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晋国就一分为二，出现了曲沃、翼侯两个对立的政权。曲沃从桓叔到武公，父死子继，三代矢志不移，攻灭晋侯。晋侯象走马灯似的一连换了五个，也没有阻挡住曲沃祖孙父子的凌厉攻伐，直到公元前678年，晋缗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一举灭掉晋缗侯，列于诸侯，才实现了统一，结束了长达67年之久的晋国内乱。历史上谓这段历史，为曲沃代翼，亦称武公代翼。
记述曲沃代翼这段历史，不能不从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说起，亦不能不以曲沃武公伐灭晋缗侯为终止。其间的风雨历程是这样走过来的：
（1）晋穆侯起名风波
父亲为儿子起名，叫什么不叫什么，那是自己的事，不碍别人的事，别人何许去论短说长呢？可是，晋穆侯为太子起名曰仇，为少子起名曰成师，却在晋国引发了一场风波。晋大夫师服却说：“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今嫡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
对师服之说，历史上多有说法。据《史记会注考证》，《左传》云：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史公易之以仇者雠也数语。据查，韩非子主道篇云：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杨权篇也说：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名自命也，物自定也，盖名自命也，物自定也，后世刑名之言，师服无此语也。凡此几说，都强调了“名定”、“物定”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名定”、“物定”是自已的事情，他人无须过问，更不能为之非议。谁又能料到师服却反说正着，给说准了呢？晋昭侯以后晋乱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了师服之说是对的。这难道就能说师服之说是科学预言了吗？
（2）晋昭侯事与愿违
公元前746年，正当晋文侯踌躇满志，对外勤王，辅弼平王；对内平逆，翦除殇叔，政治清明，国内大治之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突然患病，撒手人寰，驾鹤西去。
文侯骤然离去，使太子姬伯措手不及，没有精神准备，且又没有经过政治历炼，于公元前745年，匆匆忙忙登上国君之位，是为晋昭侯。
在晋昭侯即位之时，国内有一股政治势力，欲立其叔父桓叔。桓叔又名成师，是晋穆侯的少子。昭侯畏其叔父之强大，把曲沃邑分封给了桓叔，其目的是把桓叔“赶出”绛城，以求得国内平定安宁。他哪里知道，这一分封却适得其反，其叔父不仅闹的他不得安宁，而且一乱即乱了六世晋侯。正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所写到的：“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晋六世）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有人说，《诗经·唐风·扬子水》是晋大夫潘父勾结曲沃桓叔反晋的一首诗。这里我们不妨把该诗全文抄录于下，逐段加以分析，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唐风·扬之水》：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文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诗论家评说这首诗是晋大夫潘父勾结桓叔搞阴谋政变的诗。如诗中写作者“素衣朱襮（红色衣领）”“素衣朱绣（红色绣花）”，可见不是普通百姓，应是士大夫一类的人物。“从子于沃（曲沃）”“从子于鹄（曲沃邑）”，“既见君子（指曲沃君）”及“我闻其命（政变的命令），不敢以告人（政变的密秘）”等诗句看，作者肯定是这次政变的知情人，也可能是跟潘父到曲沃商量政变事宜的随从者之一。但是，他虽是潘父的随从，却是忠于晋昭侯的，所以他巧妙地借“诗”揭发了这一政变阴谋，留下了这首诗歌流传在晋地。我们今天把这首诗歌，与潘父在公元前740年弒昭侯的事件联系起来，说他联络曲沃桓叔搞阴谋政变，当是准确无误的。
据考，扬之水即今之白水。白水在曲沃景明、白水村之间，出自绛山，又名绛水，近来又有考古学者说绛水即晋水。由此证明，今之曲沃即成师封沃之古曲沃。
（3）桓叔封曲沃反晋
自桓叔封到曲沃以后，加速了晋国两股政治势力、两个政治集团的明朗化。随着明朗化，一部分人麇集在晋昭侯的麾下，维护着晋公室的利益；一部分人群聚在曲沃桓叔的周围，蓄积力量，伺机在攻灭翼政权。
从桓叔说来，自昭侯封他于曲沃，就犹如放虎归山，给了他一座山林、一个反晋的基地。他若在国都，他的一言一行，皆在国君的监督之下，他只能暗地行事、谨慎行事，从不敢疏忽大意、不敢明目张胆，而今到了曲沃，有了自已的一片天地，干什么也不须躲躲闪闪、藏藏掩掩了，他招兵買马有了自已的甲兵，他可以公开派出使者去联络那些反晋势力，以曲沃为大本营与翼侯作对、较劲了。
桓叔自有了曲沃这个反晋的大本营以后，他更加勤奋好学、更加注意修德、更加关注同志士仁人加强联系、加速往来了。在这一方面，刚刚即位的、年幼无智的晋昭侯是无法同他相比的，他与晋昭侯比较起来，晋昭侯可谓乳臭未干，才疏学浅，缺智少谋，更缺少政治历炼，而他呢，老而好德，见多识广，老谋深算，且又经历了穆侯、殇叔、文侯三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历练。难怪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里评价他“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而晋昭侯呢，正好与他相反，他所具有的，晋昭侯都没有，他与晋昭侯有天壤之别。《诗经·唐风》十二首诗中，有一首曰《椒聊》，古今学者多以此诗是讽刺晋昭侯的。其《序》曰：“《椒聊》，刺晋昭公（侯）也。君子见沃（曲沃桓叔）之强盛，能修其政，知其繁衍盛大，子孙将有晋焉。“毛诗、郑笺及孔疏及尊此说，而且被认为“三家无异义”。又如孔颖达的疏曰：“《邶风》刺虐，则曰‘携手同行。’《硕鼠》刺贪，则云‘适彼乐国。’皆欲奋然而去，无顾恋之心……”再如《诗序》云：“《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时也。”朱熹《诗集传》亦称：“国乱民贫，男女有失其时而后得遂其婚姻之礼者。”其朱子又云：“唐，古国名，乃帝尧旧都之地。位于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即今山西省中部、南部一带。周成王灭祁氏（尧之后裔）后，封弟叔虞为唐侯。因南有晋水，改国号曰晋。其地土脊民贫，勤俭质朴，有尧之遗风。”
曲沃桓叔在上面所述的背景下，经过几年的殚精竭虑，不断的修明政治，不断的励精图知，积蓄了反晋伐晋的力量，就在这个时侯，即公元前740年，晋大夫潘父与曲沃桓叔相谋，杀死了晋昭侯，准备迎桓叔入晋，桓叔也准备入晋，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昭侯之遗臣发兵攻桓叔，桓叔兵败而还归曲沃。对这一历史事件，《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晋昭侯）七年，晋大臣潘父弒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指翼）。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这一记载，为曲沃第一次反晋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