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中的夏税按亩出绢、布等丝麻织物，正税沿袭北宋，附加主要是和、预买。南宋初年，由于战争关系，财政困难，政府按户等进行科配，规定官户、民户“一例和买”[50]，但实际情况是官户与官吏勾结，通过各种手段把和买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后来，和、预买随正税均科，有的地方已多于正税一倍。官府在和买时，还通过折纳（折变）剥削农民，如一缣之直市价不过三数千，折纳之价要交七千，其他又加市例头子钱、朱墨钱等，“所费不一”[51]。原来和买时，官府还给钱、给盐，南宋中期以后，都变成了白科，一折为钱，再折为银，越折越多。
身丁税。是以人丁为对象的一种税收，这对有钱人，即宋代的第一至第四等户来说不是什么负担，但对四等以下户及客户来说，却是身上的一条锁链。他们往往因交不起丁钱，被官府抓去，“笞箠缧系无虚日”[52]，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断反抗逃亡，官府不得已采取了一些调整的办法。如绍兴三年（1133年），道州丁米一万七千余斛，三分之二摊入田亩。后来有些地区还将丁盐绢均入田亩；或增丁不增绢；或永远免除身丁。总之，缓和了因征身丁钱造成的阶级矛盾。
在宋代的税收中，东南一些地区还普遍出现了揽户，包揽夏秋二税及丁税等物。据《州县提纲》记载：“邑井揽户与仓斗深熟，乡村自输入户与斗子不识，当交量时往往轻重其手，致令自输人户折米与揽户。”甚至有些地方规定，不经过揽户不准税户自行交税。此外，南宋政府还征收大批的商税、酒税和盐税，税钱多于北宋时期。
十四经界法的推行
就土地方面而言，南宋时期最为突出的是推行经界法。宋室南渡以后，人户流徙，地籍散乱。势家兼并土地，大地主田多无税。农民无田有税，相率逃亡，影响赋役的征发。这时方田均税法已经废止，需要选取一种新的办法。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疏，提出了“经界不正”的十大害处，认为行“仁政”当自正经界始。其所谓十害是：
1.人户侵耕冒佃，不纳租税，官府立赏告奸，骚扰很大。
2.卖产之家，产去税存，推割（税随产走）不得。
3.衙前及买扑坊场户，虚供抵挡，小欠官钱，拘收在官，结果有名无实。
4.乡司走弄二税。即税籍上所登录的纳税人姓名及所纳数目，“翻覆皆由其手”。
5.诡名挟佃，逃亡死绝，官司催科，责办于户长，户长破家竭产不足以偿，或多方避免，或将财产隐寄，或携妻子遁逃。
6.兵火以来，税籍混乱，争讼日起，不得安宁。
7.“州县倚阁二税”，即官吏变卖逃户财产，“或以市恩，或以入已，欺罔上下”。
8.州县常赋既被欺隐，用度不足，就额外诛求。
9.南宋初的户籍，是令各户自报财产多少而定的，“狡猾豪强者百不供一”，不均之弊，不可胜言。
10.“州县有不耕之田，皆为豪猾嫁税于其上，田少税多，计其耕之所得不足以输其税”，因此既无人敢耕，也无人敢买，从而造成土地荒芜。李椿年所提出实行经界法的目的，就是想核实每户的土地数目，重造税籍，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53]。
李椿年的上疏得到宋高宗的允准，并交由李椿年具体实行。当时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开始试行，在转运司下设置了“措置经界所”作为推行经界法的执行机关，各县以都（乡以下的地方单位）为单位，令官户、民户各依式书写户主姓名，田地的面积、四至、土色、丘段及来源（是典卖或祖产），并附上土地的地形图（即后来的鱼麟图册），叫做砧基簿。之后，由都耆邻保召集田主、佃客，逐丘计算亩角（一亩为四角），进行押字（签字画押）。保正长在图的四至上押字，并责结罪状，上报经界所。经界所再差官吏按图勘验，丈量核实，不实者予以重处。核定后发给执照。凡田亩交易，买卖双方执砧基籍和契书到县对行批凿（又称过户）。违法者，一经查出，土地没收入官。每县造砧基簿三本，一本留县，一本存州，一本纳转运司。李椿年推行经界法时，还“先从他家田上量起”[54]。绍兴十三年（1143年）六月，宋高宗以李椿年权户部侍郎，把经界法推广到全国。经十二年，除少数地区外，都陆续推行了经界法，从而使税籍制度得到了一次整顿。各地推行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但总体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也应该看到，在推行经界法时，有些地方官府暗中增加税额，如奸相秦松曾“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55]；一些地方官员也迎合其“私意镇静之说”，使“奸贪官吏”从中舞弊，税米多加合数，税绢折钱又加浮费，“已过正数”[56]。这样，经界法均税的效果大打折扣。此外，经界法的推行触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从而遭到群起反对，以至宋高宗为了平息官僚们的愤怒而将李椿年罢官。经界法难执行下去，赋税不均之弊也就愈演愈烈，直至南宋灭亡。
十五南宋土地的兼并
南宋建立初，战乱不息，很多土地荒芜，统治阶级乘机霸占土地，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很快就凸显出来。首先是，南宋政府积极扩大官田，把大量荒地圈占为营田、屯田，又把逃户、户绝、起义者、罪犯的土地加以没收，天然的湖泊芦荡、江涨沙田、海退泥田也作为官田。官田除一部分留作学田、职田、营田外，大多被出卖或赐予官僚们，这样加速了南宋土地兼并的过程。南宋权臣富可敌国，如秦桧，仅得赐永丰圩一项即达九百五十余顷，家财之多无法全知，“外国珍宝，死犹及门”[57]。宋廷为拉拢将领，以赐田的方式，把大批官田变成他们的私田。大将张俊一家，每年收租达六十万石。岳飞被抄家时有水田七百亩，旱地一千一百多亩，在诸大将中占田算是最少的一个。
除官僚、地主外，商人、寺院也大肆兼并土地，从而使贫富分化剧烈，农村第四等、第五等户的财产越来越少，无产税户日益增多，扩大了佃农的队伍。如第五等户，在南宋初年很多地方规定其家财三十八贯五百文或四十贯才科和买，后来有些地区逐渐把标准降为十五贯、十三贯、十贯就科和买。
南宋时期，不论是地主的私田或是官府的官田，都是用租佃的形式经营。即使是官田中的营田、屯田部分，也都是利用佃户租种。在租佃关系中，劳役地租已不多见，比较普遍的是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在逐渐增多。实物地租中，以分成制为主，称为“主客分”，有对分、四六分、三七分等多种租率。大体上是，土地肥沃，租率会相对高一些。
实物地租中的定额租在官田上比较流行，一般情况下田地分等级，所交租额也根据田地的等级不同而有所不同。私田上采用定额租的也不少。定额租可以保证地主的收入，在一些旱涝保收的地区，也有利于调动佃农的生产积极性。
货币地租主要是在官田上采用，并一般表现为实物与货币二者兼收的地租形式。此外，私田上也出现了“钱货折租”的形式。这些是南宋商品经济发展在地租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封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收租时，地主还往往采取加大量器的手段，地主有私用百五十合为斗、甚至百九十合为斗的。此外，地主的监庄还常向佃农额外勒索财物，官府也直接出面干预佃农交租等等。这些往往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斗争。营田上的租佃者有豪民大姓，也有下户，豪户大姓在这里是“二地主”，即把营田租过来后再召佃农耕种。
北宋以来，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逐渐削弱，钟相、杨幺起义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等贵贱”的口号。南宋初年，鄂守庄绰还根据荆湖地区的情况，上奏朝廷，要求“买卖土田，不得载客户于契书，听其自便”[58]。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宋政府还规定，地主买卖土地时，不许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强迫佃农随土地转移；买地者也不许对原佃户“勒令佃耕”[59]。这些规定，反映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不过，宋政府的这些措施，不断受到官僚、地主的强烈反对。这样，南宋政府又制定了很多对付农民的法令，如绍兴初年，宋政府规定，地主打死佃户，“只配本城”，“由此人命浸轻，富人敢于专杀”[60]，这比北宋法律倒退了一步。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6]《宋大诏令集》卷182《劝栽植开垦诏》。
[7]《宋大诏令集》卷182《募民耕旷土诏》。
[8][25][26][28][42][55]《宋史·食货志》。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7。
[10][18]《宋会要·方域》。
[11]梁克家：《三山志》卷9。
[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
[13][29][33][34][35][36][44][47][50][51][53]《宋会要·食货》。
[14][15][37]《欧阳文忠公文集·河东奉使奏草》卷下《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扎子》。
[16]《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6《薛公（奎）墓志铭》。
[17]《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
[19]陈襄：《州县提纲》卷4《籍定工匠》。
[2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
[21]《金石萃编》卷14《宣仁后山陵采石记》。
[22]《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
[23]丘浚：《大学衍义补》卷32《鬻算之失》。
[24]《包拯集》卷7《请免陈州添折现钱疏》。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7。
[30]《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31]《文献通考》卷11《户口考》。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
[38]王明清：《挥尘录·余活》卷1《祖宗兵制名枢庭备检》。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40]《袁氏世范》卷3《富室置产当存仁心》。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
[43]《宋史·安焘传》。
[45]《要录》卷154。
[46]廖刚：《高峰文集》卷2《论造军器札子》。
[48]《宋会要·职官》。
[49]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风土门·重本业》。
[52]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1《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54]《朱子语类》卷132《中兴至今日人物》。
[56]《要录》卷171。
[57]《宋史·秦桧传》。
[58]胡宏：《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
[59]《要录》卷164。
[60]《要录》卷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