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不得不说的水墨徽州
要了解徽墨，不得不说说徽州。
徽州，对现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但这也是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去了解和熟悉的名字。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西周时期，这里曾产生过灿烂的青铜文化。春秋战国时代，徽州先后隶属于吴、越和楚国。秦统一中国后，曾在这里设黟、歙两县。三国以前，这里是山越人的天下。山越人刀耕火种，出入山林，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孙吴平定山越后，专门设立新都郡，对其进行统治。征服山越，使徽州历史上的封闭之门开始被打开。尔后，随着北方战乱的加剧，中原世家大族为逃避战乱，纷纷向南迁徙，山环水绕的徽州自然成为世家大族逃避的世外桃源。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统单一的山越文化开始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优秀品格。西晋时期，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隋唐至北宋时期，新安郡为歙州所取代。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在平定了方腊起义后，易歙州为徽州。从此，历经元明清三代，徽州（府）所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县的行政格局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传统的说法，是因为绩溪境内有一座大徽岭，或曰徽山。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记载，清代徽州府东西长390里，南北长220里。如果采用现代数字计算，总面积为12548平方公里。
徽州的基本属地，在我国皖南丘陵山地，大致在黄山南麓，天目山以北，处原始江南古陆。它位于江南吴越文化区的闽浙山地和楚文化区的江湖山地之结合部：徽州的新安江、龙田河水系下汇钱塘，徽州的婺江、阊江水系西入鄱阳湖，世称徽州“吴头楚尾”，是“吴楚分源”之地。
徽州地处丛岰，崇山峻岭环峙，分布四境的高山，36％海拔在1131米以上。在其境内陵谷又穿割围合形成大小不一、为数不少、山环水绕的谷地、盆地，整合成若干片山岭环峙的群落，成为各县的境域。“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徽之四境：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即山为城，因溪“为隍”。山势具有城垒性。
由于徽地多山，“天目之巅”仅及“黄山之趾”，境内江河自四境奔腾外注如悬布之势，“水之东入浙江者三百六十滩，水之西入鄱阳者亦三百六十滩”。人叹“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徽州境缘高矗，地势又呈高台性。
徽州地理上的这种四面环山、高台城垒式的自然环境，陆路交通不便，自然屏障相对闭塞，“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高的农耕社会，给人以一种稳定感，人们可以在其中安其生、乐其土。徽州位于地球北纬30度圈，地处中亚热带北缘，气候湿润，气温适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各类动植物资源丰富。纵观环球，地球北纬这个30度圈，多年来已被科学界人士称做世界自然奇观集中的神秘地带。在这个30度圈上，徽州境内的黄山风光尤以它的秀美奇绝闻名于世。
由于地处中亚热带地区加上独特的地形，形成了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徽州的园林形成了其独特的魅力和风格。整个徽州就是一个大的园林，一个“中国画中的乡村”。在这样神奇的山水中，徽州古建筑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它以徽州地区的地理山水为背景。徽州山水迤逦，丘陵起伏，地少形狭，山高水长，这样的地理状况制约着徽州园林的范围、格局、体式。因此，靠山采形，傍水取势，顺其自然就成了其一大特色。其实质就是师法自然！
山阻滩急的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俭奋斗的风尚。“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矣。”被群山环抱与外界隔绝的古徽州就成了避乱的理想去处。早在汉末，为避黄巾军就有人由北南迁来到徽州，以后凡是中国历史上多乱之时便是中原名门望族南迁入徽高潮之期，像“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等历史时期均形成较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南迁徽州。他们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各种文化，对徽州民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古徽州较少地受到战乱的破坏，一些古朴的习俗得以沿袭，许多有益的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同时，面对外来移民，徽州人团结一心捍卫着自己共同的生活环境与生活志趣。而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或攀行于山间鸟道，或挽舟逆水而行，络绎于徽州的古道与溪涧的移民，及至与山民交处，则悉听乡规民约，不敢肆意逞强作乱。地理环境上的易守难攻特性也奇迹般地反映到了文化习俗上。
如果说闭锁的山地容纳着勤劳俭朴的人们，开放的水系则载着山地难以容纳的治世求生的人们走出大山，走向外地。如果说崇山峻岭是徽州的天然屏障与易守难攻的自然城堡，那么四通八达的徽州水系更是完全为我所识、为我所用的绿色通道。从水道分布来看，梅溪、麻川河、徽河、杨溪、绣水北流由青弋江可入长江；清溪河、横江、率水、丰乐河、东流由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直到东海；阊江、婺水则西流连接鄱阳湖。这些四通八达的水路是古徽州与外界交往的主要交通渠道。“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因为徽州的山高路阻，徽州的水流有高屋建瓴之势。滩高流急，河道曲折，暗礁累累。这种运输通道非土著居民不识其深浅与险夷。往往涨水时小舟载二三十石运输；水稍浅则载不过十几石；有时不能用船，只得以木竹筏代舟，所载不过数石。上水时须背纤，前拉后推，口呼号子以互相配合，虽严冬犹如此。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徽州人养成了面向外界开放而不闭锁的社会文化心理。他们广交四方朋友，博采众家之益，民风民俗不断在学习与交流中融会贯通。可以说，徽州民风是古典与现代、闭锁与开放、内隐与外显的和谐统一。
就是这样的水墨徽州，千万年来哺育着勤劳的徽州人，勤劳的徽州人在这天造地设的山水里，创造出光耀千古的徽墨。
第二节徽墨的起源与发展
徽墨，即徽州墨，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它是书画家至爱至赖的信物。
唐末至五代，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大批北方墨工纷纷举家南迁，尤其是名墨工奚超父子的南下，使制墨业的中心开始南移至歙州（徽州在宋宣和三年，即1121年以前的称谓），开创了徽州制墨历史的新纪元。
徽州制墨的肇始时间当不迟于唐，这可从祁门县1978年从唐墓中出土的“文府”墨得到佐证。该墨在地下经历千余年而不败，足见其质地之佳。因墨面有“文府”二字，故人称“文府”墨。残墨长8.3厘米、宽2.7厘米、厚1厘米，今珍藏于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唐朝末年，奚超至歙州，见歙地多黄山松、且质优，新安江流域的水质又好，故留此重操旧业。其子廷圭，更是有心，见当地穆姓墨工所制之墨颇具特色，便虚心求教、潜心揣摩。他们改进了捣烟、和胶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规程，所造之墨在品质上超过了易州墨，被人誉为“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后来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召奚廷圭为墨务官，赐给“国姓”，因此，奚廷圭又称李廷圭。于是，奚氏全家一变而为李氏，成为千古美谈。从此以后，人们都把“奚廷圭”叫做“李廷圭”，把他制作的“新安香墨”又称作“李墨”了。从此李墨名满天下，其墨被誉为“天下第一品”，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因之，李廷圭成为古今墨家的宗师。
李廷圭所制的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据记载，北宋书法家、文字学家徐铉，幼时曾得一锭李墨，与其弟徐锴共同研磨习字，“日写五千”，也整整用了10年。更令人赞美的是，磨过的墨，其边有刃，兄弟俩还常用它来裁纸。可见，李墨除了配料精良，在制作时是尤重捶打砸实，故其墨耐磨耐用，能裁纸。又据《遁斋闲览》记载：“祥符（1008年—1016年）中，治昭应宫，用廷珪墨为染饰，有贵族尝误遗一丸于池中。逾年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可见，李墨之质地确实有异于常墨。
南唐时制墨名家还有朱逢，他是歙县人。李墨虽被南唐后主李煜所赏识，但同属南唐的宠臣、名宦韩熙载却垂爱于朱逢。他把朱逢请到书馆旁烧烟制墨，名其作坊为“化松堂”，名其墨为“云中子”、“麝香月”。可见朱墨也不亚于李墨。
李廷圭之弟廷宽，廷宽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及孙惟庆，也以制墨为业，都是名墨工，惟庆还继续任过墨务官。自李廷圭被李煜封官赐姓后，徽州的墨工更重制墨技艺，因而历代都产生过一批批著名的墨工。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国家得到了统一。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又重新繁荣起来。
宋代统治者重视文治，全国各地书院林立，科举考试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印刷术突飞猛进，出现了一个文化高潮。尤其是宋室南渡后，徽州的制墨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达官显贵、名门旺族聚集江南，首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文人墨客的南下，又促成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每年临安的科举考试更直接拓展了徽墨的市场。这时的徽州地区，制墨业已步入“家传户习”的繁荣普及阶段，仅官府每年就要向朝廷进贡“大龙凤墨千斤”，而要满足文人墨客、莘莘学子的用墨则要逾万。到了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时，“徽墨”之名便正式诞生并迅速风靡南宋都城临安，“徽墨”遂成了墨的代名词，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宋代徽州的制墨业“流派纷呈，名工辈出”。黟县的张遇、歙州的潘谷、新安的吴滋等等，都是10到11世纪徽州制墨业的著名人物。
张遇，黟县人，他是油烟墨的创始者，以制“供御墨”而闻名于世。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金箔而称为“龙香剂”，其配方一直相传至今，成为墨中极品。“张墨”为历代收藏家追求的瑰宝。其子张谷、孙张处厚都是一代名墨工。
沈桂以松脂、漆滓烧得极黑的烟，名为漆烟，人称其墨“十年如石，一点如漆”。他是漆烟墨的创始者。
吴滋磁所造之墨的妙处在于“滓不留砚”，曾得宋孝宗犒赏缗钱两万的奖励。
风靡一时的制墨高手潘谷，被世人誉为“墨仙”。他制的“松丸”、“狻猊”等墨品，具有“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的优点，被称为“墨中神品”。他因嗜酒而不幸落水溺死，苏东坡深怀激情地写下了“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的悼亡诗。此诗一直相传至今。
宋代制墨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油烟墨的创立，开辟了中国制墨业的新领域。千百年来，制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长年累月取松烧烟，致使松树被砍伐殆尽。宋代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中曾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面对松树大量砍伐，墨源严重枯竭，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于是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桐油烟便应运而生。
第二，制墨从业人员众多，名家辈出。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多达百余人，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叶茂实等是其代表。他们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捣杵等工艺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制墨遗产。
第三，达官贵人及文人墨客与制墨工匠切磋技艺，促进了制墨技艺的发展。宋徽宗虽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法绘画方面颇有天赋，他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名传千古。他喜欢墨又懂制墨，还亲自实践，推动了制墨业的发展。北宋大文豪苏轼也是一位制墨爱好者，此外秦少游、陆游、黄庭坚等文人都有过参与制墨的经历。文人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制墨技术的发展。
第四，人们不但用墨、也开始了藏墨，并出现了藏墨制墨的著作。又因墨中添加药物，人们在实用中发现了墨的药用功能，“徽墨家族”便有了药墨一员，药墨遂成为居家常备的非处方药品之一。
元朝，因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南人”备受歧视，因此，在科举与文化方面受到限制；加之元代的工匠已沦为奴隶，个人根本没有出人头地与扬名的可能，故制墨名家寥若晨星，制墨业也远不如宋代，徽墨业处于一个低谷。元代墨工中，比较著名的有朱万初、陶得和、潘云谷等人。
明代是徽墨业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明代以南京为陪都，徽州属“京畿”，经济、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尤其是科举考试走向鼎盛后，使徽墨业的生产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得到迅速的发展。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墨工就有120多位名家，产品除供应国内，还远销日本、东南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