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郜元宝先生
元宝,你写的那篇文章,我看到了。此前就听朋友说你要写个东西,看了之后才知道你写的是个什么东西。不管写的怎么样,我都要说,你肯批评我,是看得起我。你念旧,我也念旧,在这样的文章里,你都不忘说当年我到上海,咱哥俩怎样在一起喝酒吃饭,我怎样的“洒脱达观”。看到这些地方,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元宝毕竟是元宝,人善良,心肠好。我还要补充一句,在上海,跟你和复旦的其他朋友们交往,我心里对你们是很敬重的。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恭恭敬敬地听,不懂的地方还要问一问,单怕漏下了什么。我这人,没什么学问,但有一样可贵的地方,就是我敬重有学问的人。这,我没说错吧?
你的文章叫《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还有个副题叫《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崇胡贬鲁”之风》(见《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你批评的不是我一个,而是当今的一种风气,只是我和我的书,撞在了你的刀刃上,你才砍下来祭你们的旗:你们的“文化的逻辑”,你们的“现代中国少数值得珍惜的传统资源”。你是为公,不是为私,仅仅为了批评我和我的书,不值得你,或你不值得劳这个神儿。
看的时候,我一边看一边不由得感叹,元宝不愧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不愧是文艺理论家,不愧是鲁迅研究的专家,就是有学问,就是懂逻辑,是理不是理都能说成理且头头是道。就是你嘲讽我的那些话,比如说我“将鲁迅逐出中小学课本,确可使他升为古往今来神界凡间第一等不忍者,或许申报诺贝尔和平奖都委屈了他”。我看了只有觉得好笑而没有一丝的反感,觉得元宝真是可爱,即便生了气,也还要送我个诺贝尔奖;不像我平日写文章,怎么刻薄怎么来,就是生了气,连这种虚拟的声誉也不给对手。真的,我一点都不反感。我只是想着,看元宝能教我点什么,让我在观点上有所修正,在资料上有所补充,至不济,在写文章的方法上能学上两手。
可是元宝,我失望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得到的只有一个感觉——你这么年轻,这么好学,怎么思想就这么僵化,见识就这么陈腐,说理就这么专横,连文章也越写越差了呢。当然,你是好人,这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一本书,二十六万字,你一上来就说,“翻开《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一种古怪的三段论推理赫然在目”,大前提是什么,小前提是什么,结论是什么。然后说,“稍具中国现代学术史和学术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三段论是怎样的蹩脚,怎样的不可信,“从纯逻辑立场看,他的结论预先就不能成立”。
接下来的论述中,只要我说到一个大的概念,你必用一个人或一件事,将它击破,说绝非如此;我若说到一个人或一件事呢,你必用一番大道理将他或它碾碎,说不足采信。
兹举两例。书中用了“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么个概念,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就和一个人名儿一样不过是个称呼,我只是说他们大致的群体特征,从没有说过凡属这个群体的人都怎样,可你看你是怎样批驳的:
什么叫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英美都一样吗?不也有克莱顿大学或类似克莱顿大学毕业的方鸿渐甚至比“小方”更不如的角色吗?
我明明说的是一个群体有怎样的特征,你却说一个人怎样;说就说吧,第一个证据却是钱书小说《围城》中的克莱顿大学和方鸿渐先生。照你这么说,这世上是没有共性这回事的。如果我说一句中国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你会举一个贪污外逃的高官来否定吗?
再举个事例。在本书的最后一节,我用统计数字说明,中学语文课本上选的鲁迅的文章太多了,这个多不是相对意义上的多,而是绝对意义上的多。除过毛泽东,一般作家不过一两篇,鲁迅是十七篇。你既然说“现代中国……罕有可与鲁迅、胡适比肩的”,说到这儿就该想到,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学课本上一篇胡适的文章也不选,现在选了一首诗,从数量上说也绝对不相称,可你不这样想也不这样说,只是一味地斥责韩石山:
我倒想请教石山,不喜欢鲁迅是你的权利,安知中小学生就一定和你一样不喜欢呢?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现代文学中不选鲁迅,还有什么作家更值得入选?永远让中小学生在荷花荡、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的秦淮河里捉迷藏吗?
照你这么说,中学课本上该全选鲁迅的作品,什么孙犁(你说是荷花荡,我理解该是荷花淀)、朱自清、俞平伯,统统都该剔除净尽。
我做那样的统计,是真的查了书,说那样的感受,是我当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员的切身体会;我就是再蠢,也不敢说我代表了中国的全体中小学生。我若说了这话,你用上面的驳斥法,只要举出一个小学生喜欢鲁迅,就可驳得我体无完肤。只是我要问一下元宝,你怎么知道中小学生和你一样喜欢鲁迅呢?“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笃定会这样回答,“如果中小学生不喜欢鲁迅,怎么中小学课本上会有那么多鲁迅作品”?
以上说的是你的道理。
这些,实际上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能不能从你这儿学上点什么。你是当今的博士,我不过是个过了气的老大学生——我上大学的时候,你大概小学还没毕业吧。我是真心想从你这儿得到点什么,或是受到点什么启示,丰富我残缺的知识,开启我愚钝的心智。不知是我不配,还是你不屑?没有,一点也没有。有的只是轻蔑,只是呵斥,还有那个让我摸不着头脑的“究竟如何”。你就真的一点也不体谅我偌大年纪,还有这样的求知之心吗?
你的文章中说到,胡适和鲁迅因不同的原因而同样“深陷于政治”,若要将两人做个比较,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差异,才能就其相同点来比较。我得承认,你说的在理,直可说是高言谠论,让我心折服。我赶紧往下看,看胡、鲁在同一事项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又有着怎样的相同。你不说,只说这正是韩石山所忽略的。为了说明我是怎样的忽略,你用了一连串的反问,为了让读者看出你的反问多么咄咄逼人,我且将它们按诗句的形式排列如下:
胡适、鲁迅和自由主义及其文化渊源的关系究竟如何?
二人和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及反对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胡适的包括言论在内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
鲁迅通过文学甚至局限于文学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
我承认,你说的这些,我不是忽略了,是真的不懂。我不懂你懂,你懂就好好地给我往清楚里说,你说清楚了我就懂了,可你又不往清楚里说,只是一个劲儿地问“究竟如何”。究竟如何得你说,我要是能说出来,还会把书写成这个样子吗?
这些,也都不算什么,你没有这个义务嘛。你的博士生那么多,自家的事儿还顾不过来,哪有闲情教我这样的老朽。你不能因为要驳斥,就一切立论都和我的倒着来,拧着来。我说胡适身上民主自由的成分多些,你说,不,还是鲁迅的多:
胡适在留学期间认真研究过美国的民主政体,但他对西方民主的文化渊源及其现实处境并无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固然可以代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但自由主义思想绝不能到胡适为止;鲁迅虽然不赞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言论,但鲁迅的思想行为中并非没有可以与自由主义相通之处。早期鲁迅甚至对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端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有过相当深入的了解。这些学术界的共识是值得注意的。
读了你的这段话,我只能得出结论,胡适虽说在美国多年,但他对西方民主的文化渊源并无系统深入的研究。鲁迅虽说没去过西方,只在清末留日几年,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却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而比这个高峰还要高的高峰则是鲁迅。
元宝,我就是再无知,能信这号鬼话吗?不信你把你这套说辞,说给你的学生们听听,看他们谁会信你的这号鬼话。
再如,我举了种种事实,说明鲁迅的思想有落后的地方,心理有阴暗的地方,是一种病态的人格。你说,呔,你懂什么,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思想政治上的“进步”与否,如同石山所特别关注的心理上的“光明”与否,人格上“健全”与否,并不能做文学判断的唯一标准。中外(特别是日本)“鲁研界”早就阐明,作为始终根基于文学的启蒙者,鲁迅的思想恰恰好像是“落后”的,心理恰恰好像是“阴暗”的,人格恰恰好像是“病态”的——但这恰恰是鲁迅的可贵之处。如果在思想上始终以“进步”标榜,如果害怕提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国人心理的“阴暗”,如果在人格上始终假装“公允”,怎么会有鲁迅那样披沥真心的文学?
我们说思想就是说思想,说人格就是说人格,并不与他的文学成就相关联。你是说思想就说他比胡适还高,说成就是“谁人能比”,等到说这人格心理上的毛病了,又拿文学说事,说这恰是他老人家成为一个伟大文学家之必需!他的毛病不独不是毛病,恰恰是他的闪光之处。
还有一句话,我看了很是沉痛。现在许多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在体制上做些努力,你也大加嘲讽,说他们是“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这像个有责任的文化人说的话吗?且容我问一句,如果有一天中国真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中央领导同志的公开讲话中已露此端倪),你又何以自处?
元宝,咱是在讲理,不是在抵羊。
总之是,我的厚厚的一本书,几乎一无是处,说几乎而不说全无是处,是因为你还给了他一个“好”字:
崇胡贬鲁,是近年很有市场的一种声音。在有些人比如石山那里,胡比鲁高,胡比鲁可爱,要胡适而不能要鲁迅,已成不刊之论。石山更进一步,把零散的观点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把许多人躲躲闪闪对鲁迅的贬低索性挑明,推到极致,确实达到了耸动视听的效果。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帮助大家把各种崇胡贬鲁的宏论看得更分明,知道它们并非像表面那样莫测高深。
一贯敢想敢说的石山先生,这次毋宁做了件大好事。
我做的好事,不过是证明了我和我的同道们共同的浅薄。
元宝,咱们不说我的书了,我的书确实一无是处,咱们平心静气地谈点别的,好不好?你是安徽人,和胡适算是老乡,你真的认为你的这个老乡就那样不给你争气吗?你真的认为胡适在人身自由、民主政体上的见识反在鲁迅之下吗?你真的以为“从一九一八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到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鲁迅的成绩谁人能比”吗?你真的认为在那么长的时期内,中小学课本上选那么多的鲁迅作品,而对胡适的作品一篇也不选,是人心之所向吗?说了那么多年鲁迅,就不该让我们的人民认识胡适的价值吗?你是大学教授,真的不认为该在你或别的文学教授的课堂上,是作为一个人物而不是作为一种政策的赐予(比如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别的什么的陪衬(比如鲁迅的陪衬),多给你们的学生讲讲胡适吗?
过去我认为“鲁研界”被陈漱渝那样的人把持着,只要那一茬人退了,情况就会好些;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因为陈漱渝之后还有郜元宝,郜元宝不光比陈漱渝年轻,还比陈漱渝更迂腐,更蛮横。但我一点也不气馁,我知道我还要作怎样的努力,怎样的战斗。借用鲁迅的一句话就是“战斗正未有穷期”,咱哥俩不定什么时候还会遇上的,到时候我们都不要手软。
不说了,这次什么都不多说了,再说你也不会听我这样的破坏你们的文化逻辑的论者的话的。末了我只想说一句,但愿你或许会听从,就是不管各自的年龄如何,各自的地位如何,也不管各自操持的理念如何,仅仅作为一个读书人,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