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07年2月12日）在一个团拜会上，华而实告诉我说，李玉滋作古了。我心中一惊，怎么回事？他说，心脏病突发，死在深圳。我一时难过至极。李玉滋前不久给我打电话，说画了不少画，自己很满意，颇有心得，他说：“我要在北京美术馆搞个展览，并且有一整套的创作经验给大家介绍。”我一听，大不以为然，在电话上就同他争论起来。艺术创作哪里有什么经验可言，完全是凭灵感、凭才气，完全是偶然，偶然中的偶然，庄子所谓‘循斯须’而已……什么理论，都是胡说八道；什么经验，都是瞎吹。我不客气地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画画，少胡吹！道可道非常道，可道者非道也。”
前几年李玉滋懒得要命，一提画画他的反抗性就来了，后来我想尽办法劝他画画，现在居然画了好多张，却要介绍什么创作经验。我大喊道：“你过了头了！展览可以搞，预祝你成功，但绝对不以介绍什么创作经验，千万千万，沉默是金。”如今，他还没有办展览，就突然物故了，哀哉！
十几年前，王萤去世后，我写了一篇《回忆王萤》，发表出来朋友们看了都说好。李玉滋曾对我说，“我死了也给我写一篇，说定了，记住了！”我说这种事还能预约？一笑置之。这种往事，如今想来心中一片怅然。
1958年，我转业到山西，结识了三个“右派”分子，孙功炎、王萤、李玉滋，过往甚密。1959年庐山会议后，山西省人事局就揪住了我，说我是漏网“右派”……全局大会批判我十二次。刚转业就遇上这，真过瘾啊。我真急了。我气急败坏，在大会上我突然冒出一句十分反动的话来，我说：“希特勒说，即使世界上没有犹太人，我也会把他制造出来。”这话是非常恶毒的，说过我就后悔了。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听天由命吧。谁知人事局的老“左”们竟然没有发现我这话的意思。我每次挨整，我爱人都非常清楚，只有这次反“右”倾，整了半年，她不知道。人生在世，有时候当个两面派，看来也是必要的。此类被批斗之事，对三位“右派”，我也从未提起过，提它做甚，无聊。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四十八年，当年的“左”的右的也都死得差不多了，说说也无妨了。
我比李玉滋马齿稍长。我是一事无成，李玉滋却是一流的大画家。一个终身以绘画为职业的大画家，忽然厌恶绘画，十几年后又重回人间，就像回光返照一样，在生命的尽头，画了很多好画，自己非常满意的精品，这肯定是一个超级的艺术大师，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是东北鲁艺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山西，不久就打成了“右派”。把他打成“右派”，起了关键作用的，是我的老战友王奂。在李玉滋下放期间，我的印象里，王奂对他是很关心的，等到1979年给李玉滋平反时，王奂却一反常态，说不行。王奂两口子，异口同声说，别人可以平反，李玉滋不能平反，李玉滋是真正的“右派”。我听说后就找王奂谈这事，我说：“你怎么突然把老布尔什维克的劲头拿出来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能承认你是布尔什维克吗？恐怕不一定吧。说着说着你就来劲儿了！”我这人爱着急，我同他猛烈地争论了一顿。我大喊道：“你才是真正的‘右派’！”说过我又觉得不合适，我怕伤害了老战友。等情绪缓和下来，我说：“你好好想想吧，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错误的……”后来王奂思想转变过来，同意给李玉滋平反，并且出具了证明材料。一个李玉滋，闹得我和几十年的老战友不和……回想起来，怨我，是我不会说话。
李玉滋擅长临摹古代壁面，尤其临摹永乐宫壁面，可以说是一绝。他发明了一种新技术，满纸斑驳，古色古香，实在是妙绝。他送我一幅画，就是临摹永乐宫的“猴神”，美极了！古典艺术的美是典雅的美，那才是真正的美。其实在艺术上用不着刻意求新，求新创新，新而又新，维新是从……狗熊掰棒子，随得随失，最后是两手空空……我这种话不合时宜，它永远不合时宜。
保守主义是文化的根，却是革命的死敌。从前，我认为山西特别“左”，文艺方面尤甚。改革开放以后，我任中国书协评委多年，有机会各地走走，才知道山西和全国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左”是时代造成的，是一种时代病。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能说什么？有人说“生不逢时”，也有人说“生正逢时”，都一样，没法说，不能说。李玉滋介绍我认识了袁毓明，袁毓明对我说：“孔子曰，不能说。”孔子是曰，不能说孔子说。他着了急就是这句话：“孔子曰，不能说。”袁毓明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原是《大公报》主编，打成“右派”下放山西，摘帽后安排在省文联任副秘书长，三十年前就去世了。众人给他的评价是一辈子没说过硬话，一辈子没做过软事。李玉滋也是这样，没说过硬话，没干过软事。李玉滋是巴黎沙龙美展的金奖得主……又能怎么？没法说，不能说。他到死也未能去巴黎领这个奖。
李玉滋后来厌恶绘画，一提画画，心中反感。他女儿在深圳，老两口常去深圳住。有一次李玉滋回到太原，到了我家，一坐就是八个多钟头，吃了两顿饭还不想走，说呀说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后来我体会到，他在深圳没有谈心的人。他说到张一非对他怎么好，说着说着就落下泪了。他说到一个叫陈智明（大概是这么个名字，我不认识）的“右派”，他们一块儿烧锅炉，在掏炉坑里的灰时，灰烟呛鼻子。陈智明说：“李玉滋你上来，我下去……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他说到这里号啕大哭。又说到一个“右派”，老婆和他离了婚，后来领导和他谈话说：“全家下放，明天走。”他说：“明天走，就我一个。我已经离婚了。”到1979年这个“右派”落实政策回到机关，他老婆带着孩子来跟他复婚。有人说，这老婆不好……这个“右派”老婆大声说道：“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众人哑口无言……说到这里李玉滋眼泪汪汪地笑着。
那次闲谈，令我终生难忘。李玉滋说，有个“右派”，下放农村，生活苦，农活重，都不用说，受不尽的侮辱，实在活不下去了，决心自杀。晚上来了一位贫下中农，看上他的被子了，抚摸着他的被子说：“活着没意思，实在没意思呵……”这“右派”听清他的意思了，决定不自杀了，活下去，忍着，看着！李玉滋说：“作家们编造各种故事，其实用不着编，谁能把这些真事写出来，我就佩服。”我想到，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有一肚子的话，能跟谁说。乔羽的歌词，“你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主持人反复问，他是谁？乔羽就是不说，给人印象，仿佛那是乔羽的情人，其实这就是一个下放干部。突然整队走了，不知去向，两年后一个人突然回来，三言两语又匆匆离去。诗人写出优雅的诗句，音乐家谱成委婉的曲调，歌唱家唱出动人的歌声……在一片荒凉的废墟上，开出来一朵蓝色的小花。我们这个时代太伟大了，所以没法理解，不好理解，它超出我们的理解力之外。
我今年虚岁八十了，我现在泪流满面地为比我年轻的人写悼念文章，我的心情之沉重，自不待言。李玉滋就像一棵小树，他们都是稚嫩的小树，迎风招展的可爱的小树。一棒打下去，打弯了他们的腰，他们一直弯到地上。多年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高高地扬着头，开出了他们所能开出的花，并且结出来丰硕果实。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庆幸。
我老家的后山上有一棵矮小的柿子树。秋天，在它的瘦小残缺的肢体上结满金黄色的柿子，我一见高兴极了，我欢呼着，后来我却落了泪。
在昨天的团拜会上，我看见了李锐，看见了胡绩伟，看到了许多老年人，他们都讲了话，很好，我很高兴。我在内心中祈祷着，好好活着吧，活着，看着，有看头。
2007年2月13日于北京兰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