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执国，晋人大快，这是主流；不可否认，亦有一股旧势力，正在发生骤变。绝大部分人倒向重耳，支持文公，则有少数人顽固不化，在伺机谋害文公。像寺人勃鞮，管银小吏头须，则主动求见文公，谋释前嫌；而吕甥、郤芮思想反复，悔纳文公，阴谋作乱。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公即位后，遂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叛乱事件。吕甥、郤芮，相与谋商，欲率家丁造反，夜焚公宫，烧死重耳，另立他人。吕甥、郤芮自感身单力孤，朝中无人可与相谋，思来想去，惟寺人勃鞮，乃重耳之深仇。今重耳即位，勃鞮必然惧诛，此人胆力过人，武艺超群，可邀与相谋。使人召之，勃鞮随呼即至。吕、郤告于焚宮之事，勃鞮没有多想便点头应允。于是三人歃血盟誓，约定二月初一，乘月晦举事。勃鞮阳奉阴违，暗自思量，初奉献公之命，去伐蒲城，又奉惠公所差，去刺杀重耳，这是桀犬吠尭，各为其主。今日惠、怀已亡，重耳即位，晋国方定，百姓大欢，再干这伤天害理之事，一是大逆不道，二是自已罪加一等，势必被杀，我不如戴罪立功，去向文公出首。于是便暗自去公宮，报门求进。文公恶勃鞮两次加害自已，不予接见。狐偃劝谏说：“主公新立，正宜捐弃前嫌，广纳忠告，不可拒之。”重耳气度非凡，心胸恢宏，豁达纳谏，立即召勃鞮进宮。勃鞮进的宮来，并不谢罪，但只拜口称：“贺喜！”文公问：“寡人嗣位久矣，汝今日方称贺，不已晚乎？”勃鞮说：“君虽即位，未足贺也。得勃鞮，此位方稳，乃可贺耳！”文公诧异，屏退左右，勃鞮近前，把吕、郤宻谋全盘禀告了文公，进而出谋说：“主公不如与狐国舅微服出城，请秦国出兵，再平晋乱。臣请留绛城，为诛二贼以作内应。”狐偃对文公说：“事不容缓，臣请从行。国中之事，子余必能料理。”文公叮嘱勃鞮：“事关重大，当谨慎从事，事毕孤当重赏于尔。”文公与狐偃，在勃鞮离去后，遂轻车简从，潜向秦国去了。赵衰不负重耳厚望，在第二天早朝时，便传喻下去：主公偶感风寒，卧床静养，诸大夫不必上朝，亦不必入寝问疾。吕甥、郤芮，闻喻大喜。至期，率家丁火烧公宮，且又大喊：“不要走了重耳，杀死重耳者，必有重赏！”刹时，火光冲天，没有多时，公宫被烧成了废墟。吕甥、郤芮二人，在废墟中搜检尸体，却不见重耳的骨骸，心中正在疑虑，勃鞮仓忙来报：“赵衰、魏犨等人已帅兵前来救驾，我等若不很快离开，便有不测。”吕、郤听了，遂即撤兵，出了绛城。二人问：“怎么办？”勃鞮说：“重耳肯定逃往秦国，我们不如也向秦国追去！”三人追到河上，没有追着重耳，吕、郤心中狐疑，前无去处，后无退路，便在河边停留了下来。勃鞮说：“自献公以后，晋君几次废立，皆出自秦国。况且二位与秦君原有旧识，今假说公宫失火，重耳焚死。去投秦君，迎公子雍立之，重耳虽不死，亦难再入矣。”吕甥说：“吾与秦君虽有王城之盟，但今日去投，却不知秦君肯容纳否？”勃鞮说：“吾当先往致意，如其应允，即当皆住。如其不许，再作计较。”勃鞮涉河，来到王城，觐见了秦穆与文公，说出真情。秦穆与文公合谋，设计诱杀了吕甥与郤芮，一场动心惊魄的叛乱就这样兵不血刃给于平息了。
（4）文公修政，施惠百姓
公元前636年，周襄王16年，晋文公元年的春天，秦穆同晋文在王城，诛杀了叛逆吕甥、郤芮之后，晋文重耳向秦穆再次拜谢，在赵衰、狐偃、臼季、魏犨等人的迎驾下，又一次渡过大河，回到了晋都绛城。百官朝贺，国人大喜。文公执国，雄材大略，抱负恢宏，开始了他安邦定国之治。
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文公治国该以何为始呢？他从治乱伊始，从安定入手，记取“惠、怀误国，惠、怀弃民”的教训，修明政治，施惠百姓，以达到国泰民安。众大夫皆曰：“修政，天下纷纷，首要的是治乱，而治乱首要的又是人心安定，社会稳定。”胥臣、魏犨提出除恶务尽，说：“火烧公宮，只诛了元凶吕甥和郤芮不够，一定要斩草除根，决不能留下后患！”赵衰进谏说：“惠、怀以严苛，诛里克，杀七舆大夫，失去人心，主公宜更之以宽，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文公从其言，乃颁行大赦：“改恶从善，既往不咎。”吕、郤党余甚众，只见赦文，不见行动，心不自安，私下议论，以讹传讹，谣言四起。结果闹得人心慌慌，一些元老旧臣也惴惴不安。由此，文公心忧，从亡诸贤也为此心急。就在这个当儿，一天清晨，劫银小吏头须叩宮门求见。文公方解发而沐，闻之没有好气地说：“此人好生大胆，劫吾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乞食曹、卫，旅途困顿不堪。今日尚有何脸面见寡人？”门吏如命以辞之。头须不但没有离去，反而问门吏：“主公是否正在沐发乎”门吏闻之亦惊问：“汝何以知之？”头须回答说：“主公正沐发，必然俯首躯躬，其心必覆，心覆则出言巅倒，故而我之求见拒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勃鞮，得免吕、郤之难，为什么就不能容一个小吏头须呢？头须此来，非为自已求主公宽宥，赦吾劫财之罪，而是有安国之策进献。主公若拒之，我头须从此而逃矣。”门吏把头须的话如实地禀报告文公。文公自言：“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寡人拒见头须，吾之过也。”于是立即召头须进见。头须见到主子，叩头谢罪说：“小吏贪心，劫公子钱财，致主公受难，罪该万死！”文公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站起来说话。”头须站起来，前进了一步问：“主公知吕、郤之党几何？”文公紧缩眉头说：“为数众多也。”头须进谏说：“我听百姓议论，吕、郤余党自知罪重，主公虽颁行大赦，他们仍在怀疑观望，主公当思以安抚之策！”文公问：“安抚何策之有？”头须说：“臣下有一策献上！”文公说：“快快講来。”头须说：“臣劫主公之财，使主公饥餓；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巡而用臣为御，使举国上下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之不念旧恶，而群疑则自释之。”文公听后，点头称善，他自忖自想：能用头须御车，再用勃鞮御戎，岂不更能释疑吗？于是，他讬言巡幸，让头须赶车，勃鞮护驾，在绛城内外，巡视数日。吕、郤之党见之，私下纷纷议论，说：“勃鞮追杀重耳，头须劫君之藏，皆是十恶不赦之罪，文公皆能舍弃前恶，不究其怨，我等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自此，谣言讹语，消声匿迹，人心安定，社会安宁，为文公修政奠定了基础。
文公在彻底平息吕、郤叛乱之后，把修明政治，施惠百姓，提上了议事日程。他，聚会百官，商议修政大计。对大家说：“自骊姬乱国，至惠、怀弃民，晋乱历四世、三几十年。拨乱世，反诸正，该从何做起呢？”赵衰说：“拔乱反正，承平百年，乃修政治国平天下之首务。我们在齐国滞留时，就听管仲讲过：‘理乱在上也。’上治则下治，上不治则下乱。而上之为治，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治乱必须君明臣忠。”臼季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治乱何嘗不是如此？治乱要令出法随，而令出法随关键又在用人。”狐偃说：“天下无常乱之国，而国无不理之民。只要我们君臣同心，上下协力，便无不治之政，亦无不治之国。”赵衰说：“齐桓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其最重要的是举贤任能，任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管仲为相。因而要治乱、修政、治国，必须建官惟贤，位事惟能。使能，国之利也。”臼季说：“荐贤举能，齐之鲍叔为我等做出了表率。齐桓欲使鲍叔为相。鲍叔辞之说：‘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管夷吾莫孰。’齐桓问：‘为什么？’鲍叔答：‘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有五：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敢，这五方面，吾皆不如管夷吾。’于是，齐桓任管夷吾为相，齐国大治。”文公说：“寡人栖居狄国12年，客居齐国7年，对齐桓拜管仲为相，齐国从乱到治、从民贫到国富，从民心散到人心齐，从偏居一隅的傍海国家到称霸中原的强国，是深有感触的，他们修政治国的实践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效法的。同时，齐桓逝世，公子乱国，失去霸权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文公博采众贤士建言献策，以他周游列国的丰富阅历，及其艰难困苦的意志历练，与耳闻目睹实践积累的广博知识，发扬和继承列祖列宗的文治武略，在政治上，选贤使能，任用百官。他在官员任用上，十分重视昭明旧臣中有功的家族，友爱亲戚，重用贤良，任用好人，尊敬有地位的人，奖赏功臣，孝事老者，礼遇宾客，亲近故旧。使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这十一族，担任朝廷内的官职；任各个姬姓中的贤者，担任绛城内的官职；任异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边远县邑的官职。同时，又对从亡的狐偃、赵衰、胥臣、魏犨、先轸、狐毛、颠颉、贾佗等8大臣，根据其才德高低和功劳大小，分别授与卿、大夫之职；对惠、怀时期的栾枝、郤溱、士会、舟之侨、荀林父、郤步扬、韩简、家仆徒等几十位元老旧臣，有的原职原位不动，有的做了个别调整，基本上做到了全部留用。在百官授职时，他重视建立法规和制度，确立官员遵纪守法，行使国家的权力，宣明德教，按规章办事，鼓励褒奖好样的，惩处违法失聀的。他认为，政由正起，职官廉洁清正，百姓就纯朴敦厚。文公如此关注政治清明，这也就难怪历史上，评价他任职百官，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仕竞于教，其大小职官无缺位，为晋国富国强兵、称霸诸侯，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权班底。在财用上，他强调节用裕民，善藏其余，明确规定：王公享用贡赋，卿、大夫靠采邑生活，士人靠公田生活，一般平民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百工和商人靠依附的官史生活，皂隶靠其职务的大小生活，家臣靠大夫的加田生活。这样，就做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在经济上，他主张必先富民。富民在于丰财，丰财在干务本，务本在于发展农桑，发展工商贸易。在举措上，他废除旧的法令，实行轻徭薄赋，减轻赋税，舍弃禁令，宽宥囚徒，广施恩德泽惠，把国有库存分给财产少的人，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资助没有财产的人，关照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给穷困的人指出发家致富的正路。在发展工商边贸上，他非常重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发展农桑、发展工商、发展与列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为此，他十分强调：减轻关税，清除盗贼，让道路暢通无阻，鼓励通商，宽免农夫劳役，奖励农耕，并劝说人们要互相帮助，节省费用，让资财富足等举措的贯彻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