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身在贵州，外省的大员们却都想将他挖去，特别是太平军攻陷金陵以后，长江流域急需人才，张亮基和骆秉章联合上疏，请将胡林翼调到湖北。咸丰考虑到胡林翼熟悉贵州事务，调到湖北可能人地未宜，未予批准。
胡林翼在贵州待久了，对于民俗利病、政治得失，都能看透，引为深忧。他时常向上司做书面报告。自从离开黎平之后，他就跟巡抚约定，不愿再去其他地方任父母官。此时巡抚打算任命他代理贵东道，让他总抓贵州东部的军政事务。胡林翼却认为，如果专心缉盗，还可以为贵州的百姓消弭患害，如果要对一方行政负责，反而牵制更多，便上书力辞。
不过，胡林翼对黔东军政要务发表了一番高见。他认为，贵州东部的情况岌岌可危，有十几件大事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首先，胡林翼最担心的是民生疾苦。苗民居住在各地的寨子里，大寨有一二百户人家，小寨也有三五十户人家，连年遭到抢劫，积蓄一空。良民怕盗，又怕官差，若是为盗，则无所畏惧，这种形势就是逼良为盗。良民终日采芒为食，四季都吃不到一口米饭。耕种所入，在青黄不接之时，借谷一石，一月内就要偿还二到三石，称为“断头谷”。借钱也是一样，受到高利贷盘剥。甚至只借一碗酒、一块肉，如果拖久了不还，就要变卖田产，偿还几十上百两银子。苗民心头衔怨，口不敢言。爱动脑子的人则要发泄怨恨，引来群盗，为自己报仇雪恨。而汉人当中的奸民还不觉悟，钱财被强盗抢走了，便来盘剥苗民，以弥补损失。苗民的产业全被奸民盘剥，而官府的摊派仍然要苗民负担。在秋风劲扫、冬雪摧残之际，穷苦的苗民甚至不得不自掘祖坟，获取银饰。蒿目痛心，莫此为甚。
民生如此困苦，官府却无力救济。各地官府并无余粮，专靠摊派用于公费开支，或者中饱私囊。近年来民力日衰，官事日多，如果按章收税，官府将难以维持，各种摊派怎能加以禁止？但是如果完全免除苗民的摊派，他们便会脱身化外，不知有官府的存在了。所以摊派很难禁止，而放纵下去，则苗民穷愁怨叹，水深火热。能不能变革摊派办法，只对汉民地主征税呢？官府所派的公差和实物税收，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并非正式的税收，苗寨本不纳税，汉民岂肯交纳？各方争论不已，却都朝苗民下手。官府从苗民那里只得到了十分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从苗民那里却获得了十分之七，吸良民之膏血，以供其享乐挥霍。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甚。
其次，胡林翼担心军队的破败。贵州东部的几万官兵已经成为废器。一个上千人的营盘，十名盗匪就能攻破。只要是有些血气的人，看了莫不痛心。驻防军有九千多名，分布在各堡，本来极为周密，然而形同摆设，对治安毫无实效，几十年的积弊无法一旦廓清。现在那些驻防官兵多半是一些刁滑之徒，一旦绳之以法，则捏造黑白，煽动苗民造反，酿成大祸。
第三，胡林翼担心官员办事敷衍。如今为了保证边界的安定团结，必须日日练兵。贵州东部幅员广阔，必须挑练八百精兵，分防分捕，且战且守，才足以缉拿奸宄，把动乱遏止在萌芽之中。但是每年的费用从哪里开支？如果军饷不继，部队立刻疲软，不攻自乱。保甲团练确实是维护治安的好办法，但临时派人负责，为时短暂，恐怕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外地人来负责，又很难深入当地百姓；所以只有知县才能办好。但是各地知县接到命令，只是应付上级，很少落到实处。上级讲得焦口烂舌，各地真正做到的只是贴几张告示，写几份报告。
胡林翼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推辞了贵东道的任命。他于四月一日回到镇远探望母亲，四月中旬听说黄平有人抗粮闹事，知县无力弹压，巡抚又令胡林翼前往。遵义人唐树义当时在家养病，接到诏书，叫他去湖北上任。他函邀胡林翼见面，请胡林翼在镇远等他几天。他在赴任途中，经过镇远，两人得以相见，尽欢而别。
四月十五日，胡林翼率领二百名民兵从镇远起行。途中增加了三百兵力，第二天会师，下一天抵达黄平旧州。胡林翼下马伊始，遍召士绅，晓以利害。不久盛传距城五里的牛市坡有几千匪徒分三路来扑。胡林翼当即指挥民兵前进，行军一里左右，只见地势平旷，便下令扎营。
匪徒果然蜂拥而至，鸣钲鼓噪，声如怒潮。胡林翼对同行的绅士说：“这些人多半是良民，被盗匪胁迫，林翼不忍诛杀。请各位前往劝导，令其头目自动投案，并以家人作为人质。”
可是匪徒不听绅士劝告，持矛进攻，并投射桀石。胡林翼迫不得已下令射击，击毙几人，其余匪徒部众纷纷作鸟兽散。胡林翼知道对方是乌合之众，不忍穷追，下令收兵回营。
匪徒首领没料到前山的先锋轻易溃败，接着派出几百人越过山沟，拦截胡军去路。胡林翼已从另一条路返回军营，听说匪徒还敢过来挑衅，一怒之下，策马回奔，指挥练勇，大呼驰下。匪徒惊退，民兵俘虏斩杀二十多人。打扫战场后，民兵凯旋。
第二天，各乡士民听到消息，十分震动，来到营门前求见，表示悔罪之意。几百个寨子同意接受约束。胡林翼责令他们把领头造反的人捆绑送来，具结投案。又为他们核定交粮数额，明令禁止多收，减掉官府榨取的三千两银子。恩威并用，民情帖服，两个月就平定了局面。
不久，黄平以西的瓮安又发生了战事。这里有个刘瞎幺，伙同十几人，从上年四月聚众倡乱，打出“齐榔”的旗号，私设政府，敛钱建庙。他们担心百姓不买账，便说：“官府历年都不判官司，不办盗贼，大家有什么冤屈，不如交给我们的组织来判决，在乡间用私埋沉河的办法处死罪犯。”他们担心百姓不肯出钱，就宣传道：成立组织以后，一切税收都由组织来管理。对于他们的宣传和许诺，十个人当中有一二人听信。于是，他们在六里村等村寨挑选凶悍的村民当头目，有的管领几千户，有的管领几百户。这样一来，十个人中就有八九人当了胁从。他们又按户勒令制造火器，有敢违令者，便带人过来烧抢。官府得到报告，却不敢过问。直到代理知县徐河清上任，巡抚才得到真实的报告。巡抚又将此事交给胡林翼办理。
八月底，胡林翼率领三百名民兵驰至瓮安县，侦知土匪四起，他们的司令部在二十里外的干溪。九月一日，胡林翼率部出城，行至距敌十里处扎营，召集绅民，晓以祸福，责令大家将造反首领绑来献俘，对胁从一概不问。刘瞎幺闻讯，连日派部队拆毁桥梁、拦截粮运，阻断官府通信。一时之间，军民迁徙，人心惶惶。
刘瞎幺实力果然不弱，于九月五日集结几万人三面来攻。胡林翼不许部队迎击，等到刘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时，才率部出击，一通追杀，击毙六十多人。榔军士气顿时下跌，分头散去。当夜，大多数良民来向官军投诚。
第二天，胡林翼进入瓮安城，安抚城内百姓。刘瞎幺已经逃脱，又在十里外的白岩垒石为关，架设巨炮，负隅顽抗。胡林翼得报，约定徐河清，指挥营兵和民兵，携带干粮，半夜冒雨急行军。天刚亮，部队直抵岩下，毁关而上。榔军没料到官军来得如此神速，大惊失措，抢路逃跑，许多人被挤下山岩。官军追斩几十人，俘虏刘瞎幺、卓老五等人，方才收兵。
徐河清怒火未消，几次请求逐寨放火攻杀。胡林翼一听他要搞大屠杀，连忙劝阻：“焚剿之余，生灵涂炭，势必激成流寇。一处造反，风声走漏，又会有奸人趁机煽动蛊惑，集结反民，种下百年的祸根！”胡林翼强压着徐河清，不许他轻举妄动。徐河清还是想不通，胡林翼只好请按察使孔庆鍸亲临瓮安，才把他说服。
胡林翼事后仍然心有余悸，给堂弟写信说：这一次若非我力主解散，势必多杀千万人，而且必定激成大乱。这次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很快恢复了社会安定，可以问心无愧。
果然，每天有几十个寨子的胁从榔军的良民前来投诚。胡林翼请求设立专门机构，按寨按户编造牌册，详书人口。良民牌发给百姓，良民册存在官府，为办理保甲团练打下了基础。寨中的著名逃犯，勒令各寨限期捆绑献来，作为赎罪的表现。经过六十天的努力，瓮安恢复了平静。
胡林翼用当地人擒拿当地的土匪，不派一名官员下乡，还责令各寨呈缴枪炮，既省了人力，又省了经费。他连月奔驰，维护治安，保护生灵，自己却没落下任何好处。他不仅得了瘴疠，神情憔悴，形体瘦削，还遭人讥笑，说他贪功擅杀。胡林翼想：我一个身处异乡的小官，带领二三百人，抵抗一万多名反军，到头来还落得个刽子手的名声，还有谁敢舍身为朝廷办事？
再看大局，全国的形势到处吃紧。林凤祥已经北上，威胁京城；东南一带，已经成为洪秀全的大本营。贵州省吏治腐败，武备松弛，汉苗杂处，伏莽潜滋。就拿瓮安来说，朝廷派驻正规军四十八人，其实只有八人，其余的四十个名额都被贪婪的军官吃了缺。如果瓮安真有五十来个军人，何至于人情惊恐，动辄欺官？照此下去，前盗已死，后盗又生，不过一年，又会有人造反。贵州全省要全部恢复治安，那就更难了，绝非旦夕之功。
胡林翼想，以我一人之力，怎能挽救大局？不由得心灰意冷。又想到母亲年老，久处异乡，思乡心切，经常哭泣。思前想后，他已不想留在贵州，希望返回湖南。
他向巡抚提出辞呈。贵州的大官们大多昏庸，既要强留胡林翼，却又不让他发挥更大的能量。十一月，胡林翼请求进京，巡抚不许。正在此时，御史王发桂上疏，推荐胡林翼才识过人，可以委以重任。王御史说，听说胡林翼已由贵州送部引见，计算时日，应该已经行抵湖北境内。皇上若让他留在湖北带兵作战，可期得力。
咸丰此时认为湖北的战情非常紧要，批准了王发桂的奏请。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吴文镕也奏调胡林翼率领黔勇赴援，于是胡林翼前往湖北已成定局。
胡林翼认为镇筸精兵有名，便给时任永绥厅同知的但文恭写信，请求老师在湘西代募二三千名精壮，在他经过辰溪时，他会停船上岸检验部队。他对士兵的要求是：不要油滑怯弱之人，因为他将士卒视同自己的生命，要跟他们同甘共苦。
十二月十日，胡林翼率领三百名练勇，带着母亲从镇远启行。胡林翼这一走，就将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走向更壮观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