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组19座晋侯墓，排列基本有序，如此完整且世代相接的西周诸侯墓地，其发现与发掘堪称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称晋侯墓地的发掘是考古学者对20世纪的极出贡献决不为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中的8座墓惨遭盗掘，这无疑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另一种劫难和耻辱。在愤慨之余，我们仍要高度赞赏考古工作者对其中11座未盗墓的保护和发掘，高度评价以马承源先生为首的上海博物馆领导抢救晋侯青铜器的义举。这次研讨会也正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表达对他们的衷心感谢。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第149页）。11座未盗墓的发掘、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抢救、“晋国奇珍——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和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举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段令人心痛历史的一种迟到然而是必须的补赏。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说：2002年仲春，在山西省文物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晋国奇珍——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这次展览荟集了晋侯墓地出土文物的精华，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西周时期晋文化的概貌。
李伯谦教授给予曲村——天马极高的评价。他说：晋侯墓地保留下了丰富的信息，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有的青铜器尚刻、铸有铭文。……从1993年至2001年先后发表了6次发掘简报，随着资料的陆续刊布，晋侯墓地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巳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通过研究，通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我们得以开阔思路，取长补短，对晋侯墓地的认识不断加深提高，在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方面有了更为成熟更为明确的看法。……我们论证晋侯墓地，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在5组主墓出土的青铜器上有6个晋侯的名字……由于铜器铭文确定的结果和按照父子相继规律由M8晋献侯为基点上推结果完全一致，从而证明，晋侯墓地9位晋侯从早至晚确为父子相继关系，最早一位晋侯确为晋侯燮父，最睌一位晋侯确为晋文侯仇，9组晋侯墓确为从晋侯燮父至文侯仇的9位晋侯及夫人之墓。
晋侯墓地的发现和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解决了历史上一些难解之谜，纠正了文献有关晋国历史记载上的一些失误，极大地丰富了晋国史、晋文化乃至西周考古的内容。由于文献记载的阙失，对于周代墓葬有无墓祭和墓上建筑，争论巳久。晋侯墓地的发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墓祭现象早已存在，而且连续不断，但至少在西周时期尚未出现墓上建筑。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多次兵戎相见，但在西周时期两国有无关系却一无所知。楚公逆锺在M64晋穆侯墓中的出土，证明至迟在西周晚期晋、楚已有交往，从而将两个大国的关系史往前推进了200年。
（4）超绝的青铜器文化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考古，出土青铜礼器共有400余件，其中礼乐之器占绝大部分，为300件左右。这些青铜器以超绝的技艺、超凡的器形，为世人展示出晋先人深邃的智慧和工艺水平。特别重要的是出现了前所未有和未见的器形。其中包括：
1、鸟尊，为高冠凤鸟形，造形生动，背上有盖，盖上立一鸟形纽。
2、猪尊，猪体硕壮，四足平踏，背上有园形口，上有园圈形抓手。有铭文“晋侯乍旅”，一在器盖，另一却出在腹外底铭，出乎寻常。……为西周首见。
3、兔尊，有两种形制。一种，兔作匍匐状，腹部中空，兔背有大喇叭口，足下有矮长方形圈足；一种，兔作行走状，腹部中空，兔背上开长方形口，口上有环纽器盖。令人感兴趣的是盖内粘有树叶状物，这或许与酿酒有关。
4、立鸟人足筒形器，分有两层，上层为筒形器腹，有盖，平顶，上立一鸟形抓手；下层为方座，方座内有两个小铃铛，四面各附一人形足。其形制是否与天园地方和鸟通天地的思想有关？另外，出土的三足瓮和绳纹双耳罐亦为第一次发现。M64的兽面纹铙在西周墓葬中极少出土，其甬部分设的四道扁平棱脊，更为仅见。
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器类齐全，食器、酒器、乐器一应俱有，并在数量和组合上表现出的共性和自已的特性。青铜礼器是“明贵贱，辨等列”的物化标志，数量的多寡和组合的类型都反映出墓主人身分、礼制规定和时代的特征及其变化。前贤曾系统研究了商周青铜礼器的组合，提出殷代是“重酒的组合”，周人是“重食的组合”这一重要论点。从晋侯墓地青铜器的数量和组合看，晋国礼器呈现出的是“重食加重乐”的特点。晋侯墓地中，几乎所有的侯墓都是鼎、簋、甗的组合，几乎所有的夫人墓都是鼎、簋组合而无甗。与西周其他地区鼎、簋、鬲的核心组合不同，整个墓地青铜器“重食的组合”是以鼎、簋为核心并辅之以甗的体制，这反映出晋国既遵从西周的重食文化，同时又有自已的创造。按照周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从晋侯墓地出土的情况来看，与周礼的规定不尽相同，且又几无整齐化一的规律可寻，这可能正是晋国乃至西周的实情实况。
在墓葬中，水器组合的发展规律一般是：即从盘、盉到盘、匜组合，是有盉无匜，有匜无盉。而晋侯墓却无此规律，它是盘、盉组合与盘、匜组合共存，且晋侯墓多使用盘、匜组合，妻妾墓多使用盘、盉组合。在西周墓葬中，盨出现时无簠，簠出现时盨已风光不在，似乎给人以交替递进的感觉。这或许也是晋国青铜器组合的特色之一。
时至今日，西周王陵仍未现眼，西周各诸侯墓葬仍难再现时代的完整连环，排列如此有序、出土文物如此壮观的晋侯墓，对于历史和学术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众多器物美仑美奂，青铜器更是夺人眼目。作为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它为古代青铜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造型上，出现了迴异于流行式样的独特样式，如鸟尊、猪尊、兔尊和立鸟人足筒形器；数量和组合方面，重食器与重乐器双重并列；装饰风格上，其图案繁缛与简朴并行，而立体装饰的运用，则几达炉火纯青的境界；铭文方面，记载了以往未曾发现过的晋侯之名或字，出现多种记时历日，特别是晋侯稣种所刻355字，在半个世纪中最为重要。其铭文至少有三大贡献，一是记载了以往未曾发现的晋侯之名或字，包括M33的晋侯马、M91的晋侯喜父、M1的晋侯、M8的晋侯稣和晋侯酥和晋侯、M64的晋侯邦父。其中只有“稣”于文献有征，其余5人名均不见于典籍，这对西周晋侯系谱的真正建立（既与文献有联系又能有区别的系谱），其意义就格外凸显；另外还有晋叔钊父（M64、M93）、晋姜（M13）、休（M64）、楚公逆（M64）叔钊父和柏姞（M63）等一批颇有研究价值的人名。二是晋侯“稣”钟上所刻335字的铭文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出土最重要的铭文资料：（1）记载了一场由周王亲自统帅，晋侯稣前方指挥的大战役；（2）有六条天象日历的记载，并出现了文献中有组全文中第一次出现的“旁死霸”；（3）铭文不是一般的铸铭，而是西周晚期以前的所未有的刻铭。M62出土的一块白玉牌，背面刻满工整秀丽、刀法熟练的绳头小字。可见晋人的刻字功夫极深。用什么工具刻制，也是一大悬念。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对中国的冶金发展史作出新的估计。三是铭文中有多种记时历日。这也是前所未见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学者著文，在晋侯墓葬中，晋侯稣编钟是超凡脱俗的最重要的器物，它上面所刻355字铭文，均用尖锋锐刀的利器刻凿，且笔道熟练，非一日之功偶然而为之。铭文完整记载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开始晋侯稣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记载了厉王亲征的光烈，弥补了史料的阙佚；铭文所记载的月相和日干，也密合于一月四分说。晋侯稣钟共16件，其16件上的铭文全是用利器刻凿的，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尚是首例。16件编种共刻铭文355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7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4件编钟排列顺序没有资料可循，而且形成两类器形。第一类为大钟，纹饰浅而细，两铣较斜，甬上有旋而无幹。第二类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两铣稍斜，甬上有旋有幹。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对铭文就有种种的探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刻凿；也有以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等。因此，上海博物馆在整理编钟时，先从研究文字入手，而后文字通读无牾，再按照文辞先后排列编钟序列，然爱检验音阶之和谐。结果发现，前8件为一组，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后6件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连在山西的最后2鈡，也是8件成一组，最后2小钟音阶应与前6件钟相协，两组编钟共16件。郘钟铭文云“大钟八肆”，按八枚为一肆，共六十四枚，原当和曾侯乙编钟规模相似。晋侯稣编钟随葬共两肆。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云：“半为堵，全为肆。”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十六枚为一虡，是西周晚期制度。晋侯稣编钟是为一虡之数。从晋侯稣编钟纪年剖析的结果来看，晋侯穌编钟所记载的月相和日干，好似为一月四分月相说和定点月相说长期讨论，作了一个异常明确无误的结论，所谓定点月相说是不真实的。单从这一点来讲，晋侯稣钟的铭文就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这一切皆证明，晋侯稣编种铭文的内容确实非常重要，它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正月八日开始晋侯稣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同时也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烈，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从年代学来看，周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得到了确证，以前的所谓厉王在位二十三年说都是臆测。同时铭文还说明了《史记》有关西周晋世家排列的定位有问题，晋侯稣不在宣王时，而是在厉王时，反推到以前的世次，也颇有问题，但俱体怎样只得留待以后考古发现的文物来补充了。铭文还证明，周王室和晋的关系比较密切，晋侯稣的军队几乎成了周王室的宿卫军，而王室直接控制的武装如大室小臣和车仆的部队都跟随晋侯稣作战，这在其它铭文中是没有先例的。晋国很忠诚于王室，平王东迁，晋文侯亲自以武装护送。《尚书》有《文侯之命》，说“汝多修，扞我于艰”，是说文侯军功很多，捍卫王于艰难之时，救王室，诛犬戎。在晋侯酥编钟铭文中，可以看到晋国效忠王室的具体历史记载。还有，在全篇铭文355字中，新见的铭文单字则有11个。在一篇铭文中，出现这许多新字是非常少见的。又如铭文中的淖淖列列等辞，在金文中也均属初见。
（5）琢玉绝品盖古今
晋侯墓地，出土的琢玉绝品，像超绝的青铜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将给予人们一种全新的感受。
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是晋国的奇珍之一，是丰富多彩的、琳瑯满目的，称得上绝品出世盖古今。在9组19座晋墓中，有一座墓就出土了玉器近800件，令人惊叹的是晋侯墓地竟如此藏珍纳宝。玉器分礼器、佩饰器、丧葬器等；它是高贵品贱等级的标致物，因此它从新石器时代发轫，经夏商周，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今日，一直为人们所钟爱。玉制品的形制也是多式多样的，有几何形、象器形、象生形等。礼器有玉琮、玉璧、玉钺、玉戚、玉戈、玉罍等。晋侯墓地出土的一件兽面纹玉琮，外径7厘米，内径6.3厘米，高5.9厘米。灰白夹淡褐色，园筒形，外璧凸起四棱角，上饰宽弦纹两道，中腰有凹弦纹一道，以四棱角为中线刻抽象兽面纹，兽面上有云雷纹，当为良渚文化孑遗。有2件玉璧，外径24厘米，内径6.8厘米，厚0.45厘米。玉色呈黄、绿、褐、青灰、白等斑驳色，素面无纹，置于墓主人腹部，当含某种特定宗教意义。其出土玉戈数量较多，大部分形体较小，多与其宛佩矫组合用作佩戴。其出土的佩饰品所占数量最多，也是最为精彩的品类。大型佩饰如三璜双环双玦玉组佩、四璜联珠玉组佩、四璜四珩联珠玉组佩、五璜联珠玉组佩、六璜联珠玉组佩等，其他佩饰又有玉环、玉珩、玉人、玉龙、玉虎等等。其M63一组佩饰由45件玉璜联结而成，结构气派非凡，同时为西周玉璜的佩系展示了确切的根据。又如M31玉牌联珠组佩，长67厘米，由654件玉牌、玛垴珠、料珠组成，玉牌呈梯形，正面饰龙纹，上端与背面穿以6串玛瑙珠，其上合并为3串玛瑙珠，下端侧面与背面系挂9串由白色玉珠、绿色玉珠、红色玛瑙珠分别组成的珠端，缤纷绚丽，夺人眼目。此类玉牌过去不知何用，如今才得以明白。其出土的丧器主要有缀玉覆面、玉琀等。缀玉覆可多至79件，还有的以双层缀玉覆面。其中有一组缀玉覆面采用48件玉片组成人面纹，中间五官由各种形状的24件玉片组成，周围环以大小相近的24片梯形带牙齿的玉缀，然后再缝缀在布帛上，真可谓意匠独到、豪华富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