教民的朱红灯。但当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情况起了变化。
首先，义和拳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远远超出了毓贤的砍人速度；
其次，在处理层出不穷的教案时，毓贤发现教民目无王法、仗势欺官，再不打压估计都敢冲到巡抚衙门里送自己见上帝；
最后，也是他最受不了的——作为一个打小仇洋排外的极端保守派，不得不忍受德国的步步紧逼。
一怒之下，毓贤告诉底下的府县官员，从此把教民的控告当成废纸，置之不理。
回过头来再看拳民，发现这帮仗义的山东大汉才是最可爱的人。
猛然醒悟的毓贤决定改剿为抚，将义和拳改组为义和团，并颁发“毓”字大旗，以示招安。
拳民深受鼓舞，杀起“二毛子”（教民）来精神倍加抖擞，个把手滑的顺带就把传教士给杀了，教堂也烧了。
当然，除了引起洋人的恐慌和抗议之外，毫无意义。
总理衙门不敢怠慢，奏请慈禧将毓贤“开缺”。
事实上，对毓贤在山东施行的“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政策，慈禧极为嘉许。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进京觐见，她亲书“福”字赏赐，并将之调任山西巡抚。
当然你会问，慈禧怎么也从惧洋改为打洋了？
都是让端王党煽惑的。本来就对洋人庇护康梁，收留孙文，还反对她废君立储恨得咬牙切齿，载漪为了当皇上他爸又来火上浇油，收集了一些《字林西报》（上海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上鼓吹太后退休、还政光绪的言论，彻底激怒了慈禧。
如果说怕洋人是一种理性，恨洋人是一种感性，则视权力为生命的慈禧，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登时丧失了理智。
铁腕治鲁
闹剧在李鸿章被慈禧派去广州当两广总督后拉开序幕。
辞行时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慈禧：“李鸿章，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臣确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知道（先站对队），但六部的确当废。如果坚持旧的制度能够富强，中国早就强大了，何必等到今天？因此，如果主张变法即被指为康党，那臣实无可逃。”
慈禧默然不语。
被端王党“绑架”的她，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解除洋人的威胁。具体到眼前，就是那帮经常对她指手画脚的列强驻华公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