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朝的经济制度
我国历史上的契丹族在阿保机统治时期建立了国家，国号“辽”。圣宗时，辽普遍实行了赋税制。其中，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为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投下俘奴由此演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诏令诸道民户，自穆宗以来被“胁从”为奴隶者，“仍籍州县”，从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朝廷还将他们迁置州县进行垦殖，他们所占的土地也被称为“私田”；又募民耕滦河一带的荒地，十年以后才开始收租，称“在官闲田”，即为朝廷所有的荒田。无论是私田和闲田，都要“计亩出粟，以赋公上”。此外，在西北沿边各地设置屯田垦耕，不输税赋，以积粟供给当地军饷。
契丹族在奴隶制向封建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新的封建主“富民”和大批的贫民。辽圣宗统和十五年（997年），劝富民出钱以赡贫民。当时，富民向朝廷献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即可授给“舍利”的官位。对贫民虽不断有赈恤的诏令，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汉族和渤海农民遭受的剥削很重，往往隐匿或逃亡。为此，辽朝一再检括户口，收效不是十分显著。
契丹族及其后来所建的辽朝经济，先是以渔猎为主，进而经营畜牧。在汉族的影响下，辽建立后逐步发展了农业生产，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
契丹旧居潢河、土河间，四时捕鱼。冬春之际，江河水冻，有凿冰钓鱼法，辽朝一代一直沿用。辽历代皇帝经常春天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钓鱼。捕获头条鱼后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这种做法长久流传。
就射猎而言，不仅男子，妇女也都长于骑射。他们按照不同的季节捕猎，大体是：春季捕鹅、鸭，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他们也射猎熊、野猪、野马，打狐、兔。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为了打猎，辽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春天，辽帝以海东青捕得头鹅后，要举行“头鹅宴”庆贺，并有着固定的典礼性质。契丹人还驯豹捕兽。
畜牧业是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中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后来，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驼、牛以载物拉车，牛还兼供乳食，羊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辽史·食货志》称，“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离不开马匹。牲畜中，以马、羊数量最多，也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契丹建国前，与北方游牧族作战时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每年都要向辽进贡一定数量的牲畜。将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多少不等，就有了贫富之别。官有牲畜往往数量极大，有时“多至百万”，辽在各地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定了辽西迁和重建的基础。
就农业而言，据《辽史·食货志》载，辽建国前，匀德实已“相地利以教民耕”。到太宗时，有了开垦农田的明确记载。辽会同九年（946年），曾下诏“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1]。道宗时，农业耕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京道的咸、信、苏、复等五十多城，都设置了和籴仓，粜陈籴新，允许百姓借贷，收息二分，各处所积不下二三十万石。燕云十六州是辽的农业基地，辽曾多次下诏募民垦荒，开辟农田，尤其募民耕种滦州荒地，还特免租赋十年。
辽的农作物，燕云地区以稻、麦为主，还有梁、黍、穄等。汉地所无而辽朝已先有的作物是西瓜。西瓜自回鹘传入契丹，又自契丹传给汉族。
就辽的手工业而言，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冶铁。契丹建国前，已有铁。阿保机征服室韦后又学得了坑冶法。阿保机灭渤海后，渤海冶铁术传入契丹，推动了辽朝冶铁业的发展。辽东京道尚州东平县有铁矿，采炼者三百户，按赋税制度供铁。阿保机南征幽、蓟，在还军路上发现银、铁矿，命置矿冶。辽的铁冶多集中在辽东一带，因此在东京设户部司管领。在辽的铁冶业中，又以冶炼镔铁最为著称。镔铁是一种精炼的铁，接近于钢，也有人认为是钢的一种。
辽对金银矿的开采冶炼较多，应以官营为主，采冶则以汉人为主，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炼，并共同发展金、银手工业。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以“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并称为“天下第一”。“契丹鞍”是回赐宋、西夏等国贡使的物件。早在阿保机时，曾驱掳汉地数州士女到契丹，传播纺织技术。辽建立以后，随着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和农业的发展，契丹、奚等族的旧地也有了纺织业生产。辽都上京和祖州都有绫锦院诸工作坊。灵河（大凌河）沿岸灵、锦、显、霸四州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织。辽代手工业中另一突出的成就，是著名的辽瓷。当时瓷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用品，辽燕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宋朝的“作”的手工业组织。“作”的首领叫做“作头”和“都作头”。
就商业贸易而言，辽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是辽的政治重心，也是商业交通重心。上京的城邑建制分南北两部分，南城叫做汉城，是汉人集中的居住区，有楼对峙，下列市肆，经营商业。南门之东有回鹘营，为回鹘商贩聚集居住。中京城由汉族良工营建，自朱夏门入，街道东西有廊舍三百间，居民在廊舍下布列店肆。东京外城称汉城，有南、北市。早晨在南市交易，午后在北市交易。上京、中京、东京的商业区都在城南。南京依旧制，商市在城北。西京是军事重镇，商业远不如南京发达。皇帝百官驻在捺钵（辽建国后，皇帝游猎设行帐称“捺钵”，即“行营”、“行在”的意思）时，也往往有临时的市场，交易货物，设“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沈括去辽时，见“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2]。各州县则有市集。
五代时，辽和梁通过聘使往来，交易货物。后唐在云州北野固口与契丹互市，成为固定的贸易市场。后晋设回图务管理贸易。辽派遣回图使，在开封设邸店，往来贩运。江南的吴越、南唐也和辽有使臣往来，以纳贡或馈赐的方式交易货物。辽与北宋的经济贸易联系大致通过三个途径进行：
1.朝廷往来聘使。每年新正元旦、帝后生辰，双方相互遣使祝贺，带去大批珍贵礼物，对方也以大批物品“劳赐使臣”。贺礼和回赠有固定的项目和数额。
2.官方设立榷场。宋初，在镇、易、雄、霸、沧州各设榷场，与辽交易。之后，随宋、辽关系发展而有所变化。澶渊之盟后，辽先后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军，置榷场与宋贸易。这时，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置三榷场，后又在广信军置场。
3.走私交易。主要在榷场以外进行，以规避税收取利。此外，榷场禁售货物，也多通过走私进行交易。辽卖给宋的货物，牲畜中以羊为多，输往宋的货物还有马匹、马具、皮革制品、毛毡、镔铁刀剑、“北珠”等。北珠是来自女真的珍珠，极为名贵。辽得燕云后盐产量极大，通过走私售入宋界。辽从宋输入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药材、糯米、麻布、漆器、丝织品以及香料、象牙、犀角等奢侈品。
辽初很少用钱币。燕云地区沿用五代时旧钱。景宗时置铸钱院，铸乾亨钱。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各朝多铸铜钱行用。在对宋商贸中，辽钱严禁出境，但宋朝的铜钱却大量流入辽朝通用。
二西夏的经济制度
建立西夏的党项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唐朝末年，一些进入汉地的党项部落，逐渐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制度。某些贵族酋长，开始购买田地，剥削汉族农民，甚至经营工商业，广置财产，被汉人称为“熟户”。其他散处山野间的党项氏族、部落，继续游牧，被称为“生户”。党项族建立夏国后便存在着封建制的土地占有关系，到夏仁宗时制定法令，完全确立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早在夏惠宗时，皇室就设有所谓的“御庄”、“御仓”。这可能是来源于西夏士卒的屯田，后来其中的一部分即转为皇室所私有。大约在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文《新法》称：“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也就是说，国君是夏国最大的地主，同时也明确了个人完全对土地的私有。当时，党项贵族还占有大量田地，其主要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领受国家的赐田，《新法》中规定，夏国所有的臣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二是依恃权势扩占。当时夏国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贵族地主也可以通过买田来扩大土地占有。按仁宗天盛年间（1149年-1169年）修订的《天盛年改定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确立了小农土地所有制，也为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可能。当时，封建地租已是普遍的剥削方式。政府还逐渐实行赋税制，向土地占有者征收赋税。按《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规定，土地买卖要呈报官府，并在官府的赋税册上，勾掉卖主的姓名，改填买主。当时灾年政府还有减免租税的诏令。这些说明西夏各地普遍实行征收赋税的制度。
就西夏国的总体经济状况而言，党项族原以畜牧狩猎为主，随着国家的建立、领域的扩展及同汉族联系的加强，逐渐发展了农业和手工业，并在各民族间展开了商业贸易来往。
党项人向北移居今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以后，主要从事游牧式的畜牧业，主要产羊、马、驼、牛、驴、骡、猪等。西夏建国后，兼并了邻境广大的农业区，一部分党项人向农业过渡，牧民可以得到粮食和牲畜的冬储饲料，这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在西夏的山区、沙漠和半沙漠地区，狩猎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猎物还作为向辽、宋进贡的物品。夏景宗元昊每次出兵作战，都要先率领部落长狩猎。狩猎是生产部门，也有练习武事之意。
党项人原本没有农业，西夏建国后，农业逐渐发展起来。其辖境内的黄河流域，汉唐时有水利设施。对此，夏统治者很重视，西夏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载有夏国的灌溉制度，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方法。随着西夏领土的扩大，他们不断俘虏汉人迁河外耕作，从而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西夏长期使用宋朝颁发的农历，并根据当地的气候确定农时。西夏境内缺乏已耕的熟地，为了满足粮食的需要而大力提倡开荒，在与宋交界之处，还特派兵保护。当时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辄妨耕作。为了事先备荒，夏人有“积粟”的习惯，修筑有很多“官、私窖谷”，储存有充足的粮草。
西夏的手工业以畜产品加工为主，重要的有鞣皮、纺毛线、织造氆氇、毛褐、毡、毯等，这些都是由牧民就地加工而成的。西夏已有专门剪裁和缝制衣服的“裁缝”，也有专业的皮匠、织匠等。当时，西夏产的羊、马、毡毯是与其他国家交易的主要产品。西夏还有专业的木匠、泥匠、瓦匠、石匠、铁匠等，国家设有铁冶务，以生产兵器。设有酒务，以经营酿酒业。仁孝时，立通济监专司铸钱。此外，还有制金司、织绢院、木工院、铁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造车）、字刻司（专门刻书）。这些官营作坊中，集中了许多手工工匠，分工的专业性很强。
商业贸易对西夏来说非常重要，起先，党项人居住在银、夏之北，千里不毛，主要用池盐与北宋边民交换必需品，羊、马及畜产品可供交换的也不多。西夏建国后，宋、夏贸易增多。宋朝根据对西夏斗争的需要，曾多次实行禁盐和禁市的措施。德明继位，西夏停止对宋作战，并与宋恢复贸易。当时，西夏出口以羊、马为大宗，特派人在边界与宋人贸易，并以交易数量多少为赏罚。宋对西夏的马需求量大，但马是战略物资，西夏是不愿输出的，不过就史实而言，也并未禁止马的输出。宋输往西夏的商品，以粮食、茶为大宗，并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宋对铜、铁、锡等金属品及钱币限制流入西夏。
西夏对宋贸易的形式有多种，其中一种是进贡，也就是夏以向宋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元昊称臣时，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物品，实际上是以进奉的名义做买卖。起先，使者出入民间没有限制，后来宋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金对西夏也采取相似的办法，使者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师，可以留在会同馆互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