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吴文镕非常默契，都在等待湘军水师建成投入作战。但是别人未必认同这个计划。崇纶无法理解这种拖延，参劾吴文镕闭城株守，而咸丰竟然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下诏申斥。吴文镕顶不住朝廷的压力，率部开出省会，到黄州前线督战。他给曾国藩留下一封信，大致意思是：我本来打算坚守武昌，等待你率水师北上；可是崇纶逼我出兵，我也只好一死报国了。尽管如此，你建设的水军和陆军不要轻易出动，必须等到万事齐备，才能发起攻势，千万不要为了救我而轻率北上。彻底打败粤贼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一人身上，你必须老成持重，如若失足，恐怕后继无人。
曾国藩看了这封信，十分感动，又深为忧虑。他感到了吴文镕殷切的期望，决定等到扩军工作完成后再出兵救援。
在此期间，骆秉章考虑到长沙兵力有余，令罗泽南的二营湘乡勇到湘江上游镇压土匪。罗泽南溯江而上，于十二月十日抵达衡州。曾国藩与罗泽南商榷兵事，改革陆军的营制，增加各营的兵力，以五百人为一营，每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一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每营用长夫一百八十人。他们仔细斟酌，精确地规定了营官、哨官、队长以至勇夫的薪水和口粮，然后刊发了几十条制度和几十条军人守则。湘乡勇又经历了一次正规化建设，按照曾国藩和罗泽南制定的规章制度行事。
在直隶战场，胜保和僧格林沁的矛盾一直无法调和，恐怕的确是由于僧格林沁对胜保盛气凌人。胜保偏偏忍受不了这个，满怀牢骚委屈。这个问题不解决，他没有多少心思部署作战，一定要辩个是非曲直。他向皇上奏报，强调军务办得非常棘手，言下之意，责怪皇上没有解决他多次反映的问题：僧王及其僚属对他造谣中伤，“非笔墨所能形容”。如今处在功亏一篑之时，究竟应当力攻，还是应当围困，他拿不定主意。措施稍有失误，关系全局成败。他恳求咸丰准许德勒克色楞火速进京，当面奏报军营复杂的关系。他还说，他有机密的作战方案上报，如果当面得到皇上的批准，便可回营遵办，对军务国事都有裨益。
胜保把事情说得如此神神秘秘，咸丰一看就火了。逆贼占据静海、独流三个多月了，胜保如此强调慎重，肯定是因为他已经没了主意。庐州已被攻陷，江忠源已经殉难，逆贼主力随时可能从庐州北上，与天津周边的逆贼会合，胜保却还在那里打着他的小算盘。咸丰拍着桌子，对殿上的大臣们嚷道：“德勒克色楞有什么事情要来京密奏，就叫他赶快来吧！”
僧格林沁虽是前线大员，却远没有咸丰这般焦虑。他守在王家坨，打算静观胜保的好戏，自己先向皇上小儿卖一卖关子。他接到探报，林凤祥分出兵力，在独流和静海之间的五里庄修筑了木垒，太平军的据点从两个发展成为三个。他还抓获了敌军的间谍，从审讯中得知，林凤祥将缴获官军的大炮架设在木城之内。由此可见，敌军远不像胜保所说的那样已到穷途末路，反而是壁垒坚固，连得利器，足以抵抗官军的进攻。
僧格林沁打破静默，向咸丰报告，并派部队从东西两面日夜向敌营开炮轰击，但敌军伏在营内，不肯出战，所以无法交手。他的部队抓到敌营中逃出的人，供称有女匪已扮作乞丐往南边求援去了，南边的援兵两个月内就可开到。所以，他认为应该迅速将此股逆匪歼灭。
僧王的奏报无疑是在扇胜保的耳光，咸丰确信逆匪其实还有很强的战斗力。但僧格林沁也只是说了一番空话，只字未提如何才能迅歼敌军。他先前说过，等待水流结成坚冰，就能逼近敌营发起火攻。如今坚冰形成已有多日，僧格林沁既未发起火攻，也未提起此事。这是僧格林沁与胜保争宠的招数。这个关子卖得好，吸引了咸丰的注意力。咸丰连发上谕，催问他有何妙计，又做出决定，让僧格林沁和胜保会师，归并一处，迫使僧格林沁与胜保合力筹划攻击。
咸丰三年年底，全国的形势严峻无比，曾国藩却还只能对付本省的土匪。广东协拨给湖北的七万两军饷，押解到湖南境内，经过郴州和桂阳州，正好遇到永兴土匪闹事，曾国藩令罗泽南、萧启江、杨昌浚率部迎护这批军饷，同时剿捕永兴土匪。湘乡勇一到永兴，将土匪一鼓荡平。
随着全国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咸丰越来越耐不住性子。他不仅逼迫吴文镕上前线，对曾国藩的迟延出兵也已颇不耐烦。在庐州陷落的前一天，咸丰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安徽形势紧急，你不要偏执己见，按兵不动；望你激发天良，去救燃眉之急。咸丰说：从你的奏折来看，你要把几个省的军务一身担当，可是你的才能是否足以担此重任？你平时爱说大话，认为没人比你更高明，事到临头，要是真能显出真本事才好。如果你惊慌失措，岂不会贻笑于天下？你一定要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抵达，即早一点得益。你能勇挑重担，远非胆小怕事的官员可比。你既然夸下了海口，那就要拿出行动来，把事情办好，给朕看看！
咸丰的话说得很重，曾国藩被逼到了绝路上。咸丰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筹备的时间，而且他必须很快做出一些成绩给皇上看一看。他于五天后就写好了奏疏，给了咸丰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一，起行日期，必须等到广东的大炮解运到湖南，能让战船全部配上大炮，我就马上开拔；第二，黄州巴河已被逆贼占据，湘军必须首先扫荡湖北境内的江面，才能前往安徽；第三，武昌在金陵的上游，是逆贼必争之地，如今应力保武昌，然后才能发起攻势；第四，我所训练的乡勇，现在郴州和桂阳州一带剿办土匪，不能立即撤回，等到明年正月船炮齐备之时，一并带赴下游。
然后，他明确地回答咸丰对他提出的挑战。他说，他兵力单薄，军饷缺乏，所以不敢保证一定能打胜仗；但他对朝廷是一片愚诚，绝对不会怕死逃避。丑话不妨说在前面，以免将来毫无功绩，被治个吹牛欺君之罪。
曾国藩担心咸丰误解，又向皇上解释：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州一带，还有一股会匪没有歼灭，余党尚多。这股会匪实为湖南巨患，也是我经手没有办完的事情。
曾国藩的答复有些赌气的意味，但在咸丰看来是表达忠心的最好方式。咸丰批复说：胜败当然是不可逆料的，但你的忠心可对天日，众所周知。咸丰的语气变得非常温婉：你一个回乡守丧的官员，能够如此为朝廷出力，精神已属可嘉。没有剿完的贼匪，你可以知会巡抚剿办，若有你素来深信的绅士，也可以交他办理。
曾国藩与皇上沟通，赢得了建军所需的时间，但他未能救援江忠源。刘长佑和江忠浚的新宁勇，加上各路援军，都未能开进庐州。曾国藩只能在湖南遥望着庐州，听任安徽新省会陷落，江忠源自尽。
对于江忠源的死，曾国藩鞭长莫及。他只能催促船厂加快进度，年底也不休息。在他的督促下，湘军的战船已经造成过半。
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从衡州回到湘乡探亲，向家乡告别。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率师北上的心理准备。
胡林翼走向主战场
江忠源战死庐州前夕，另一位未来的湘军大帅也做好了融入大规模内战的准备。
胡林翼在上一年十月交卸了黎平知府。他在黎平当了两年父母官，尽心尽力，培植了淳朴安分的民风，养成了“不刁、不诈、不淫”的社会风气，在贵州各府中树立了一个模范。但他处在多事之秋，认为辖地民风太弱，又通过一年的努力，对百姓加以军事训练，令民气有所增强。
胡林翼离开黎平时，太平军从长沙撤围，袭掠宁乡，进军胡林翼的故乡益阳。贵州人听说太平军将要攻打常德，盘踞在镇远、都匀、黄平、瓮安各府县的苗军和榔军顿时虎虎生威，以盗抢为主的治安事件频繁发生。巡抚知道胡林翼勇担重任，把棘手的军务推到他的头上，令他总管与湖南交界处的边防，负责重灾地区的防剿。胡林翼拥有了整个贵州东部的军事指挥权，当上了黎平、镇远、思州、都匀、铜仁、松桃一带的剿匪总司令，还在镇远另设一个审案局，由他主持。
胡林翼上任后，盯上了乌沙这个地方。此地与清江、丹江、台拱、八寨交界，是所谓的缓冲地区，最适合隐藏盗匪。胡林翼知道那里道路纷歧、盗匪出没，必须各地合力防剿，否则难以扫除盗匪。而他要进军乌沙，必须取道古州，才能下手。
为了搞清楚胡林翼活动区域内的这些地名，有必要说明一下：清江就是现在地图上所标的剑河县，丹江即是雷山县，台拱即是台江县，八寨即是丹寨县，古州即为榕江县。
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胡林翼率领二百名民兵从黎平出发，六天后抵达乌沙，指挥正规军和民兵合力追逐，擒捕巨盗牛坐、九坐等一百多人。他请巡抚命令各地绘制险要之处的地图，举行保甲团练，以绝根株。而丹江的毛坪和台拱的台盘此时又有盗匪蠢蠢欲动。年底，胡林翼令韩超和张礼度分途追捕，他自己回到镇远侍奉母亲，留下过年。
胡林翼接到曾国藩的信函，得知曾侍郎已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曾国藩说，他到长沙之后，每天跟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感慨深谈，互相鼓励，都有负山驰河、拯救家乡的抱负。言谈之中，总是提到胡林翼鸿才伟抱，足以挽救当今的滔滔危局，恨不能跟他一起整顿经历战灾之后的三湘大地。
胡林翼此时已经感到了同乡贤达对他的期望，有心返回湖南大干一番事业，只是时机尚未到来，因他手头上的剿匪任务还未完成。咸丰三年正月，他仍然率领民兵赶赴乌沙。正月十日移驻凯里。上年对乌沙的攻剿已经歼灭那一带的大半盗匪，只有革夷的高禾、九松、荡垢一股，仍然依据险恶的地势，煽动苗民造反。胡林翼指挥兵练会剿连月，抓捕了二百多名强盗，对情节较轻的不予惩罚。
韩超经过历练，总结出治安剿匪的方略，胡林翼非常欣赏，加以补充，制定出《剿盗十三条》，向巡抚报告。他认为，捕盗的工作应该与时俱进，过去用围攻之法，现在应该用雕剿之法；过去用收买之策，现在应当加大抓捕的力度。革夷的盗匪隐藏在深山老林，一天可以转移到百里之外，敌情瞬息万变，强盗凶狡异常，动用驻军去剿，遇见盗匪便会溃散。盗匪的活动范围遍及三府六七厅之地，尾追又追不上，分兵则兵力不足。唯一的办法，是严令各地选用士民，举行保甲团练，合力擒剿，才能把盗匪镇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