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都没想，收拾行囊上路。
论办实业，张之洞不如李鸿章；但论精神文明建设，张探花还是锐意进取，既快且狠的。督两江时，江宁候补知府陈锐曾找过他。
以诗见长的陈锐先找到的是陈三立（陈寅恪之父）。陈三立之父陈宝箴时任湖南巡抚，政声卓著，和张之洞私交甚好。
陈三立屡向张之洞推荐陈锐，意欲帮好友谋到实缺。可惜传见前陈锐想多了，觉得诗与骈文皆张之洞所擅，不如专谈古文，攻其所短，以达到震慑的效果。
计定入见。张之洞问：“汝善何种文学？”
陈锐：“古文。”
张：“古文习何文？”
陈：“八大家。”
张：“八大家喜读何家？”
陈：“韩昌黎。”
张：“韩文最喜何篇？”
陈：“《原道》。”
张之洞连声道：“原道、原道……”
语未终，举杯送客。
陈三立得到的反馈是：陈锐不佳。
《原道》是韩愈为了扬儒抑佛而作，虽被奉为经典，但主旨异常保守（圣人出而救万民于水火）。
张之洞的思想显然不保守。他是保守中的前行者，前进中的保守派。
常年搞意识形态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比一般的洋务派更深。体用分离让他敢在教育上实施改革，培育新式人才，舆论相对宽容。但一涉及政治现实，立刻勒马回缰。
因此，把两边各打一棒的张之洞（“旧者因噎而废食，新者歧多而亡羊”）其实需要的是完全能为己所用的良材。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康有为看完《今古学考》，非常震惊，立刻跑回广州找到廖平，诉说自己如黄河泛滥延绵不绝的崇拜之情。
廖平面无表情地听他叨叨完，摸出两篇草稿，说自己已经推翻了原来的观点。
康有为抢过稿纸一看，标题是《知圣篇》《辟刘篇》。
治《公羊》的你伤不起。
在遥远的秦代，始皇进行了“书同文”的改革，尽废六国文字，统一使用秦国的隶书。
焚书坑儒后，“挟书之禁”的法令规定，民间私自藏书可罪至“族诛”。这就造成了文化断层。
到了汉初，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古书”近乎绝迹——除非你扛着洛阳铲去盗墓。
就算真的挖出来两本，拿到孔夫子旧书网去晒，望着天书一般的六国古文，恐怕也没人敢买。
《公羊传》的情况比较特殊，虽被归在“今文经”里（用的隶书），但其思想渊源成形于战国时的齐国人公羊高。
此人据说是子夏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被普遍认为是孔子之后最早具有法家倾向的儒家学者。
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公羊高。
作为家学，公羊学一直口传心授。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将之付诸纸面，定稿出版，是为《公羊传》。
时至武帝，独尊儒术，释《春秋》的比比皆是，又以公羊派和穀梁派为泰山北斗，宛若少林武当。
当年华山论剑，穀梁派高手瑕丘江公败给了公羊派高手董仲舒。在武帝的钦定下，公羊学从此成为官学。
君之所向，天下趋焉。加之公孙弘以草民之身精研公羊，竟官至丞相，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一时间人手一本《公羊》，以求朝廷供养。
供养之所便是官办的太学，在里面混个“五经博士”当，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久而久之，潜心学术者寡，征逐名利者众。
有识之士开始寻求突围。
比如东汉最牛的学者郑玄，就因不满太学里的官僚主义和课题贫乏，四处求学，遍览群经，终成一代宗师。
早在郑玄之前，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50—公元23）就对这帮学霸发起过猛烈的挑战。
刘歆是皇室宗亲，其父刘向乃著名学者。家学渊源使其素有神童之名，受汉成帝召见后，随刘向整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
图书馆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待久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博尔赫斯就因常年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写出的作品汪洋恣睢，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
西汉的国家图书馆保存了许多稀世的六国古书。刘歆皓首穷经，先是整理出一本《山海经》。又将图书分门别类，撰写目录和简介，搞出一本《七略》，堪称目录学始祖。
工作之余还研究一下数学，将圆周率推衍到了3.15。
最重要的发现是《左传》。
此书在民间一直有流传，但影响不大，读者皆以寻常史书视之。但刘歆不这么看，他重新校勘了馆藏的古本《左传》，认为终于找到了对付以研究《公羊传》为生的今文家的利器。
作为今文经学，代代相传的公羊学其主旨是否发生流变？而且，即使公羊高真是子夏的弟子，隔了两代人，《春秋》的真义他能洞悉多少？
《左传》则不然，成书于春秋，作者左丘明是孔子的好友。《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足恭（以过度谦敬取媚于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的记载。
谁的可信度更高，一目了然。
刘歆的发难太学里的腐儒无法回答（“不肯置对”），对他要求把《左传》列入官学的呼吁更是惧恨交加。于是打出一张“党同伐异”，将刘歆排挤出了京城。
回到文本本身，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杰出代表《公羊传》与《左传》，其间的差别不啻天渊。
《公羊传》可谓六经注我的典型。
打着阐释《春秋》的旗号，发挥出孔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微言大义”，不禁让人想起小学语文课上归纳中心思想的套路。
虽然很假，但实践证明，在一个充斥着谎言的国家里，虚伪往往比真实更安全有效。
深谙此理的汉武帝在准备同匈奴开战时，面对跪阻的群臣，便祭出了《公羊传》。
他援引的是“庄公四年”的事，《春秋》上记载了一句话：
纪侯大去其国。
寥寥六字，《公羊传》解释出了三百多个字……
首先补充了一些史料，说“大去”就是灭国的意思。纪国被齐国给灭了，下手的是齐襄公。
之所以隐去“凶手”的名字，是为贤者讳。齐襄公谈不上贤良，但在这场戏里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和纪国没什么过节，下此“毒手”是为了替祖宗报仇。当年，九世祖齐哀公被周天子下令扔到锅里给煮了，原因是周天子听信了纪国领导人的谗言。
也许你会问，当今纪国的国君又没得罪齐国啊，襄公把人灭国了，这不是迁怒吗？
《公羊传》杀气腾腾地回答你：“话不能这么说。要是齐哀公被冤枉时，中央有一位圣明的天子，早把奸佞的纪国领导人给处理了——纪国能传到现在等于是白捡的。而且，齐襄公在位时，天子仍然昏庸，要搞死纪侯，唯一的办法便是快意恩仇，灭掉纪国。”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复仇”。乍一看的确符合《春秋》血亲复仇的原教旨。但是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齐襄公又不是齐桓公。此公征伐无度，言而无信，跟自己的妹妹乱伦，享国十二年就把卫国、鲁国、郑国打了个遍，灭纪国怕只是嗜杀成性的结果，而非报什么一百八十年前的世仇。
刘彻引用此例就更可笑了。当年“白登之围”刘邦确实遭匈奴欺负，但毕竟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跟齐哀公被煮成熟肉不可同日而语。
况且，《公羊传》描述的是先秦封建社会的现实：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齐襄公再不济也能以“替天子行道”的名义伐纪，刘彻征匈奴喊喊“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没问题，搬出《公羊传》则显得生拉硬套。
公羊三世说
如果和萧望之的故事对比着看，更显荒谬。
汉宣帝时，匈奴发生内乱。朝臣议论纷纷，都主张趁此良机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帮蛮夷。
宣帝拿不准，请教御史大夫萧望之。萧是海内名儒，按理说打击落后文明，维护华夏正统应该责无旁贷，没想到他抛出三个字：打不得。
萧望之引述的是《春秋》里关于士匄（gai）的一则事例：
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
晋国的士匄率军攻打齐国，行至穀这个地方，听说齐侯翘辫子了，于是收兵回国。
表述非常平静，《公羊传》却又不淡定了，说《春秋》在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
以当孔子肚子里蛔虫为荣的公羊氏振振有辞道：“玄机就在那个‘还’字里。这是个好字眼啊，真是寓褒贬于一字之中。”
品不出“还”字隐含了什么爱憎情绪，你也只有怪自己眼拙。《公羊传》上的是公开课，不是家教，不会等你揣摩清楚了再往下讲。人扯完历史，图穷匕见，马上抛出一句“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也”。
这才是要表达的主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萧望之以“不能趁人之危”劝阻了皇帝打匈奴；汉武帝用“世仇不共戴天”论证了必须打匈奴。同一本书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看来对汉朝人而言，学好《公羊传》，走遍天下都不怕。
理论只是一张皮，真相往往出自现实的考量。正因为有刘彻的穷兵黩武打下的基础，汉宣帝才敢言“王霸杂糅”。
汉匈之争延绵一百多年，双方都已打疲，亟须一个转机。就在萧望之借公羊之酒浇汉家块垒的二十年后，昭君出塞，汉匈结好。
如果只因为“能不够”，“发展”了一下《春秋》的义理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公羊传》为了服务于政治，时不时还夹带私货，曲解经义。
比如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从《春秋》里“发掘”出来的这八个字，前四个确实贴合周礼以及宗法制的社会现实。
如果你的母亲是国君的正妻，其他兄弟的母亲都是侧室，那他们会很自觉地退避三舍，不与你争储君之位。
像《宫》那样一群阿哥为了抢皇位打得头破血流，在《春秋》看来就是没文化真可怕的样板。
关键是后四个字。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母以子贵”的现象，这是汉代公羊家为了迎合权力，在《公羊传》付梓时添加进去的。
当春秋时，诸侯满街走，大夫多如狗。只要你是“士”以上的贵族，找个门当户对的女人当妻当妾都很容易，犯不着去强抢民女。
到了汉代，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异姓诸侯如韩信等早被剪除殆尽，同姓的藩王又不能通婚，皇室需要大量的后宫佳丽，除了去民间海选，别无他法。
这就给了许多原本出身低贱的女人以机会。
例如刘彻的生母王娡。
王娡的父亲乃一介平民，王母倒是名门之后，但所谓的“钟鸣鼎食之家”早已是遥远的回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王娡进宫前是结过婚的。
考虑到《甄嬛传》里后宫争宠的明刀暗枪，刘彻母子受到的非议不难想象。
直到一天，从众口铄金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的刘彻终于手操权柄、口含天宪。这时，董仲舒拿着一本《公羊传》跑来告诉他：皇上，母以子贵。
那种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
《公羊传》的衰落，标志性事件是东汉的一场辩论。结果是，主治公羊、人称“学海”的何休败给了《左传》专家、有“经神”之称的郑玄。
意料之中。
今文家的阅读量总体上不如古文家。口才再好，没有论据作支撑，也只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两相对比，《公羊传》重政治正确，轻事实考据，严定纲纪，爱憎分明，具有强烈的法家意识；《左传》正好相反，重史实而轻义理，小心求证，客观陈述，罕见偏激的情绪。
因此，今文学家攻击《左传》的说辞是：它不过是一本史书，孔子的精神一点没宣扬，不配称“经”！
古文家的回击不甘示弱：那也比你打着红旗反红旗，穿凿附会，篡乱《春秋》强！
事实上，像羚羊一样好斗的《公羊传》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复古传统严重的中国提出了震撼的“公羊三世说”。
在研究《春秋》时，公羊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孔子也怕文字狱。
根据怕的程度，《公羊传》把《春秋》记载的十二位鲁国国君的世代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世。
董仲舒解释说，所见世就是孔子出生后的襄公、昭公、定公和哀公四个他亲身经历的时代。
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这就指鹿为马了。
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