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浴、艺伎与酒食，日本人对自我的约束虽然格外严格，但他们对感官享乐绝对宽容。只是享乐也必须有限度，不能纵情沉溺其中。于是，日本人把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像艺术品一样培养肉体的享乐，又牺牲享乐去献身于义务。
在本的道德准则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并且坚决地把私欲谴责为罪恶，要求人们把它从内心根除掉。古典佛教的教义就是如此要求的。不过，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享乐的宽容程度却是令人惊异的。日本是世界上闻名的佛教国家之一，但其道德伦理与释迦及佛典却是对立的。日本人满足私欲几乎不受谴责。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值得培养的好事。他们追求并尊重享乐，然而，享乐也必须有限度，不能侵犯人生的重要事情。
日本的这种道德准则经常使人们的生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印度人比美国人更能理解日本人容许感官享乐的意义。在美国人看来，享乐不是必须学习的，他们认为拒绝沉溺于感官享乐是在克制已知的诱惑。但事实上，跟义务一样，享乐也是需要学习的。在很多文化中，享乐本身并不需要经过学习，所以人们就很容易献身于牺牲自我的义务。有时极度限制男女间的肉体吸引，使家庭的圆满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威胁。在这些国家中，家庭是基于另外一些其他考虑成立的。一方面，日本人培养肉体享乐，另一方面他们又规定不能纵情沉溺其中。他们把享乐作为严肃的生活方式。这样，日本人把生活变得很难处理，他们像艺术品一样培养肉体的享乐，在品尝其中的趣味后，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中。
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肉体享受就是洗热水澡。从贫穷的农民、卑贱的佣人到富豪贵族，他们每天傍晚都要浸泡在滚烫的热水中，这是生活常规之一。最常见的浴槽是木桶，下面烧着炭火，水温可达华氏110度甚至更高。入浴前他们先把身体洗净，然后全身浸在热水中，尽情享受温暖与舒适。他们在桶中像胎儿那样抱膝而坐，让水浸至下颌。他们每天洗澡，像美国人那样重视清洁，享受这中间的艺术情趣，这是世界其他各国的洗澡习惯无法相比的。他们自己说这种情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浓郁。
城镇中，人们可以到像游泳池那样大的公共浴池中洗澡，并和澡伴说笑；农村里，妇女们轮流在庭院里烧洗澡水，供几家人轮流入浴。即使洗澡时被人看到，他们也不在乎。在上流家庭，洗澡也必须按照严格的顺序入浴。首先入浴的是客人，依次是祖父、父亲、长子，最后才是家里最下等的仆佣。出浴时全身像煮熟的虾子一样绯红。浴后，合家人聚在一起，共同享受晚餐前的轻松愉悦。
与把热水澡当做人生一大享乐一样，日本人也同样重视“锻炼”，其传统包括最严厉的冷水浴。他们通常称洗冷水浴为“寒稽古”（冬炼）或“水垢离”（冷水洗身锻炼），至今这种风俗仍然十分盛行，但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形式了。过去，他们必须在黎明前出发，要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之下。寒冬之夜，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往身上泼一些冰凉的冷水，这是非同一般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对这种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习惯进行了描述。如果有人希望能够成为获得医治疾病或预言未来的特殊才能，而又不想去做僧侣或神官，那么他就应该在寝前进行“水垢离”。凌晨二点钟，众神入浴的时间，还要起床再做一次。早晨起床、中午以及日落时都要各做一次。这种黎明前的苦行在那些急于学习乐器或其他手艺用以谋生的人中特别盛行。此外，人们为了锻炼身体常把身体裸露于严寒中。据说练习写字的孩子尤其要经受这样的锻炼，哪怕把手指冻僵或长冻疮。现代日本的小学里没有取暖设施，他们说这样有利于锻炼孩子们的意志，使他们将来能够忍受人生的各种艰辛。西方人对日本孩子印象更深的则是他们经常感冒、流鼻涕，因为这种习惯只能导致如此的结果。
日本人另一种爱好是睡眠，这也是日本人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不管用什么姿势，也不管在我们认为根本不能入睡的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舒舒服服地睡着。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对此惊奇不已。美国人把失眠和精神紧张看成是等同的状态，依据我们的标准衡量，日本人的状态应该是高度紧张的，可他们却能在任何情况下毫不费力地熟睡。他们晚上很早就睡觉了。东方各国很少有早睡的习惯。日落不久，日本的村民们就都入睡了。我们把早睡当成为明天积蓄精力；而他们早睡却并不是为了这样，他们没有这种打算。一位对日本人非常了解的西方人写道：“到了日本，你必须抛弃那种认为今晚睡眠与休息是为明天准备工作的念头，你必须将睡眠与解除疲劳、休息和保养等问题区分开来。”睡眠就像一项工作提议，是自成一案，与任何所知生死之事无关。美国人认为睡眠是为了维持体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计算一下昨晚一共睡了几个小时。睡眠的长短会告诉我们，白天可以有多少精力和多大效率。日本人睡觉却不是为了这些。他们只是喜欢睡觉，只要没人打扰，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入睡。
同样的，他们对牺牲睡眠时间也是毫不吝惜的。学生们准备应考时会通宵达旦地用功，根本不考虑充足的睡眠更有利于应付考试。在军事训练中，睡眠时间完全服从训练。杜德（Harald Doud）大尉曾于1934年至1935年间供职于日本陆军，他在谈及与手岛上尉的一次谈话时说，部队在演习中经常是连续三天两夜地行军，中间只有10分钟小憩和短暂间歇可以打个盹，其他时间一点都不能睡。有时候，士兵们边走边打瞌睡。有一个少尉在行军中睡着了，以至于撞到路边的木堆上，引得大家笑起来。等到回到了兵营，还是不能睡，士兵们又都被分配去站岗或巡逻。我问：“为什么不让一部分人去休息呢？”上尉回答说：“哦，用不着，他们都知道如何睡觉，现在不是要训练他们睡觉。”这些话简洁生动地表达出了日本人的观点。
在日本，吃饭跟取暖、睡觉一样，既是一种享乐式的休息，同时也是一种严格的训练。闲暇时，日本人喜好做各种菜肴来品尝，一道菜只有一羹匙的量，但却非常讲究色和味。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们又非常强调对吃饭的训练。埃克斯坦（G。Ecks-stein）曾引用日本一位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的最高德行之一”。吃饭被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吃饭只是出于维持生命的需要，所以，应当尽快吃完。对孩子们，尤其是对男孩，总是催他们尽量快吃，而不像欧洲人那样，劝孩子们慢慢地进食。训练僧侣的佛教寺院里面，饭前举行的感恩祈祷中，僧侣们必须把食品视为良药。换句话说，对于正在修行的人，吃饭不是一种享乐，而是必需的东西。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强行绝食是测试意志是否坚强的好方法。正如却暖弃眠，绝食也表示可以忍受苦难，就像武士“口含牙签”那样。一个人能够经受住绝食的考验，体力不但不会因热量和维生素的缺乏而下降，反而会因为精神的胜利而提高。日本人并不认同美国人所承认的营养与恢复体力的对应关系。所以才有战时东京广播电台对在防空洞内避难的人们宣传体操可以让饥饿者恢复体力和元气这类事情的发生。
虽然浪漫主义的恋爱与日本的婚姻方式和家庭义务截然相反，但它也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并已成为日本的一种习惯。这类题材充斥在日本的小说中。小说中的主角都是已婚人士，和法国的文学作品一样。日本人喜欢阅读和谈论的话题是为情而死。10世纪的《源氏物语》是一部杰出的描述爱情的小说，毫不逊色于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发表的伟大小说。该书讲述了封建时代的大名以及武士们的恋爱情感的故事，书中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在日本，爱情仍是现代小说的主要题材，这与中国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忌讳论及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性的享乐，避免造成人际间的很多纠纷，家庭生活也十分平稳和谐。
在这方面，和中国人相比，美国人要更能理解日本人。不过，这种理解是表面的。在日本并不存在对性享乐的许多禁忌。在这个领域中，日本人并不讲究伦理道德，但我们还是要讲的。在他们看来，“性”和其他的“人情”一样，只要把它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可以了。“人情”是无所谓罪恶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对性的享受讲究伦理道德。英美人认为日本人珍藏的有些画册带有淫秽的色彩，觉得吉原（即艺伎和妓女集中地）是个悲惨的地方。日本人一直十分重视这种评论。在与西方人接触初期，他们就十分关注外国人的这种评论，并制定了相关法律，以使他们的习惯向西方标准靠拢。然而，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能被任何法律消除的。
有教养的日本人完全知道，有些事情，在他们看来并不是那么的不道德和猥亵，但是在英美人眼中却是不一样的。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我们对“性”的态度与他们那种人情不能侵入人生大事的信条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难以理解日本人那样对待恋爱和性享乐的态度的根源所在。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日本人分得异常清楚，并且对两个范围公开而坦率。美国生活中则不是那样的，属于妻子的范畴是可以公开于世的，而另一个范畴就只能避人耳目了。日本人对待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属于人的主要义务的世界，后者则是属于不足挂齿的消遣世界。这种范围的划定“各得其所”，使得无论是家庭中的模范父亲还是市井中的登徒子，这两类活动都适用。和我们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的理想并不是把恋爱和结婚看成是一件事。我们所赞赏的恋爱是建立在选择配偶的基础之上的，结婚的最好理由就是相爱。婚后，如果丈夫与其他妇女发生肉体上的关系，那就是对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原本归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日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在选择配偶问题上听命于家长，会盲目地结婚。丈夫与妻子必须遵守清规戒律。即使在十分融洽的家庭里，孩子们也绝不会看到父母之间的性爱表现。正如某杂志中一位现代日本人所说的那样：“在我们国家里，结婚的真正目的是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其他任何目的，都只能是曲解结婚的真正含义。”
然而，这绝不是说日本的男人就只是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他们一有钱就会去寻找情妇。他们和中国有很大差别，从不把自己迷恋的女人带到家里，不会让她成为家族的一员。如果这样做，两种理应分开的生活范围就混为一谈了。他的情妇或者是精通音乐、舞蹈、按摩以及其他技艺的艺技，或者是妓女。无论是哪一种人，这个男人都要同情妇的雇主签订契约，以保证女方得到金钱报酬并防止女方被遗弃。他会为她另觅新居。只有在女的有了孩子，并且男人希望与这个孩子同自己家庭的孩子一起被抚养的时候，他才会破例地把女人接到家里来。这个女人进入男方家里后，不是妾，而只是一个佣人。孩子们把明媒正娶的夫人称为母亲，生母与孩子的关系不被承认。日本与中国那种已成为传统习惯的东方式的一夫多妻制有明显的不同。甚至是空间上，日本人对家庭义务与“人情”的处理都是泾渭分明的。
在日本，只有上流阶级才有钱包养情妇。大多数男人只是偶尔和艺伎或妓女玩乐。这种玩乐完全是公开的。妻子会为夜游的丈夫梳洗装扮；妓院可以把账单送给妻子，妻子要照单付款，看成是理所当然。可能妻子会对此感到不高兴，但也只能是自己烦恼。跟到妓院相比，到艺伎处玩乐花钱更多，但和艺伎玩乐一宿的费用是不包括性行为的。他所享受的乐趣就是欣赏训练有素、衣着入时、举止得体的美女的款待。如果男方想要进一步接触某一位艺伎，他就必须成为这位艺伎的保护人，签订契约约定这位艺伎是他的情妇；或者男方的魅力迷人可以打动艺伎自愿献身。当然，与艺伎共度一夜也绝不能排除色情之事，艺伎的舞蹈、风趣、歌谣以及仪态都是传统的，富有挑逗性，而且可以表现出上流阶级所不会表现的一切。这些都是人情世界中的事情，是对孝的世界的一种解脱。没有不去纵情享乐的理由，但在享乐的同时必须分清这两个领域。
妓女大都住在花街柳巷里。与艺伎玩乐后，余兴未尽的人还可以再到妓院去寻欢作乐。因为妓院所需费用低，没钱的人便满足于这种玩乐而放弃与艺伎寻欢。妓院外面都挂有妓女的照片，游客常常毫不避讳地当着众人长时间地面对照片品评挑选。妓女的身分低贱，地位不如艺伎高。她们大都是因家境贫寒而被卖到妓院的，没有像艺伎那样受过严格训练，懂得艺术。以前，在日本人还没有留意到西方人的非议，破除旧习惯之前，妓女会亲自坐在顾客面前，用毫无表情的面容面对着顾客，任其挑选肉体商品。现在则用照片取代了。
男人可以挑选一位妓女，与妓院签订合同，成为她唯一的保护人，妓女就变成了他的情妇，这种妓女受到契约的保护。对于女侍或女店员不签订契约就变成某人的情妇的，这种自愿情妇是最没有保障的。她们大都是经过恋爱才与男方结合的，被公认的义务世界排除在外。日本人在读到美国关于年轻妇女被情人抛弃，婴儿绕膝、悲伤失意的故事或诗歌时，他们会将这些私生子的母亲等同于日本的自愿情妇。
同性恋也属于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旧时代的日本，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上层人公认的一种享乐。明治时期，为了赢得西方人的赞许，日本宣布很多旧习俗为非法。那时，规定同性恋也要被惩处。然而，这种习惯至今却仍被认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郑重对待，只是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里，只要不对家庭关系构成妨碍。所以，虽然有日本男人自愿做职业男妓，也不必担心会出现西方人所谓的那种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变成同性恋爱者的危险。日本人对美国存在着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恋的被动角色感到奇怪。在日本，成年男子选择的对象是少年。成年人认为扮演被动角色是件有损人格的事情。日本人有自己的界限，他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而又不伤害自尊，只不过他们的界限与我们的不同罢了。
酗酒也是被许可的“人情”之一。日本人认为美国人发誓要绝对禁酒是西方的怪诞行为。对于我们地方上号召的禁酒活动，他们也同样看待。饮酒是一种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反对的乐趣，它只是一种微小消遣，所以正常的人绝不会被它所困。依据他们的观点，就像没有必要担心成年男人会变成同性恋者一样，也不必担心饮酒会变成醉鬼。在日本，酒精中毒也确实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愉快的消遣，所以，家庭和社会并不厌恶喝醉的人。他们不会乱来，也不会有人认为他们饮酒后会打自己的孩子。一般经常看到的是，他们纵情歌舞，挣脱一切严格的礼仪束缚，无拘无束地畅饮。在城市的酒宴上，人们则喜欢坐在别人的膝盖上饮酒。
古板的日本人对饮酒和吃饭是区别对待的。农村的宴会上，倘若一个人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会再喝酒了。他已经涉足另一个世界了，这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人们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有时也会在饭后喝酒，但绝不会边喝酒边吃饭，喝酒和吃饭要分先后享受。
日本人信奉的神也有如此明显的善恶两面性。最著名的神素盏鸣尊是天照大神（女神）的弟弟，是位迅猛的男神。他对自己的姐姐非常粗暴，这在西方神话中可能被称为是魔鬼。天照大神怀疑素盏鸣尊是怀着不良动机到自己的房间来的，想把他赶出去。但他放肆地胡闹，当大神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时，他就在天照大神的饭厅里随意大便。他毁坏稻田的田埂，犯下滔天大罪。更可恶的，也是最不被西方人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姐的卧室的上端挖个窟窿，从中放入“倒剥皮”的斑驹（即男性生殖器）。因为素盏鸣尊干了这么多坏事，他被诸神审判，处以重刑，被赶出了天国，流放到黑暗之国。然而，在日本，他仍是众神中一位讨人喜爱的神，受到了人们应有的尊敬。虽然世界神话中不难发现这样的神，但他却还是被高级的伦理宗教排除在外的，因为把超自然的东西划分为善恶两个世界，分清是非曲直，会更符合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始终明确地否认，德行包括与恶势力作斗争。就像几百年来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们一直阐述的那样，他们觉得这种道德标准不适合日本。他们极力宣布，这正证明了日本人道德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建立起一种道德标准，提高“仁”即公正、慈爱的行为的地位，将其作为一种绝对标准。把“仁”作为标准，能发现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的不足。他们说由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需要这种人为的手段来约束。对中国来说，这种道德标准是好的。18世纪伟大的神道家本居宣长就是这样宣布的。近代的佛学家及国家主义指导者们也以发表论著或举行讲演的形式来谈论同样的主题。他们说，日本人性本善，值得信赖，无须和自己恶的一面作斗争，只要洁净心灵的窗口并让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就可以了。他们容忍自身污秽，也很容易清除这些污秽，性善的一面会再度生辉。跟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相比，日本的佛教哲学都更加坚持人人皆可成佛的主张，道德标准不在佛经中，它是打开自己悟性和清净无尘的心灵之窗。那么，为什么要自我怀疑心灵中的发现呢？恶并不是人天生具备的。基督教圣经的《诗篇》中说：“我是从罪孽中出生的，还在母亲胚胎中的时候就有罪了。”在日本，没有此类神学，他们不会对人的堕落进行说教。“人情”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幸福，不应被谴责。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不该谴责。
听到这些，美国人会认为这种论点必将导致另一种自我放纵的纵欲哲学。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把履行义务看做是人生的最高任务。他们承认，报恩就意味着要牺牲个人的欲望和享乐。在他们看来，将追求幸福看成是人生重大目标的想法是令人吃惊的，是没有道德的。幸福仅仅是一种消遣，倘若郑重对待，把幸福与否作为判断国家和家庭的标准那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早就预想到，要履行“忠”、“孝”及“情义”的义务就要经常忍受苦难。虽然这会让人生充满艰辛，但对此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一些享乐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是坏事，但他们却要经常放弃，这是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得的。在所有美德中最为他们颂扬的正是这种坚强的意志。
日本人的这种传统也表现在描写现代日本战争的电影中。美国人在看过这些电影后会说，这是他们所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片。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自始至终这些电影讲的都是牺牲与苦难，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以及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在电影中是不会出现的。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的影片，都是一副格调：行进在泥泞中的军队，凄惨的苦战和胜负未决的煎熬等等。在银幕上，你不会看到胜利的镜头，甚至连士兵们高喊“万岁”的冲锋也找不到；看到的是深陷泥泞的场景，是夜宿中国小镇的场面，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而幸存者的代表，他们已经变成残废、瘸子或是盲人。再看到的是士兵死后，家人聚集在一起悲悼丈夫或父亲的场面，他们失去了维持生计的人，却仍然要鼓起勇气活下去。我们在日本电影中看不到英美骑兵动人的场景，也很少能看到描述伤残军人恢复健康的事例，电影中甚至连战争的目的都不会涉及。对日本观众而言，只要银幕上的角色无时无刻不在尽全力报恩，就已经足够了。因此，这些电影其实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制作电影的人知道，这些电影不会激起日本观众的和平反战情绪。
