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牌谣言制造机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激愤，人心思变。
时值十八省举人在京会试，三十七岁的广东南海考生康有为（1858—1927）一夜之间赶写了万言书，要求光绪“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一千二百名举人的联署下，递呈都察院，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不是公共汽车，而是官府的马车。汉代通过“察举”选拔官员，地方贤才被推荐去京师做官的，都要由朝廷派公车接迎，故用公车指代举人。
甲午年“公车们”确实上书了，但同《新华词典》里“公车上书”一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原因是康有为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
1923年，六十多岁的康圣人跑到陕西去讲学，受到陕西督军刘振华的热情款待。
在游览卧龙寺时，康有为发现一本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眼前一亮，先以金钱动之，再以自己所藏的三本经书交换为诱饵。住持定慧见其是督军座上宾，不好拒绝，便与之订约。
谁知急不可耐的康有为当晚就派弟子张扶万带着十七辆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卧龙寺，不但夺走《碛砂藏经》，还顺带搬了两柜其他经书。
定慧得知后忙从寺外赶回，已然阻拦不及，眼睁睁看着张扶万扬长而去。
不久，风声走漏，各界哗然，纷纷斥责康有为，要求其退还经书。愤怒的群众还自发撰写藏头诗讽刺道“老而不死是为（贼），国家将亡必有（妖）”，合起来便是“贼妖有为”。
陕西人民显然低估了南海圣人的心理素质，人行走江湖数十载，以至于江和湖都被污染了。此事拖到第二年开春，觉得窃书不算偷的康有为带着心爱的国宝溜出了西安。
要不是众人围追堵截，在潼关拦下他，国有资产就又流进私人腰包了。
当然，康有为不是孔乙己，能耐远不止于此。他最擅长的还是讲故事，希区柯克见了也自愧弗如。
康有为和梁启超召集一千二百名举人在北京松筠庵举行集会，时为条约签订后第五天。
现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
康有为出示草就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众人挨个签名，并于十天后（5月2日）在康、梁的率领下，齐集都察院门口投递。
而都察院则以光绪已在合约上用玺，事情无可挽回为由，拒绝接受。
戏剧冲突的确抓人，然而，真相却是，康有为根本就没去都察院。
清朝人民享有集会的自由。不过，实地考察一番便会发现，松筠庵（杨继盛故居）巴掌大的地方，容纳一千人非常困难。即使勉强挤下，也是人贴着人，且分散于各个房间，何谈集会？
唯一可以确证的上书是由梁启超组织的，只煽动了八十多个广东举人，而同一时间陈景华领导的上书则联合了将近三百名粤籍举人。康有为自封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影响力却不过尔尔。
如果表演仅限于此，还可以理解为康有为爱国心切以至于神志失常。问题是他为了塑造伟光正的形象，不惜混淆是非，抹黑他人，这就给历史研究工作人为地设置了许多障碍。
首先，光绪盖玺的日期是5月3日，而在康有为的记载里，5月2日都察院的人就未卜先知地告诉他说皇帝已经盖玺。
其次，都察院三个堂官裕德、寿昌和沈恩嘉都反对议和，底下二十多个御史更是轮番上折子，不眠不休。
此外，仅5月2日一天，都察院就向朝廷代奏了十五件来自官员和举人的上书。试问这般呕心沥血主战的国家机关，有何必要同一个康大炮作对？
整天觉得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康有为其实忽略了一点：高层也分左中右。
成立于半年前，旨在架空北洋的战时机构督办军务处（最高军事委员会）尚未撤销，五个大佬（复出的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以及兵部尚书荣禄）里除奕訢和奕劻主和外，其余三人全部反对签约。
这显然不是康有为所处的层面能够了解，他也就知道军机大臣孙毓汶是个主和派。
问题是扫大街的都知道。
当面对内外交口反对，高层莫衷一是的局面时，孙毓汶曾挺身而出、甘做小人，辞色俱厉地催光绪盖玺，还拿天津海啸吓唬人，把皇帝逼得绕殿急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顿足流涕，奋笔书之”。
虽如此，康有为的交际能力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据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胡思敬描述：
有为身材高大，胡须修长，目光炯炯射人。初见人时抱拳鞠躬，朗声大笑，询问完姓名，依次又问来自何地，有何物产，乡里的长老、豪杰等事。再三细问，取西洋铅笔，一一记录下姓名，藏于夹袋之中……终日怀揣名帖，汲汲奔走，好像失常了一样。
康有为是在同乡凌福彭（军机章京）的介绍下认识的张荫桓，这也是张荫桓人生噩梦的开始。
张没有科举功名，早年花钱捐了个知县，全靠实干一步步爬到高位，结果就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命中煞星：最佳损友康有为。
学问大、口才好、心气高，招招命中尊师重道的张荫桓的软肋，从此，为康有为奔波劳碌，披星戴月……
康有为考中进士，想当状元，天天求张荫桓帮他运作，结果被阅卷大臣斥退；康有为想巴结翁同龢，苦无门路，张荫桓立刻代为引荐。
如此任劳任怨的下场便是受政变牵连，流放三千里，客死异乡。引为至交的康煞星还在各种场合对张荫桓为康党做出的贡献讳莫如深，恨不得划清界限。
要不是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无名英雄多半当定了。
更扯的是，张荫桓遇人不淑也就罢了，还把好友孙毓汶搭了进去。
身兼“位高”与“主和”两大因素的孙毓汶被康编剧塑造成了大反派：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康有为的行动，在松筠庵集会时派翰林院编修黄某前去砸场。
黄某单枪匹马，“飞言恐吓”，居然就吓呆了刚才还愤愤不平的举子们。许多人当场请求撤销签名，让人不得不怀疑查无实名的黄某是否便是黄飞鸿。
坏人当道，只因好人还不够努力
事实上在1895年，拒和不是少数派报告，而是终南捷径。
比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就因声嘶力竭地拒和，半个月内跳了两级，擢为侍讲。
当年夏天，康门弟子编写的《公车上书记》出版，梁启超作序。序言中只字不提康有为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盖因时议未消，当事者众，忌惮舆论，不敢造假。
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真相杀手康有为又开始炒作《公车上书记》，说此书“为人传抄，刻遍天下”——这可真是高估了国人对时政的热情。
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书永远是成功学和养生，康有为想逆市而为，其结果便是《公车上书记》一再滞销。《申报》上六次声势唬人的广告显示，两个月内，该书售价便从两角跌到四分。
可能你会问，康有为好歹也是搞国学的，为什么思想品德不及格？
要怪就怪他投错了胎，生在一个无论你搞什么先得被当时万恶的教育体制搞一遍的时代。
从小博览群书的康有为在广州府连考三次，十六岁才混了一个秀才文凭。
科海无涯，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就在同一个考场，三战三北的洪秀全精神分裂，发疯去找上帝寻求安慰。
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心理素质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这也难怪。据他回忆，自己出生时有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始生）；年轻静坐时有幻象（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而这类始终坚信天将降大任于己的人，一般不是待在疯人院便是颠倒众生折腾天下。
上天似乎在考验康有为的耐心，以确定他就是那个“ChosenOne”。于是，接下来十三年里，康同学的身影辗转出现在广州和北京的考场，其结果却是六考六败。
1893年，毛泽东都出世了，康有为已经三十六岁。搁现在，这把年纪考公务员都不让报名了。
所幸心力强大，硬是拼了老命再进考棚。
居然，就中了。
此后一帆风顺，时隔两年竟高中进士。
真可谓旦夕祸福转念间。
其实也不奇怪，县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注重文采，文学天才加点八股训练便可应付，像梁启超这种“笔端常带感情”的一考一个准。
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则必须学富五车真知灼见，光靠耍笔杆子是糊弄不过去的。因此，不通的举人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则不多见。
而康有为的问题在于，积累甚广，想法很多，文字功底却并不出众，故常年困厄于地方。
十年寒窗，康秀才追随理学大师朱次琦精研宋明理学，进而由儒入佛，旁及西学。在朱老师病死后又四处游历，访名山大川，交鸿儒达官，足迹远至香港。
英国治下的香港吏治清廉、街道整洁，康有为深受刺激，转而攻读为数不多的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块吸取知识的海绵。
这些书大多出自上海的广学会。
由赫德任董事长、李提摩太任总干事的广学会在推广基督教的同时，编译出版了大量政治、科学类书籍，并发行《万国公报》，传播西方自由民主之观念，呼吁清廷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通过在科场外免费发放和对官员赠书，广学会影响了一大批社会精英。1894年，李鸿章作序、李提摩太所著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全国，仅四川一省就有十九种盗版。
同时，广学会经常举办有奖征文，命题广泛，无所不包。康有为参加过一次，得了个末等奖。
但很明显他的志向不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1888年，康有为再次上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开考前，三次登门求见内阁大学士徐桐（1819—1900）。
徐桐家住东交民巷，离各国使馆很近。康有为但凡脑子正常点，看见他家门口贴着的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也该知道和自己不是一路人。
曾任同治帝师的徐桐极端守旧，《清史稿》说他“恶西学如仇”。并且极端昏聩，曾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听说有个国家叫美利坚后又不高兴了：“我大清什么都美，美国有什么可美的？我大清什么事都顺利，美国有什么可利的？我大清军队无坚不摧，美国有什么可坚的？”
作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倭仁的弟子，徐桐在学术上的造诣远逊其师，亦不如李鸿藻和翁同龢。整天拿着一本《太上感应篇》晃来晃去，常遭同僚耻笑，只因资历老年纪大，倒也没人管他。
两个头脑不太正常的人碰到一起就是出闹剧。
徐桐拒了康有为三次，又派人来问他究竟有何要紧话说。康有为写了一封措辞乖张的信，拍徐桐马屁的同时却说“七十老翁，复何所求”，指责其尸位素餐。
徐桐被激怒，斥康有为是“狂生”，将其书信掷还。
科场再次失利的康有为开始遍访京城权贵，兜售他的变法万言书《上清帝第一书》。
后世论及此疏，多称其主旨为“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良”——就算训练有素的职业影评人，要想过度阐释到这种程度，还是很困难的。
上书约五千字，无非外夷交迫、内政败坏、天灾示警的陈词滥调，以此说明变法的急迫性。问题是新法长什么样，怎么变，康有为全然没有提及。
按规定，秀才上书必须由国子监代呈。恰好国子监祭酒盛昱是翁同龢的门生，于是，康有为的宏文摆到了翁的案头。
要不是撞上敏感时期，说不定真能受到清流领袖的赏识。
已和奕譞达成共识的翁同龢在等。再等一年，光绪大婚亲政之后，一切都将明了。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唯愿权力能顺利交接的他不想节外生枝，就像当年奕訢下台时深感独木难支的李鸿章所发出的喟叹：
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
当晚的日记里，翁同龢表明了自己拒绝呈递康文的原因：
言语讦直，于事无益，只会徒生衅端。
最好与最坏的创造了历史，平庸之辈繁衍了种族。
愤青再不靠谱，也比善变的女人可靠。
1889年的大婚拉开了帝后两党斗争的序幕。
都知道光绪喜欢珍妃，慈禧却内定了自己的侄女隆裕为皇后。
并且，按理说归政了就应该搬到专供先皇遗孀居住的慈宁宫去，慈禧却跑到宁寿宫，权力隐喻不言自明——此宫是乾隆为自己退居太上皇后打造的养老之地。
而且是不交权的太上皇。
朝廷的人事安排也萧规曹随，不愿交权的讯号再明显不过。御史屠仁守坐不住了，上了一道诡异的奏章。
十几年的骂人经验，文字已玩儿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屠仁守在疏中祭出了屠龙术：太后归政在即，朝廷政务繁忙，请求明降谕旨，依照高宗皇帝（乾隆）当年训政的旧例，以后外省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写“皇太后圣鉴”的字样，恳请皇太后阅览批示后，方能施行。
表面看切合慈禧心意，实际上屠仁守在御史中素以刚直不阿闻名，砍起人来堪比屠龙刀，江湖人称“西台孤凤”。
这样的人，对曲学阿世不感兴趣。
慈禧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一个圈套。如果同意屠仁守的奏章，意味着自己在悍然挑战祖制，以后宫女流的身份自比乾隆，拒不归政；若不同意，则需明确表示自己归政的同时，也肯放权。
正确答案其实只有一个。慈禧违心地下旨说：
览奏极其骇异！垂帘听政乃权宜之计，岂可与高宗皇帝的训政相提并论？
屠仁守被撤职查办，但他自爆的目的已经达到，气得慈禧天天对翁同龢发牢骚：“我的心事他们全然不知。”
但在光绪看来，慈禧根本就没有资格生气。早在上一年奕譞病重时，他就怀疑慈禧想谋害死自己的父亲。
为此，还专门找翁同龢商量，说醇亲王的病御医无可奈何，朕私下延请的民医徐某诊治后倒大有转机。谁知宫中竟传旨，不许醇亲王服用徐某所开之药。
翁同龢仓促间不知如何回答，光绪断然道：“朕的意思是，仍服徐方。”
迨至大婚，皇帝的不满终于公开发作。
对包办婚姻，光绪虽没有像五四青年那样勇敢地说不，但在婚后第四天，借口生病，把原定在太和殿宴请皇后家族的筵席撤销，将菜肴分赐给京城的王公大臣，一时引发坊间无数议论……
从1894年起，慈禧开始常住颐和园。帝后之争最终以恐怖制衡的结构固化下来。
事先请示：无论请安、侍膳，还是陪看戏，都是以孝道之名，行控制之实。
事后汇报：光绪有独立的朱批权、口谕权，但在处置后的第二天必须向慈禧报告。
这就好比皇帝在一座玻璃房里办公，太后虽在远处，仍可大致看个清楚。不过必须承认，再透明的玻璃房也有一些暗角。
回到康有为，1888年的受挫实与政治气候不宜有关。蹭蹬了一年半，一事无成的他颓然离京，临别之际还口占一诗，其中恶狠狠道：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又把账算到了虚拟的顽固派头上。
康有为开始考虑转型，在给刑部主事、著名学者沈曾植的信中写道：“我无土地，无人民，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托于教乎？”
沈曾植见他可怜，一片好心，把王恺运的弟子廖平（1852—1932）所著的《今古学考》借给了他。
结果就轮到廖平倒霉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川人廖平的人生平淡无奇，几乎只有黑白二色。等遇到康有为，直接全黑了。
廖平早年考秀才拔得头魁，受到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的赏识，把他调到自己手创的尊经书院着力栽培。
继任院长是王恺运，廖平跟着他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底子。
就在康有为灰溜溜地离京的同时，廖平踏踏实实地考上了进士。
当了个把月内阁中书觉得没劲，正好已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院，极力延请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