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装饰手法变换多样，既有写实性的龙纹、凤鸟纹、龙凤纹、虎纹、马纹、牛纹、羊纹、鹿纹、猴纹、鹰纹、蛇纹、龟纹、鱼纹等，亦有几何性的卷云纹、鳞纹、重环纹、螺旋纹等，既有双龙连体，亦有人兽复合，既有阴刻、浮雕，亦有透雕、园雕，具体象与抽象结合，想象与装饰协调，创意新颖，工艺超群，达到了奇手巧技追鬼神的意境。有一件玉马，长7.7厘米，宽1.2厘米，高5厘米，白色略泛灰，园雕，站立状，身体园润，饰双钩阴线云纹，稳重安静。马首肌肉刻画细腻，比例准确，具有较强的真实感。又一件玉戈，长36.2厘米，厚0.6厘米，黄褐色，长援起脊，内上一穿，内两边有宽齿，内上双面刻相同纹饰，均为一侧面人头怪兽图案，以尾支地作踞坐状，臣字目，云形大耳，园鼻下出一内弯的大僚牙，下颌一缕重足的长髯，一手捋髯，足皆作猛兽利爪形。技法以双勾隐起阳线为主，以阴线为辅。怪兽头发细密如丝，每毫米并列5——6根线条，令人叹服。仅此一例，足见西周玉器水准之高超，真是“动人真色不须多”。还有一组气度轩昂的玉组佩，神秘莫测的玉龙人，造型奇特的玉龙，线条流丽的盘龙纹玉环，构思奇异的怪龙纹玉璜，大角优美的玉鹿，姿态各异的玉牛，写意味浓的玉牛，憨态可掬的玉熊，藏头缩尾的玉龟，朴实雅致的玉鼓，不禁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慨。在晋侯墓地中，还出土了不少明显具有商代风格的玉制品，如玉熊、玉牛、玉鹰、玉鸮等。《逸周书·世俘解》：“凡武王俘商，（得）旧玉亿有百万。”其中可能就存在周代的战利品，被周王赏赐给了分封的诸侯。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尉撰文，说：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带给我们不少新的认知。首先，汉代以前的玉器过去由于西周一环较为薄弱，使得整个链接显得不太完整，而晋侯墓地等出土的玉器将这一缺环加以了弥合，令早期玉器的发展演变环环紧扣，流传有序，并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和评价这一阶段的琢玉历史。其次，由于晋侯墓地历经西周早中期之际至春秋初年，墓葬排列规整，演变序列清楚，王世基本明确，物器种类较全，这就为玉器的断代分期研究提供了可靠标尺，此阶段的传世玉器也可借以找到自巳的归宿。再次，晋侯墓地出土的玉器不论在形制、纹饰、琢工上均较商代大大推进了一步。不仅大量繁复组合的佩饰和覆面为前代所不见，还有想象奇特的人兽复合纹、龙凤组合纹等尤为独创，而技艺上除了把商代晚期的双勾阴线发展为其中一线斜磨的手法，形成西周典型特点外，在线条运用上也较商代的朴拙凝滞来得婉转流暢，更富有韵律感，显示出琢玉技术和水平的提高。
（6）无与伦比的历史定位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伯谦，在《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一文中写到：晋侯墓地的发现和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解决了晋国历史上一些难解之谜，纠正了文献有关晋国历史记载上的一些失误，极大的丰富了晋国史、晋文化乃至西周考古的内容。……它的发现对于西周晋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提交的论文《晋侯墓地墓主之再研究》还特地选出已发表的晋侯及夫人墓中出土的铜壶、附耳铜鼎和陶牛并进行形制分析，排出了其演化序列，且与已知年代的其他墓葬出土或传世的同类器物作了对比，所得结论与第五次发掘简报和刘文、徐文的论断基本一致，这一成果已被《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的阶段成果报告（简本）》采用，成为确定西周列王年代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一书出版之际，不少专家学者为此书写了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庆捷，在序文中指出：是20世纪90年代，我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曲沃县曲村搞了6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十年间，发掘了9组19座晋侯和夫人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铜器、玉器、陶器等随葬品，有的铜器铭文中还有晋侯的名字。据铭文，9组墓葬的国君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代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从2000年起，还发掘了一批陪葬墓，有的墓也出土了带铭文铜器。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确证了该地是晋国始封地，而且使晋文化考古与研究，进入更高境界，使学术界对“晋文化”全貌、特征、分期诸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关于晋侯墓及墓主人的考订，对推定西周列王的年代起了重大作用。……晋侯墓及其出土器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订西周列王编年的重要依据，已有不少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从艺术、工艺角度讲，青铜器和玉器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或是方兴未艾。……可以预言，它将成为“晋文化”研究的一块里程牌，推动全国的“晋文化”研究。
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在序言中撰文：面积近11平方公里的天马——曲村遗址，从1979年开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进行了十余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了数万平方米的居住遗址和近千座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晋国墓葬，它们与侯马晋国遗址一起，架构起晋文化发展历程的始终。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西周时期的物质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千古之疑被一一冰释……西周时期的晋国，史料阙如，晋侯墓地的发现对从事晋文化、晋国史乃至西周史、先秦史研究的学者来说，不可或缺。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晋侯墓地的测年作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说晋侯墓地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在序言中说：晋文化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最主要的一支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它与南方地区的楚文化分别代表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大区域文化，以此二元耦合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然而对于春秋以前的早期晋文化，由于文献记载和文化遗存的缺乏，人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找寻和探究早期晋文化，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大课题。上世纪的9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发掘队，在山西南部曲沃县的天马、曲村一带展开了多次考古发掘。先后发掘、清理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最为重要有9组19座，系西周早期至春秋初期的历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这些墓葬世代相接，依据其随葬的遗物，不仅可以探寻和发现早期晋文化的发展、延续轨迹，而且对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也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年代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晋侯墓地丰富的考古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