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今文渊源》给刘绪源先生的信
绪源先生：
大著《今文渊源》收到有些日子了。收到后曾通过电子邮件告知。知道这是您的一部重要著作，加上去年曾发来的电子文本（上编）未能细看，现在出书了，我是定然要认真拜读的。偏巧，就在收到大著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要住院治疗旧病，每天上午输液，输液一躺就是三四个小时，带本什么书好呢？几乎想都没想，就装上了您的《今文渊源》。起初两天，觉得这是你的幸运，让我有时间从容地领略你的思想与文采，后来才发现，此乃我的幸运。让我有这么一个整块的时间，系统地学习您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散文这一文体兴衰得失的研究成果，还有你缜密的文思、轻灵的笔调。
我是三月十四日（星期一）住院的，今天是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再一天就两个星期了。初住院的几天，跑来跑去做检查，没顾上多看书，此后每天输液，就有时间专注看书了。可以说，这本书是我平躺着，手举在眼前看完的。我看书有勾画批注的习惯，要勾画或写字了，就侧过身子，像条大虾似的屈起腿，将书本抵在膝盖上画几道子，或是写几个字。几天后看完，隔上三两页就有红笔画的痕迹和写的批注。现在，就根据我读书时的批注和思考，谈谈我对这本书，亦即你的“谈话风”散文理论的看法。
首先，让我感慨不已的是，您的文思之细，写法之新，几乎是在常人做不出学问的地方做出了学问，而且还这样的耐人寻味。先说文思之细。“谈话风”本是新文化运动中散文写作尤其是小品文写作的一个文体特征。您把它提炼出来，赋以理论的意义，以之统领这一时期散文写作的整体历程。不是笼统的概括，而是细致的梳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都有具体的分析与界定。以流派而论，分作三支，胡适是以学生为对象，鲁迅是以论敌为对象，周作人是以朋友为对象，各有特定的口吻，亦各有特定的路数。对周作人一派，更是深入探究，又有俞平伯和废名两大支派。细细演绎，流风不绝，以至于今日。俞氏浑然圆融的文体风格，当今承其余绪者有金性尧、纪果庵、周劭、鲲西、谷林等辈。废名晦涩凝练的风格，仿习者则有沈从文、何其芳，还有汪曾祺、林斤澜、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人。不管这些人是否真的有这样明确的师承关系，乍看之下，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幅清晰的现代散文的宗谱图。研究一门学问，建立一个理论，就得这样深文周纳，左右逢源。这是大本事，不佩服不行。
再说写法之别致。报刊的专栏文章，时间有限定，字数有约束，而您能将之散漫地写出（下编不无散漫的痕迹），又连缀成谨严的书稿，真是够新奇的了。不止于此也，主要的还是用“谈话风”来写研究“谈话风”的文章。跋文中您说过，您就是要把这本书写成“轻灵可读、文学性强但又充满学术创见的小型专著”。想到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看完全书，又反复揣摩，我得承认，你是做到了。这是一幅现代散文的宗谱图，也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现代散文史论，诚如鲲西先生在序文中所说，它本身不是文学史，但它的视点将来必有助于文学史的编写。我还要补充一句，较之那些粗疏庸劣的文学史来说，它本身就是一部精致的文学史！
扭回头来，还要说的是，为什么我要说这是在常人做不出学问的地方做出了学问。“谈话风”这一文体风格，可说古已有之，我们平日在文章中常见的“如承馨”、“娓娓而谈”，不都是说一种文字的风格吗？只是人们在用这些词语时，将之当做一种形容或者说比喻，很少能想到，这是一种时代的风尚和理论的胚胎。您如此郑重地提出，又如此严密地论证，也就使之有了理论色彩了。所以我才说，这是大手笔、大本事。
不过，我也不是没有看法。当然，前面的也是看法，但这儿说的是不敢苟同的看法。
我以为，按您原来的思路，这本书会更精彩，也会更严谨，但您受世俗之见的影响（也许不是什么影响，而是您的固执之见），使原本完美的理论框架有了欹侧之势，甚至有了坍塌之虞。比如由胡适的一清如水、明白晓畅的风格，到周作人的简单而有涩味的风格，脉络是清晰的，说是文体的进步，文字的成熟，没有人敢说不是。而您偏要拉出个鲁迅，将之作为三足鼎立之一足。谈话风的流派区分标准是谈话的对象，这一提法极具创见。既将胡适、周作人、鲁迅说成“是中国现代谈话风散文的三大重镇”（第66页），总得给他找个不同点。一找就找见了，便是“鲁迅的谈话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他的敌人”！（第91页）
请问，跟敌人的交锋，也叫谈话吗？当然也可说是谈话，只是这种谈话的火药味太浓了吧？所谓“唇枪舌剑”庶几近之。
再就是，以我之见，鲁迅的文章，犀利有之，深刻有之，什么什么均有之，独独没有的，恰是这种谈话风。谈话风的底蕴，是感情的亲近，语调的和婉，至少也是诚心把道理说个明明白白。这些要素都是鲁迅文章不具备的，甚至可以说，他写的就不是真正的白话文。这一点，他自己就供认不讳：“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是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写在〈坟〉后面》，您书第88页引用了）“懒而且忙”自然是谦词，没有做到，或者说没有做到“谈话”的份上，则是确定无疑的。还有后面谈到“幽默”的成绩时，说了林语堂，说了钱书和梁实秋，多周全，多精到，偏偏补上一笔：“如果我们不在讽刺与幽默间划一道鸿沟的话，那么，我以为，真正第一位的幽默家，其实还是鲁迅。”（第158页）
绪源兄，前面我说看书时，我作了许多勾画与批注。您想知道我在这一句旁边批了句什么吗？批的是“什么都要将鲁迅尊为第一，怕鲁老爷先就不认这个账。”我还想到一句话，没有写在书上，是“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夏志清是夏志清，而刘绪源只会是刘绪源了”。老兄，我说这话一点也没有挖苦您的意思。当今文化界，像您这样文心细如发，又勤勉如园丁的文化人，实在是太少了，和我有交往的就更少了。我们都到了这个年龄，实在应当拿出结结实实的学术成果了。怎么能因一时的世俗之念而玷污乃至毁弃了一个完美的学术成果呢？别说您说的这些鲁迅不具备，就是有，该不该这样说还要三思而行呢。毕竟鲁迅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
绪源兄，我是很喜欢您这个人，也很喜欢您的这本书的。这么多天看这么薄的一本书，在我，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就是不住院，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三天五天，我也会细细地看这本书的。去年说想为您写一篇文章，您已将“谈话风”的几篇发过来了，总不忍心做什么“酷评”，也就没有写。后来将一篇小文改了题目，发在《文学自由谈》上，算是交了差；但总觉得欠着老兄什么。写此长信，可说是弥补我先前的歉疚吧。
此书您精心校对，极少差错，看起来很舒心，但仍偶有疏漏。如第二百一十二页顺数第二行：“我曾本书……”“曾”字后脱一“在”字。第一百九十一页倒数第九行，提到《欧阳文忠全集》，我总觉得别扭，怕不确定，在网上查了，要么说《欧阳文忠公文集》，要么说“欧阳修的《文忠集》”，不能用这样的书名。还有一处不敢确定，提出供您参考。第一百二十九页顺数第五行：“讽刺每趋于酸腐，去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前说“酸腐”，后说“酸辣”，不太协调，是否前者也当是“酸辣”？
写得不少了，数了数，已十页。手都酸困了。再说一句，真的敬重您，喜欢这本书，才写这么多，才这么写。不必赌咒发誓了，那不是我们之间说的话，只是希望我的一点建言能对您以后的学术研究有些微的助益。祝
春祺
韩石山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