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被动的孤独，还记得这幅画面吗？天地间纯洁而寂静，周遭的森林黑影幢幢，万籁无声，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唯有一轮明月铺洒在飘着鹅毛大雪的江面上，江面无他，一叶扁舟，一个披着蓑衣戴着笠帽的老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垂钓这一番寒冷幽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无法想象柳宗元是如何只用这简单无奇的二十字，把后人带入这幽静寒冷的景静与他孤独决然的心境：在“千山”“万径”毫无边际的宇宙洪荒中，在“鸟飞绝”“人踪灭”的绝对寂静中，“孤舟”“独钓”的诗人体验的是怎样的情绪？这不是空灵剔透的禅意，不是孤傲高洁的光辉，而是深深的孤独与绝望。《江雪》作于柳宗元贬官永州司马任上，作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主角，宦海浮沉、政治失意的痛苦也许仅能换来几句世道不公的牢骚，几句生不逢时的感慨，而如此孤独与绝望的情绪不禁让人困惑，柳宗元到底经历了什么？探究“永贞革新”后“八司马”的遭遇，其所经历的不仅是改革受挫、贬官偏远的身体受累，更是社会舆论的不谅解——整个士大夫阶层对其贬官并非同情抑或惋惜，而是认为其在道德上有所缺失，贬官实为罪有应得，这深扼心房、无法排遣的孤独与绝望，不仅是贬官蛮荒、无人唱和的交际孤寂，更是为人、为官不被群体认同的心灵枯竭，而这种枯竭也最终导致其在六年后卒于柳州贬所。
有主动的孤独，在社会的价值观与自身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主动寻求脱离社会以保有自己价值判断的独立性。这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士大夫对出与处、仕与隐的选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士大夫阶层产生之时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自我孤独与自我隔绝，这种孤独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主体在衡量孤独的痛苦与违背自身价值观的痛苦后，两害取其轻的结果，其中有挣扎，也有痛苦，但更多的是“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段对话出自《楚辞·渔夫》，显而易见，真正的渔夫难以说出如此思辨的劝言，与其说这是屈原与渔夫的对话，不如说这是屈原内心正反两方意见的辩论，是屈原在取舍之间内心冲突的独白，更是用坚持自我战胜同流合污后永不言悔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暗示，“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死亡暂且不怕，更何况自我放逐的孤独！最后，他没有执着于孤独这种死亡替代，而是自投汨罗江，直接选择死亡。
更有主观寻找的孤独，其中蕴含着更多的怡然自得、超然物外，鲜少挣扎与纠结，孤独的主体更加享受孤独的状态，虽然远离社会，但却回归自然，从自然中寻得慰藉。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政治环境恶劣，玄学思想日盛的背景下，与死亡共同滋生的还有对孤独的追求，其中有避祸的心态，但更多的是面对黑暗社会后对美好山水的回归，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玄远，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放诞，更有“千古隐逸之宗”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适意。若说竹林七贤所特有的超然与放诞有些许避祸的原因，那么陶渊明虽有“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与世俗抗争的豪言壮语，但不可否认的是，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对孤独适应最好的文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许在陶渊明处，这不是孤独，而是对他最好的生存方式，是他自行选择最舒适的生存方式。
孤独，作为死亡的一种替代，恰如死亡一般，有时不是主体能够控制的横祸，有时却是主体在两相权衡下的抉择，有时更是主体主动追寻的生存状态。古人在体味孤独时为体味死亡做准备，可以被动，可以主动，更可以顺势而动，无所牵绊。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枯景
如果说离别是动态的死亡，孤独是静态的死亡，那么枯景则是死亡的背景或背景的死亡。中华文明常将景色的枯败与死亡联系起来，赋予前者以动态，赋予后者以悲哀。客观上说，枯景的营造确系动植物的死亡，但在对四季变化极为敏感的华夏民族而言，枯景本身就与死亡存在逻辑上的同理性，若以自然界的规律出发，若以死亡的时间性因素出发，那么人类的死亡无疑对应每日的黄昏与每年的秋冬，而正是这两个时间节点，多有枯景，多造枯景。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用十一个死亡的意象勾勒出一幅萧条、肃杀的秋暝图。
秋景萧瑟，生命的欣欣向荣、百花争艳在秋风吹索下万物凋零、木叶纷落，仿佛生与死，阳与阴间的界限，那么鲜明，那么突出。春主生发，夏主茂盛，秋主肃降，冬主收藏，因这秋景有从盛到衰的急转，秋在中华文明中天然地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秋主杀伐，自古如此。“春天定罪，秋天问斩”是延续千年的行刑古例，不是为死刑犯争取两季的时机，而是依古人的逻辑，问斩就应且只应选在秋季。在上位者讲求顺应天时，春夏万物生长，阳气旺盛，秋冬万物凋零，阴气肃杀，死亡与秋季相配，那么对死亡的执行也应秋季为宜。不仅如此，古代的君主多在秋季打猎，也多在秋季征战，翻翻《春秋左传》，诸侯间的征讨多安排在秋七月。此外，在中华文明的谱系中，秋天所对应的因素也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以阴阳五行配伍系统为例，秋对应五行之“金”、方位之“西”、色彩之“白”、生命之“衰”、人性之“义”、人情之“怒”、五音之“商”。商音，伤也，而悲伤也是秋的代名词，唐刘禹锡曾用《秋词》“自古悲秋多寂寥”概括中华文明千古悲秋的民族心态，而悲秋之叹肇始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凛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高潮于欧阳修《秋声赋》“悲哉！此秋声也。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这枯景悲伤也暗合死意。
暝色起愁，日出磅礴的光芒万丈在暝色笼罩下唯剩落日余晖的几缕散射，仿佛生命从壮烈走向寂灭，时间从光明走向黑暗，也仿佛死亡的迫近，时间的有限性极易触发人类生命有限性的合理联想，“日落西山”，因与死亡过于相近，也早已从死亡的间接情境替代跃升为死亡的直接称谓替代。同样的，在中华文明的谱系中，暮（黄昏）所对应的因素也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暮对应四季之“秋”、五行之“金”、方位之“西”、色彩之“白”、生命之“衰”。如果说“秋”的枯景能催发“悲”的感情，那么“暮”的枯景触动的则是名为“愁”的那根神经。钱钟书在其《管锥篇》中阐述中国最早诗歌总集中即已存在“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的暮愁，并以“暝色起愁”概括暮愁，同时引清代许瑶光诗“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为佐证，而暮愁也自诗歌产生之初开始成为中华文明的抒情母题，有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也有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柳永的“思心欲碎，愁泪难受，又是黄昏”，也有辛弃疾的“最苦是，立尽月黄昏”，这种枯景愁绪也暗合死意。
如果说离别与孤独作为生命中的偶然事件，幸运的人也许终生未曾遭遇，但面对死亡时，他仍然有所准备，这归功于枯景的死亡替代，因为它的存在，人们在每年、每日、每个时刻都在感受生命的轮转，死亡的必然，无法逃避，但也始终适应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