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最没有想过的，就是当个批评家。学的是历史，不研究什么，当个作家还说得过去。当个批评家，想想都哑然失笑。
也不能说一点也不喜欢批评。批评接近考证，有种寻根究底的感觉。
我喜欢的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是批评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自从《谁红跟谁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出版后，我决计金盆洗手，专注于此前早已选定的课业，在《李健吾传》、《徐志摩传》之后，再写几部文化名人的传记。
然而，真要把手洗净也不容易，于是有了收在本书前面的十多篇文章。
后面的那些文章，有的是书评，有的是序文，还有的是与记者的问答。《李国涛的读书与写作》等三篇是写批评家的，收在这里，绝不是凑数；较之那些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我更喜欢它们。当然也不必否认，另有一个用意是想让人知道，韩某人并不总是那么面目狰狞，有时还是笑嘻嘻蛮可爱的。
《传记文学的深度透视与平面叙述》、《我将继续生活在亚洲》和《近三十年来汉语句式的倒流现象》，是我在德国、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参加文学交流或文化交流会上的发言稿。
还有一篇要特别指出，就是那篇《大雾里的人生》，它是我读阎宗临先生中篇小说《大雾》后写的书评。小说写于一九三四年，出书在一九四二年，我不可能读到；是阎先生的公子，也是我的学长守诚兄，寄来让我写的。阎先生早年与鲁迅有交往，后来赴欧留学，获博士学位，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阎先生是我的老师，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只是我福分太浅，没有上过他的课。我入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了，此后一天课也没上，直到四年后毕业（其时学制是五年）；他代的世界史，要在三年级才有。
我当年的心志，是要成为一个像阎先生那样的学者。
谁能想到人世无常，时运播迁，却成了一个寒酸的文士！
是为序。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九日于潺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