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八次检阅1100万红卫兵，创世界检阅史奇观
进入1966年，天安门广场上已是风云变幻。
“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化教育领域开始。在积蓄云雨的时日中，极富政治敏感的青年学生，无疑是最易发动也是最具冲击力的主力军。
6月，红卫兵组织迅速遍布全国大中学校，他们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招牌统统被砸。天安门广场也曾被改名为东方红广场。
8月1日，毛泽东写信坚决支持红卫兵，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扎军皮带成为红卫兵的流行服饰。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当时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那股无限忠于领袖的革命豪情，全部化成了颂扬“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狂热行动。一支又一支由红卫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涌向广场，他们各自圈出一块不大的地方，卖力地表演起来。男女队员的着装都是清一色的草绿，女红卫兵们或扎着两支齐刷刷的小短辫，或梳着甩向脑后的歪把儿辫，这是当时风行的“红卫兵发式”。伴奏的乐队往往只有一支短笛，一把二胡，一只口琴，如果能有一架手风琴就算是高档乐队了。在那个年代里，如此简单幼稚的演出，千篇一律的节目，竟然还能吸引很多人前来围观，而且看得津津有味。
8月18日，为庆祝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开启了世界检阅史的奇观。
会议预定早上7点30分开始，红卫兵们已在广场上等了一夜。
凌晨5点，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金水桥上，身穿绿军装向红卫兵挥手。
他对身边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立即引起滚雷般的欢呼声，此后不仅成为各大媒体热传的经典语录，也成为全国人民行动的“最高指示”。
天安门城楼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紧随毛泽东身后。这次检阅除了林彪、聂元梓发表讲话，没有举行游行。在城楼上，毛泽东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为红卫兵运动注入了动力。
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的师生“一律免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红卫兵战士在天安门广场表演革命歌舞。
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争先恐后地奔向北京，而北京的学生则纷纷奔赴外地，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从县镇到城市都成立了接待办公室，吃住行免费接待“毛主席派来的小客人”。学校停课，工厂停产，行政机关也停止办公。所有的人都被裹挟进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和11日、11月25日和26日7次在天门广场接见红卫兵。3个月共接见达1100多万人次，创造了古今中外空前的奇迹。
40年后，《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撰文回顾了1966年10月18日，与150多万红卫兵一起亲历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按理说，明天要接受检阅了，头一天夜里要好好休息一下才对，但红卫兵们个个兴高采烈，根本就没心思睡觉。他们整夜都一边唱着革命歌曲，一边跳着忠字舞，时不时地狂呼：“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接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佩戴着红色的“红卫兵”袖章，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50华里，汇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迎着冉冉升起的红太阳，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还纵情地唱着“举红旗，擂战鼓，赤胆忠心闹革命，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是主席的红卫兵。”
——历经一整夜以及一上午的极度兴奋，有些红卫兵相互依靠睡着了。时针指向1点30分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大家知道“最最幸福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席地而坐的人们纷纷站起来，神情焦急地翘首向远处张望。
毛泽东乘坐的敞篷汽车终于在长安街的尽头出现了。我迅速取景，希望能拍到一张“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敞篷车上向红卫兵挥手”的照片。但令我失望的是，当车队从我面前驶过时，毛泽东双臂低垂，神情凝重，两手做鼓掌状，眼睛微微眯起注视着正前方，既没有微笑，也没有挥手，只是端坐在汽车上……
林彪坐在第二辆车上，他眉头紧皱，似乎在专注地想着什么。倒是随后一辆车上的“旗手”江青有些“神采飞扬”的样子。
她满面笑容地不断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亲切地向红卫兵们致意。
当检阅的9辆敞篷汽车向远处飞奔而去时，我突然发现周围有几个正在打盹的红卫兵还没醒过来。我急忙将身边的两个女红卫兵叫醒。她们睡眼惺忪地问：“毛主席来了吗？”
周围激动的欢呼声让她们感到一定是坏事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睡着了呢？怎么能把千载难逢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给耽误了？
车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后，红卫兵们便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热泪盈眶地把“最最幸福的时刻”记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红卫兵们还在一起比谁写的“最”字最多，“最”字最多的人就意味是“最忠于毛主席”。
我发现那两个因打盹而没能看到“红司令”的女红卫兵，也在跟着大家一起记下“最最幸福的时刻”。
“你们俩明明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能记下‘最最幸福的时刻’呢？”我拍完照片后，和她们开起了玩笑。
“李记者，您千万可别说我们睡觉了，也别说我们没有看到毛主席。是红卫兵战友们推选我们作为代表来北京的，没能亲眼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回去怎么向那些在校坚守岗位的战友们交代呀！”两个女孩小声地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看着她们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倒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
“谁说你们睡觉了？你们不是亲眼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神采奕奕地在向你们挥手吗？看，你们眼里现在还含着幸福的泪花呀。”
我这么一说，她们立刻破涕为笑，只是眼眶里仍含着一汪泪水。
……
李振声所记述的检阅过程应该是真实的，但是今天回味起来，只剩了苦涩。
历史终于翻过那癫狂的一页，天安门广场也不再倾斜。“红卫兵”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的上空，所发散出怪诞而刺眼的光亮，已经深深嵌进人们记忆的底片，永远无法剔除。
那些当年造反的“红小鬼”，如今也是花甲之人了。倘若中国再度重现足以癫狂的土壤，相信，第一个站出来说“不”的，就是他们！
二、天安门城楼——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文革”期间，中央高层对外发布信息的渠道很少，主要由“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承担，重要新闻则是新华社统一发通稿。那时电视节目单调而乏味，况且普通家庭也买不起电视机，一般人也就是看报纸、听“话匣子”。
在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中央有些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重要信息，希望告知世人，常常由天安门城楼“客串”媒体之责。那会儿的天安门不像今天这么闲在，“五一”、“十一”庆祝游行和联欢晚会，各种突然而至的集会、游行和夹道欢迎接二连三，曝光率极高。更为微妙的是，谁人在城楼上露面了，谁人消失，谁人位置发生变化，谁人谈笑风生，谁人又抑郁寡言……人们会据此多方揣测，试图顺藤摸瓜，解读高度机密而又变化多端的时局。外电更是趁机深挖浅掘，时不时爆出靠谱或根本不靠谱的新闻“炸弹”。因而那时，人们把天安门城楼看成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天安门城楼就扮演了披露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特殊角色。不过，有些是官方有意为之，有些则是不留神走漏了风声。
例如，新中国的头号盟友无疑是苏联，但是前四年的国庆大典，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一个苏联的高级政府代表团露面，斯大林更是踪影全无。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中苏关系尚有暗河难渡。
1954年新中国成立5周年国庆，刚刚上任不久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站在正中央，谈笑风生，人们看出中苏关系正处于繁花盛开的季节。赫鲁晓夫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与中国关系走热正是他外交路线的体现。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赫鲁晓夫第二次登上天安门，虽然也是站在正中央，却与毛泽东貌合神离，相互少言寡语，脸色沉郁。此时的赫鲁晓夫内外交困，他在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对中国的事情也多有指责，甚至横加干涉，拒绝在核技术上进行援助，撤走大批苏联专家，此后又与中国进行公开大论战。中苏两国从兄弟变仇敌，让世界大跌眼镜。
“文革”期间中国高举“反帝”“防修”两面大旗，中苏关系达到冰点。
直到30年后苏联解体，中俄关系才缓过劲来。
登上天安门次数最多的外国元首，要算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了。中柬两国具有传统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时代，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特别是1970年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后，西哈努克亲王长住北京，中国重大节庆随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显示了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反美爱国运动的支持。直至2012年10月离世，亲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准确次数究竟是多少，恐怕没人统计过。这成为中国同柬埔寨人民友谊的一段佳话。
1969年3月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极为紧张。为避免苏、美合力夹击中国，毛泽东谋画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出现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早在1936年，斯诺就冒险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红色政权，与红军众多将领成为朋友。那时的中共还很神秘，世人知之甚少。斯诺写了一部《毛泽东传》，又将所写关于苏区的新闻通讯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斯诺也因此成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斯诺的着作，曾三次接见他。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度来华访问。
天安门城楼上，斯诺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以显着位置刊登了这幅照片。
遗憾的是，美国政要并没有读懂中国的意图，甚至连斯诺也认为只是对他本人的破格接待。或许中美不同民族对行为艺术的理解差异过大，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得不推迟了。
多年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荣誉。”
其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激战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想趁隙而入，曾千方百计示好中国，以孤立苏联。先后通过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等国抛出橄榄枝，直到1971年7月9日中午12时35分，基辛格乘坐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波音707飞机，秘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那个震惊世界的时刻才真正到来。
同是1971年，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故事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震惊。
5月1日晚，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际劳动节焰火晚会，中央领导照例要在城楼上一一亮相。
在中心主桌，靠近广场的外侧东西相对的两个座位，是为毛泽东和林彪预备的。里侧从东到西依次是西哈努克亲王、国家代主席董必武、莫尼克公主。晚会开始，几个人相继落座，唯有林彪的座位空着。
见不到林彪的人影，周恩来焦急万分，如此重大场合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到场，必然会引起种种猜测。果然，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准备来了，也没有打招呼。
周恩来再三用电话催促，林彪才慢悠悠走来，到自己的座位。他身裹军大衣，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没有和任何人握手、寒暄，包括毛泽东。他一言不发，呆呆地望着广场。
摄影记者围拢过来，希望能抓拍一张伟大领秀神采奕奕、谈笑甚欢的场面，显然时机未到。但是就在人们愣神的工夫，林彪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也就是说整个晚会，林彪的座位基本都是空着的。
幸好没有电视直播，普通人是无法看到这泄露天机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